北京故宮與武當山古建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孿生”文化遺產，它們是由同一個皇帝、命同一批建筑大師、率同樣的30萬之眾、按同一種建筑理念和法式，在中國一南一北兩個不同的地方建造的代表中國古代最高建筑水準的文化遺存。

“武當異日必大興”，這是武圣與先哲張三豐的一個預言。其實600年前當預言變成現實時，東方地平線上孿生了兩座龐大的文化建筑景觀，那就是北京的皇都故宮和秦巴的神都武當。這是一個歷史文化之謎，600年了，在回望中，我們會鉤沉出許多政治、歷史與文化的趣味與啟迪。

北建故宮，南修武當

當我們在翻閱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名錄檔案時，驚奇地發現，中國同時創造兩個或兩個以上文化遺產的帝王只有兩個，那就是秦始皇嬴政與明成祖朱棣。嚴格地說，秦始皇只創造了一個半文化遺產，除“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外，我們所看到的長城主體多是明代所修;而朱棣卻獨創并留下了兩個世界文化遺產，一個是故宮，一個是武當山古建筑。秦始皇因工程的浩大而亡國，明成祖因工程興建而鞏固了統治的根基。從這個角度上講，在中國559個皇帝中，朱棣是獨一無二的。

距今611年前的永樂四年(1406年)，在北京起兵并通過“靖難之役”奪得天下的永樂大帝就開始動工興建北京城，永樂十五年(1416年)開始興建皇宮(即故宮)，動用工匠約30萬人，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皇宮修成。永樂二十年(1421年)朱棣由南京正式遷都北京。與此同時，從永樂十年(1412年)到朱棣去世的1424年，13年間，朱棣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和工部侍郎(副部長級干部)郭璡等率30萬眾進駐武當山，建成從均州(今丹江口市)城內的靜樂宮到天柱峰金頂之綿延70公里、關聯完整而雄偉壯觀的建筑33處群，計殿堂廟宇2萬多間，總占地面積160萬平方米，超過故宮72萬平方米的一倍以上，構成龐大的道教建筑群。形成當時蔚為大觀的“北建故宮、南修武當”的氣勢。

北京故宮與武當山古建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孿生”文化遺產，它們是由同一個皇帝、命同一批建筑大師、率同樣的30萬之眾、按同一種建筑理念和法式，在中國一南一北兩個不同的地方建造的代表中國古代最高建筑水準的文化遺存。

我們穿越時空隧道，回到朱棣的那個時代，兩大波瀾壯闊的建筑場景、一種氣吞山河的戰略氣勢，總會令人怦然心動，產生強烈的心靈震撼。

依照朱棣的安排，明初著名的建筑大師蒯祥、蔡信、陸賢、阮安等人，充分發揮各自的建筑天賦，比照南京城的模式，開始創作他們的兩大杰作。故宮與武當山都遵循中國傳統的建筑理念，按堪輿大師們的“風水”要求，既講形勢，又求理氣。據當代遙感技術測定，明代北京建筑暗藏“雙龍”，一個陸龍，一個水龍，而武當山也暗藏“玄武圖”;建筑有陰陽與五行之分，北京故宮以“陽”為主，而武當山以“陰”為主，體現老子“負陰抱陽”的思想，“五行”思想在兩個建筑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兩地建筑基本上按照春秋末期齊國官方留下的《周禮·冬官考工記》的布局原則建造，“前朝后寢”、“左祖右社”。為了體現朱棣不敢數典忘祖的心態，在所有建筑都坐北朝南的前提下，武當山金殿破例朝東向南偏80°， 指向南京，形成北京、南京、武當山三地的空間照應。

故宮與武當山的建筑法式也十分相同。那72萬平方米的故宮和擁有七十二峰的武當山，那兩地巍然聳立的紅墻，那具有“天地”象征意味的“門”和房屋間數，那同樣杰出的“木結構”，那兩地同樣多的建筑之謎，那只有故宮太和殿和武當山金殿才能擁有的、中國最高級別的“重檐廡殿式”屋頂及屋頂上的大吻、走獸和寶匣，那“須彌座”臺基踏道，那故宮太和殿七十二根柱子和武當山復真觀著名的“一柱十二梁”，那斗拱、天花、藻井、建筑小品、建筑名稱，那紫禁城和武當山兩地都隨處可見的真武畫和真武雕像，總使人感到“皇城”與“神都”分辨不清。好在政治首都故宮在北方，武當山皇室家廟在南方，相距數千里之遙;故宮嚴格地按中軸線對稱分布，而武當山建筑則依山就勢，按空間縱深變化體現中軸分布;故宮以紅墻黃瓦為主色調，而武當山以紅墻綠瓦為主色調，以此為風格標志將二者區分開來。它們都是中國古典建筑學至高無上的古典創造。

特別令人稱奇的還有：故宮有太和殿，武當山有太和宮;故宮有紫禁城，武當山有紫金城;朱棣還在武當山建了一個完全按照故宮的范式被后人稱之為“南方的故宮”的玉虛宮，當故宮分為都城、皇城、宮城(紫禁城)時，玉虛宮也分外樂城、里樂城和紫金城，除了一個南方的故宮，還有一個被稱為“掛在懸崖上的故宮”的南巖宮。最奇絕的是，在武當山天柱峰上供著的“金殿”是1416年在北京分塊鑄造成型，沿大運河、長江、漢江從水道運到均州，又從均州城運上離均州70公里地、海拔1612米的天柱峰，殿中真武銅鑄鎏金像重達萬斤，時人驚呼“天下金幾盡”!朱棣之所以費盡心機鑄造和運輸金殿，原來金殿中有一尊像，據說武當金殿真武金像就是按朱棣相貌和體態塑成。《明史·太祖本紀》中說朱棣“王貌奇偉，美髭髯”。武當山真武像還真的都有長而飄逸的“髭髯”，酷似明成祖，據專家們把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明成祖畫像與武當金殿銅像進行比較后，發現兩者頗為相似，在朱棣發動的一場造神運動中，“皇帝”與“神”在武當山上合二為一。武當山建筑不是北京故宮建筑的簡單再版，而是中國古代皇家建筑法式與充滿宗教想象和浪漫色彩的道教理念的完美天才創作。

中國現代建筑大師梁思成說過：“建筑是藝術的創造。”建筑是詩，建筑是畫，詩有詩意，畫有畫意，建筑也有“建筑意”。中國長達兩千多年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造就了中國古代建筑代代脈承的、超穩定的建筑形態，以至于我們很難斷代區分各個朝代的建筑形態。建筑的“時間”感都浸含在建筑“空間”維度中，我們只能從建筑物的空間中去解讀中國建筑的歷史文化。而故宮與武當山是真正在“時間感”上高度一致的兩大建筑。

武當的文化密碼

理解朱棣遷都北京、興建故宮之舉的動因并不難，他需要離開建文帝的老巢南京，而北京有他起家的全部家當，更何況被朱棣的老子朱元璋打敗的蒙古人無時無刻不在北部邊境覬覦中原。他的這一舉動，就為他以后的中國24個皇帝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安樂窩。身為一國之君、日理萬機的朱棣在五征漠北、派鄭和七下西洋、纂修《永樂大典》的空隙，為什么要勞師動眾、親自督修武當山建筑?我們從浩繁明史的縫隙間，似乎可以看到這個帝君心靈深處的一些微妙動因。朱棣在13年間為修建武當山連發了60道圣旨，從工程項目到人事安排都親自過問，事必躬親，直到臨死前5個月的1424年2月19日，還為武當山建設下了最后一道圣旨。

背著“篡逆”、“僭位”之名上臺的朱棣，無論怎么開殺戒，但那些被“理學”醬缸醬化的士大夫們就是不認朱棣的賬，不埋朱棣的單。為了表明他的上臺是天意神旨，他需要一個“神”。于是，如同他在北方起家一樣，同屬于北方的道教神——玄武被朱棣看上了。傳說中的真武在武當山修煉42年飛升上天，在宋代被粗包裝的玄武(即真武)又被朱棣進行了一番精包裝，他決定在真武神的發源地——武當山建一個“皇室家廟”，感謝“真武大帝”對他的護佑與扶持。中國歷史上雖有“兩京制”，但都是建一個首都，一個陪都，而朱棣卻別出心裁地弄出了一個另類的“兩京制”，一個皇都，一個神都。“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缺乏神性的中國人第一次有了一個如同西方梵蒂岡、中東耶路撒冷一樣看得見、摸得著的神城，這是朱棣的獨創。朱棣賣力地推崇真武，極力渲染這種神話，骨子深處，最終不過是為了抬高皇權、樹立皇威，目的是要人相信明成祖奪得皇位得到了神的贊助，是天命所歸，借此改變“篡逆”的形象。

同時，他需要一個有別于孔孟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思想的“精神家園”，中國土生土長的道家與道教在漢代、唐代、宋代之后又一次被統治者派上了用場;他還需要證明他的文武之道和實力強大，希望通過“北建故宮、南修武當”實現南北并建，加強他北遷后對南方的統御。當時，還有一個令朱棣下定決心大修武當山的原因，就是建文帝之謎。朱棣攻占南京后，他的侄兒建文皇帝活不見人，死不見尸，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世間盛傳建文帝跑了，化妝成和尚、道士跑了，他分析來、分析去，認為最有可能藏匿的地方，除了海上一路之外，就是武當山。于是，他就以建王室家廟之名，在武當山屯兵30萬人，這是一支誰想造反都不敢小覷的力量。他還親自給武當山大仙張三豐寫信，希望見上張三豐一面，并派大臣胡濙和李挺在陸上找張三豐、查建文帝，派鄭和七下西洋到海上查訪建文帝。

處在血泊、血腥、血污中的永樂王朝以永樂大帝的專制與獨裁創造了一段輝煌的歷史。我們憎恨黑暗歷史中的專制與獨裁，更不能得出英雄創造歷史的結論。而是想通過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在看到歷史局限性的同時，看到中華文明傳承發展本身的際遇性特征。

當我們漫步在北京故宮，醉心于故宮的文化意韻與歷史厚重時，不妨去解讀一下另一文化遺存——武當山古建筑，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出自同一帝王之手、產生于同一時代、如此雷同的世界遺產絕無僅有。

當我們攀登武當山，感悟道教的奇譎浪漫與古建筑的巧奪天工時，就會不自覺地聯想到它的孿生兄弟——故宮和它的謀劃者——永樂大帝。如果沒有興修武當山的舉動，朱棣的蓋世之功將因之遜色;如果沒有武當山，中國古代建筑中充滿“神性”與“詩境”的一面就很難通過“故宮”來解讀;如果沒有永樂大帝的武當山之舉，人類歷史將因之而失卻一處偉大的文化遺產。一個文治與武功并舉的統治者，他給后世留下的話題，總是具有永久的解讀魅力。

北京故宮與武當山古建筑同為中國50處世界遺產之一。中國的北京故宮位列世界“五大著名宮殿”(其他為法國的凡爾賽宮、美國的白宮、英國的白金漢宮、俄羅斯的克里姆林宮)。因為武當山與故宮之間的歷史源淵，就為600年后的武當山人留下了一個與北京人交流的話題和理由，也留下了一種財產和機遇。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皇宮所在地，武當山位于中國的地理幾何中心，是“皇室家廟”。600多年前有“北建京城，南修武當”驚天動地之舉，600年后的今天，中外游客“北游故宮，南看武當”，無疑可以體會到歷史與現實、文化與經濟、時間與美學的多重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