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辦了一個“我的寫作日”(My Writing Day)專欄，邀請知名作家分享自己的寫作生活。本篇譯自伊麗莎白·斯特勞特(Elizabeth Strout)的文章：《我從未完完整整地寫過什么》。
閱讀之前，先來看看這位作家吧。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Elizabeth Strout)，1956年1月6日出生，美國小說家兼短篇故事作家。她曾以短篇故事集《奧麗芙·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榮獲普利策小說獎。該書已被HBO改變為迷你劇，并在2015年黃金時間艾美獎(Primetime Emmy Awards)的評選中榮獲了六項殊榮。
也許，每位作家的創作方式都不一樣。有的作家是方向式創作，知道故事的開始，知道故事的結局，但寫作途中情節如何發展，只能一邊寫一邊揣摩。而斯特勞特是另一類，她喜歡先把各種場景寫出來，再慢慢理清脈絡形成故事，這大概是拼圖式創作吧。然而，無論創作方式有多迥異，對于所有的作家，有一點似乎是完全相同的，創作首先源于一種無法抑制的熱情。斯特勞特曾經在《晨間新聞》(The Morning News)的一次訪談中提及自己的寫作夢想：
“I wanted to be a writer so much that the idea of failing at it was almost unbearable to me. I really didn’t tell people as I grew older that I wanted to be a writer—you know, because they look at you with such looks of pity. I just couldn’t stand that.”
她早年曾搬到紐約，一邊當服務生，一邊創作小說和故事，但并沒有寫出成功的作品。經歷許多坎坷之后，她始終沒有放棄寫作，終于在42歲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艾米和伊薩貝拉》(Amy and Isabelle)，這本書于2000年入圍了柑橘獎短名單。從這篇短小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的文字風格平實，但情感真摯。
我在哪兒都可以寫作：無論地鐵上、巴士上、還是嘈雜的咖啡店中，我都寫過故事場景。但我最喜歡的寫作地點是在家里，而且一直如此。近來，每次與丈夫一起用過早餐后，我上午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寫作；他一離開公寓，我的寫作生活就開始了，那時候往往剛吃完早餐，于是我先清理好餐桌，再坐下來工作。我基本上用手寫稿，寫到我自己也讀不下去了、也就是在紙上做了太多的涂改標記已經看不清想要寫的那個場景時，我就開始把手稿轉錄到電腦中。
我向來喜歡從一個場景或一小部分場景開始寫作。經過這些年，我已經學會了去體會那種最緊迫的感受——也許是擔心即將要做的牙科治療那么瑣碎，也許是著急孩子們的安全狀況那么嚴重——再將這種情感轉移到一個人物里。這會給故事場景帶來生命力，從而不那么笨拙。我是個亂糟糟的寫作者——我把這些寫好的場景扔得滿桌子都是。我的面前是一張大桌子，過段時間我就能發現，哪些場景是相互關聯的。我從未完完整整地寫過什么，無論是一個故事，還是一本小說。我只匯集一些不同的場景，而那些我看著覺得不好的，會被扔到地上，最終丟進廢紙簍。（扔了的可真不少。）
有時我會挪到沙發上，那里可以眺望紐約的東河(East River)，然后就在那兒寫作。我還會在公寓里自言自語地走來走去，嘮叨的總是工作。我就那樣來來回回地走，心情很愉快，直到眼前浮現出的故事場景足以構成一本書，或一個故事。這個階段可能會持續一年，或更長時間，然后我就得開始寫這本書了。
真正寫書的過程——考慮讀者需要看什么，以及什么時候想看——并不像寫故事場景那么有趣；我感覺沒那么自由，但把我和讀者以這種方式聯系在一起還是很快樂的。我總是想象有一位理想的讀者：他很耐心，又不過分耐心；他需要這本書，也很想讀這本書，但我若寫得不真誠，他就不會讀。于我而言，寫作是和這位讀者共舞。
除了早餐和咖啡，我工作起來一般不吃不喝。我會一直工作到午餐時間，不過這件事我會盡量推后，因為吃午餐多少會損耗精力。我也是經年累月才有此認識的。
家住緬因州時，我在一家書店樓上設了工作室。那里是極佳的工作地點；我有自己的溫度調節器，每到冬天就把暖氣開起來。我在那里也有一張沙發，還有一張大桌子，所以那時我午餐之后會讀讀書，下午稍晚一些再回到工作中。這件事總有些危險，我是指回去做當天做過的工作：如果我覺得活兒干得不錯，余下這半天便心情愉悅，但如果覺得不太好，就會變得煩躁。所以我不得不很小心。
我在工作中不聽音樂，雖然我聽說別的作家會聽。然而，我并不需要周圍鴉雀無聲。我只是需要有獨處的感覺。達到這種狀態比聽起來難得多，這也就是為什么地鐵中的陌不相識感有時候會對我起作用。這也正是我最喜歡在家中獨處的原因。
譯/驀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