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目前，我們還不能對真正產生智能的大腦、人的身體等系統進行“活體”解剖時，自然智能的機制無疑還是哲學的一個重要任務。一方面是源于在當今對自然智能的解剖，不僅是一個無法單純粹的自然科學能完成的課題，它需要哲學的哺育。事實上，個體的特殊性的制約并不否定某些領域一般性機制的存在。另一方面，對智能圖景的揭示，其中本身就涉及到許多關于人與世界的多個哲學重要問題。以哲學的方式對智能的已有命題進行剖析是一項重要的理論工作。在這種哲學的分析中，我們或許可以得到關于自然智能更為清晰而全面的認識。

“意識”是什么

“意識”一詞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因此，它具有多重含義。例如，“意識”可以泛指有意識的心理現象，在這個意義上，思維、情感、意志活動都又叫意識。其次，“意識”還可以指人的清醒狀態，例如一個被打傷的人蘇醒過來，我們可以說他“有意識”。第三，“意識”可以做及物動詞使用，表示一種可等同于“知道”、“覺知”的活動。最后，還可以在“經驗”“體驗”“感受”的意義上使用，如可以被看作是貫穿于一切有意識心理狀態中的共同要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加以分析，面對意識，我們要么可能無從下手，望洋興嘆，要么匆忙進入，最后陷入無頭緒的亂麻、無法自拔而告終。因此把哲學中的意識問題當作“謎團”是不無道理的。通常來說，意識主要是指像感覺、心境、情緒、反思、記憶、思維和自我意識這樣的各種形式的主觀經驗。

在各種力圖對意識是什么及如何可能對之進行解釋的哲學說明中，都存在著重大困難。如果我們專注于作為一個有意識的人是什么樣子這樣的問題，那我們就沒有一個解釋；如果我們試圖用大腦中所發生的一切來解釋意識，意識本身的那個純粹的感覺就被漏掉了。笛卡爾曾認為，意識是心的本質或心的狀態的普遍特性。這意味著所有的心的狀態都是意識的。根據笛卡爾主義的觀點，意識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不可還原的主觀性：具有那個意識的個體能夠以任何其他人都不具有的方式優先獲知這個狀態。在今天，各種形式的行為主義、功能主義和自然主義都對笛卡爾的這些觀點提出質疑，并試圖用物理的、功能的或神經的方法來解釋意識。但仍然存在著如何能夠以物理的或神經的基礎來解釋意識的問題，這就是所謂“解釋溝”。羅素認為，“意識：當一個人用語詞或語詞的映象對他人或自己肯定一個情境的時候，我們就說他意識到了這一情境。”史密斯認為，“意識不是一個‘方框’或是一個可分離的算子；它過去是，現在是表征重述重復過程產生產生的特性。”馬克思在論述人的本質時指出：“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人之直接接觸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由此可見，意識是人作為智能體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之一。

“意識”對于智能的作用

意識對于智能顯現的重要意義就在于，意識與意向性緊密相關。現當代比較有影響的觀點表明，只有感覺之類的心理現象有現象特征，而思維等命題態度卻有意向性特征。然而，這一觀點遭到了部分哲學家的質疑。希沃特（C. Siewert）就不同意這一看法，他指出：“思維盡管既不同于感性顯現，又不同于純粹的意象，但仍可從現象上被意識到”，這就是說，思維有現象意識這一特點。思維像感覺等一樣同時具有現象特征和意向性。另外，感覺經驗也不只具有現象性質，而同時與意向性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希沃特指出，思想很復雜，形式多種多樣。從思想所涉及到的對象的特征來劃分，可以認為思想有“有圖像的思想”（iconic thought）和“無圖像的思想”兩類。有圖像的思維就是有意象、有形象的思維，也就是說思維的對象、被思考的東西不是概念，而是經過視覺化、聽覺化或意象化的生動的形象。當然這里的形象不是實際的存在，而是經驗的觀念化、意象的精神性的圖像。因此這種思維可稱作圖像化思維。所謂非圖像化思維，即是純概念的、無意象的思維。“只有在非圖像思維的地方，才可以正確地說到判斷和作出判斷。”因此，兩種思維中都有可能發生意識現象。希沃特強調：“非圖像思維也是有意識的。”他還說：“一當我們接受了上述看法，我們就不應把意識看作是只發生在人們從事默不作聲的思維或人們有別的意象的或感覺的經驗時所發生的事情。因為它一般也是公開的、無聲的、無意象思維的特征。既然是這樣，我們可以說，不管是感覺經驗，還是高級的命題態度包括思維、語言理解等，都不僅有意向性，而且也有現象意識。”

萊勒（K. Lehrer）指出，“我們對（符號）含義的理解是意識的結果。當我們感覺或思維時，我們便會意識到心靈的種種作用。我們對這些作用的意識便產生了我們關于感覺或思想的概念，進而相信它們是存在的。基于意識的這種作用，感覺或思想便顯示了自身，因為它自動地引起了關于自身存在的概念和信念。然而要注意的是，在這種顯示的情況下，符號，被指示的事物，前者據以向我們指示后者的心靈作用都是意識的對象。……結果，我們獲得了對這種指示關系的理解。這種關系自然不局限于心理活動與外在性質及對象的關系，因為符號、感覺也能指示別的東西。我們對指示的理解進而對意向性的理解都是意識的一種產物。”在這里，指示關系極為重要。動物也有感覺、思維，也能發信號，并能理解信號所指的東西，但它們沒有關于指示關系的概念，沒有對指示的理解。它們沒有關于思維的思維（即元思維）。而這都依賴于意識。因此“意識在本質上是一種元機能。”可見，萊勒所指的指示關系極為重要，因為這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之所在。動物有信號及指示，但不能理解兩者的關系，因此不能決定讓它指示什么。這便使動物在語義上是刻板的。而人不同，人可以改變符號的所指，賦予符號以任何意義。因此人在語義上是富有彈性的。之所以如此，又是因為人有對指示及其關系的理解，這些理解又離不開意識的作用。他說：“正是意識使我們認識我們的心理活動，從而使創造共同的屬性和共性（即一般語詞的意義）成為可能。”“正是意識讓我們獲得了關于心靈的意向作用的直接知識。”應注意的是，萊勒如此突出意識的作用，又沒有由此而背離自然主義。因為他同時強調：我們能思考我們之外的東西，而且我們做到這一點靠的完全是我們進入了我們自己之內的物理過程。我們知道這個根本的事實，靠的又只是我們對我們思想的指向性的意識。正是在意識中，我們有了我們自己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神秘的聯系。而意識又不過是發生我們身上的東西，當然它也是超越自身而進到時空中世界的關鍵。

目的論語義學的著名倡導者米利肯也認為：“意識在認識上是透明的、不可錯的。意識就是或者說包含著一種不可錯的覺知，即由意識本身內在地保證的覺知。這一觀點特別強調的是：意識把握了它自己的意向性，或者說它的內在表征，而且具有不可錯性。意向性是‘被給予的’，因此這種意向性不可能是由純粹的事實、甚至與世界的自然必然的外在關系構成的。”米利肯進一步指出，從進化上說，生物從自然選擇中獲得了意識的功能，因而才有原始的意向性，即指向外物時，能有意識地知道這一點。由于意識的存在，人才表現出種種智能行為。由此可見，意識是智能發生的必要條件之一。

吉勒特（G. Gillett）和麥克米倫（J. Mcmillan）在對意識進行研究時，明確提出了自己的任務。他們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說：心理內容在人身上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我們的出發點是：人是通過他們在完成日益復雜的活動過程中使用語言而變得復雜的。”吉勒特和麥克米倫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觀點。他們認為，“沒有意識，我們就不能理解我們的獲得有內容的思想的能力，而沒有在形成思想內容時我們與之意向地打交道的對象，意識又是蒼白無力或空闊無物的。”意識內容盡管是由外部屋里對象引起的，但不是它們簡單的移入，也不是經過能量轉換以后的物理的東西。首先，“意識的內容就是我們在世界上與之打交道的事物。”這里的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有著明顯地一致性。馬克思指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但是，作為內容的這世界及其事物又不是原封不動的自在物，更不是經過按比例縮小的物理實在，而是一種經過概念化和社會化了的東西。吉勒特和麥克米倫認為，“這種世界充滿著制約我們所用概念的意向對象。因此正如我們所論證的那樣，它是人的世界，而人是以各種方式與社會和話語系統相互關聯的，因此它不是能根據內在于頭腦中的東西或用純物理語言予以分析的東西。”這也就是說，出現在心中的內容既不是物理的實在，又不是純粹的精神實在，而是概念或表征。他們說：“在理解一對象的任何意識活動中，總存在者關于那對象某些概念或思考那概念的某些形式，它們說明了它們是怎樣出現在心靈之中。……概念是由規則決定的。當我想到某東西是綠色，或是圓的，或有離奇的性質時，我對這些概念的使用就有對和錯之別。我對有關內容的理解是我對那些規則把握的程度決定的。這些規則告訴我：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我對某概念的運用是對的，怎樣才能把那些概念與我所用的別的概念聯系起來。”“這些制約概念的規則是我們建立我們思想的支撐，正如下模的規則是我們確定戰略的基礎一樣。它們是非正式的規則，但正是由于有它們，主體才能基于對表現了我們適應技能的結構的把握完成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因此，概念是思想的形式，但與自然語言的詞匯有關系，并可通過它們表達出來。作為智能的思維需要表征才能完成。

意識對于智能發生的有效作用不僅僅在于它提供了意識的對象，而且它具有使智能主體將意識對象與其它相關事物聯系起來的重要作用。吉勒特和麥克米倫舉例說明了這個問題。為什么我與我所帶的猴子也接受了球場上的同樣的刺激，而猴子沒有得到與我相同的心理內容？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他們的回答是：是由社會——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要描述人的心理內容，必須超出神經生理的層面而進到社會文化的層面。他們說：“在這些情況下對系統的因果刺激是沒有什么區別的，我們要想得到必要的內容描述，我們就必須進到更高的有概念（或以社會—文化為中介的）復雜性的層面。”思想的內容不是像物理事物那樣的對象，它們直接相關的是這樣的對象和特征，它們是世界上但又經過了主體概念化的對象和特征。思想內容中的因素與外部事物既有聯系，又有不同。說它們有聯系，是因為前者由后者所引起，說它們不同，是因為對同一外部對象可形成不同的表征或概念。意向對象的不透明性的足以證明這一點。這樣說并不等于說，心靈在與世界打交道時建構出了獨特的心靈對象，更不能由此說，心靈借心靈對象間接關聯于外部世界。在他們看來，心靈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是直接的。吉勒特和麥克米倫認為，“心靈直接關聯于外部世界，不過它關聯世界的方式是使用概念，賦予它所接觸到的東西以某種形式。”

另一方面，人作為類而言，智能的出現也離不開意識。馬克思指出：“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人也都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在這里，“意識”成為“思維”的前提條件。動物因為缺乏人類的意識而使得其智能水平明顯低于人類。普雷邁克在討論人類的欺騙行為時，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子來說明意識對于智能行為的出現所表現出的重要性。普雷邁克指出：鵒能運用驟然看來像是欺騙的方法影響其他動物的行為。但是這種方法不能運用于遺傳規定的情境之外。與此不同，人類的欺騙目的不僅在于影響各種情境中他人的行為，更重要的，它包括有意地影響他人的心理狀態。然而，鵒只有一個鳥的頭腦。普雷邁克和伍德拉夫（Premack & Woodruff）還通過一系列巧妙的實驗，測試了黑猩猩的欺騙行為。他訓練黑猩猩對一個慷慨的實驗者和一個不慷慨的實驗者作出不同的反應。黑猩猩似乎能使用像是欺騙的方法，它對不友好的實驗者暗示錯誤的藏物地方。然而，猩猩的欺騙并沒有擴大到實驗者之外。這種動物學會了從事與任務相關的破壞活動以影響他人的行為，但沒有進行欺騙的一般能力去影響他人的信念。普雷邁克和伍德拉夫的研究結果證實，受過語言訓練的黑猩猩能產生有意圖的行為，并建立其他黑猩猩的目的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黑猩猩只是試圖影響其他黑猩猩的所作所為，它并不企圖影響其他黑猩猩相信什么。恩格斯曾明確指出：“一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種差別的又是勞動。”

結? 語

總的來看，現代科學與哲學的發展，并沒有超越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論著中所得出的基本觀點，意識不能獨立于智能之外。馬克思曾指出：“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由此可見，意識的存在不僅是智能現象的具體表現之一，它本身也是智能得以體現的必要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