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詩人王籍今存詩兩首，單憑《入若邪溪》一首就足以彪炳史冊，詩中“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兩句，膾炙人口，“當時以為文外獨絕”（《梁書·文學下·王籍》）；影響深遠，摩詰神來之筆，《鳥鳴澗》有異曲同工之妙；魯直識珠之眼，譏荊公為點金成鐵之手[1]。王安石改詩之舉，長見笑于大方之家[2]。后人論詩，對王荊公“一鳥不鳴山更幽”一句持否定態度的時候，已然包含了對王籍詩“鳥鳴山更幽”的褒揚。
但是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整聯而言，卻不乏頗有微詞之人。“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論。”（《顏氏家訓·文章》）《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馀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3]。”王世貞《藝苑卮言》載：“王籍‘鳥鳴山更幽’，雖遜古質，亦是雋語，第合上句‘蟬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4]。”《夢溪筆談》卷十四載：“‘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而“上下兩句一意，后人稱為‘合掌’[5]”。關于合掌，王力先生等認為“一聯對仗出句和對句完全同義（或基本上同義），是詩家的大忌，叫做‘合掌’[6]”。
實際上，“合掌”作為詩歌評論的術語，至今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合掌”是詩歌評論史上一個關注程度相對不高，但卻又始終繞不開的話題。說其關注程度不高，是相對于詩歌之所以為詩歌的特質而言，例如它的修辭、它的意蘊，這些占據了詩歌閱讀者的主要注意力，使人不再考慮它是否合掌。另外，合掌作為詩家的避忌，似乎早已深入人心，因而無需贅言，所以歷來詩話里談論合掌的內容,遠遠少于詩歌其他方面的藝術鑒賞。正因如此，合掌對于詩歌品評者而言，盡人皆知卻又始終莫衷一是，常說常新，爭論不斷。
“合掌”一詞，本是佛教用語，是表示禮儀的一種狀態。《二十四章經序》中有“世尊教敕，一一開悟，合掌敬諾，而順尊敕”的說法。《朱子語類》中出現了用“合掌”來表示前后兩句話意思相同的用法。這時候還并沒有用“合掌”來詬病詩句。也就是說，“合掌”的文學批評意義是被逐漸賦予的，是歷代評論者觀點的疊加，這就注定了“合掌”自身定義的含混性。因為它包含了不同時代詩歌評論者心領神會的部分。
前人判斷詩句是否合掌，大致有三種依據：其一，出句與對句意思相同或相近；其二；出句與對句中有同義字或同義詞；其三，結構雷同。其一是界定合掌的主流，然而在句意相同與否的判斷上，依然存在很強的主觀性，甚至有“定義容易劃分難”[7]的說法。其二、其三，失之片面，不夠準確。合掌的界定，既要從局部入手，研究字詞與意象，也要從整體把握，分析句式，理解句意，感受意境。
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兩句詩做出非合掌的界定，針對前人判斷合掌的依據，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證：一，出句與對句意思不相同；二，有同義字相對，并不都是合掌；三，不屬于結構雷同。
一、出句與對句意思不相同
意象和意境是意思或意義的載體，是完成詩歌創作的胸中成竹，是進行詩歌解讀的手中鑰匙。意象是詩歌的風骨、血液，意境是詩歌的靈魂。意象使意境可感而不至于歸為虛無，意境使意象鮮活而不滯于呆板。意境與意象的關系，有如形影，密不可分。理解詩句的過程，是一個情感體驗的過程。“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兩句詩，出句與對句中的意象帶給人不同的聯想與想象，開拓出了不同大小的審美空間，從而形成了兩句詩“寂靜”與“幽深”兩種不同的意境，形成了詩意上的遞進關系。比較意象的延展性和意象所營造的意境，便能對兩句詩的意思作出區分。
“蟬”或名“蜩”，早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了。《豳風·七月》中有“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句；《大雅·蕩》中有“如蜩如螗”之句。“五月鳴蜩”之“蜩”，作為敘述的對象，只能算是“意象”中的“象”；而“如蜩如螗”中的“蜩”，作為喻體，在作者打比方之前，已經對“蜩”有了主觀的情感定位，“蜩”的形象在心中奠定了特定感情基調，有了“意”的成分，才算是真正的意象。周振甫先生對“如蜩如螗”的翻譯是“像蟬那樣噪[8]”。 王籍對蟬的情感定位，同樣是一個“噪”字。從聽覺角度來講，“蟬噪”之聲是相對單調的。
但是意象因為有“意”的成分，所以隨著不同人的不同情緒，承載著不同的情感寄托。隨著時間的推移，蟬之為物，時來運轉，越來越被文人委以情感上的重任，被用來表達更加豐富的感情。有代表高潔之蟬，如駱賓王獄中所詠的蟬；有代表羈旅相思之蟬，如白居易《早蟬》中的蟬；有代表離別傷時之蟬，如陸游的《秋日聞蟬》中的蟬。但是三者之中，卻有側重。中國文人筆下，多秋蟬、寒蟬等冷色調的蟬，這也讓蟬作為意象多了一層凄涼與凄苦。所以借以感傷時令之蟬，嘆離愁別緒之蟬，最為普遍，是蟬這一意象的主旋律，貫穿始終。
通常文人在同一意象上的情感寄托具有延續性與趨同性。如宋玉悲秋之后，經秋而悲就成了千古以來，大多數文人的共同心理。雖然也有如劉禹錫者，所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但這終究改變不了悲秋的熱潮。這可以理解為宗古，也可以是英雄所見略同。蟬被賦予凄涼之意，蟬之聲被認為是“噪”，并且一直延續，也是同樣的道理。
“蟬噪林逾靜”，以蟬的噪來反襯林的靜。“噪”字與“靜”把意象“蟬”與“林”連在一起，使其融為一體，形成意境。“噪”字是詩人王籍對“蟬”的情感取值，因為蟬作為意象，承載的情感可以是個變量。將蟬聲定格為噪，并非始于王籍。蟬的噪，可認為是其本能，人認為蟬噪不過是說了事實，也由來已久。前面已提到，《詩經·大雅·蕩》中有“如蜩如螗”之句。因為蟬的噪，人對蟬的情感取值范圍實際上也就縮小了，即人能寄托在蟬身上的情感類別變少了。“蟬噪”成了表現情緒的思維定式。“靜”是與“噪”相對的情境，是人在噪的氛圍之中的最先聯想到的一個對立面。“靜”的更深層次才是“幽”。“靜”的背景在“林”與“山”之間選擇的話，惟有“林”比較貼切。蟬只有噪于林中，才能達到以動襯靜的效果。
“林”與“山”對比，有很大差異。山作為一個常與水對舉的事物，可謂有容乃大。它于無聲之中，盡己所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世間的精神或物質需要。不僅神話傳說的萌生、宗教教義的傳播依托于山，義士、隱士、文人鐘情于山，江湖強人也占山為王；懶惰之人也靠山吃山。或有言謝者，說恩重如山；或有恒心者，要愚翁移山。或有將相，兵敗如山倒，望東山再起；或有君王，惡窮兵黷武，要放馬南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與山相關聯者，不亦多乎？山中不僅有神仙，有仙藥，也有“虎狼山精，五毒百邪”（《抱樸子內篇·遐覽》），其不兼容并包乎？山真乃天地之無盡藏者也！“山，產也；言產萬物（《爾雅注疏》卷七·釋山第十一）。”此言得之。山之為物，大矣，深矣！林豈能望山之項背？如果說“蟬噪山更幽”，則失去了藝術的真實性。因為相對單一的蟬聲不足以駕馭似海之山，蟬聲會淹沒于山的深邃幽遠之中。
鳥卻與蟬不同。鳥始終承載著多種情感寄托。古人在對鳥的區分上，比蟬更細致，所分門類也更多。鳥作為一個符號、名詞，實有海納百川之勢，是一個集合概念。《說文》云：“鳥者，羽禽之總名（《爾雅注疏·卷十·釋鳥第十七》）。”鳥的可修飾性比蟬更好，鳥呈現出比蟬更多的姿態。蟬主要是秋蟬、寒蟬、暮蟬、亂蟬，然而鳥則有飛鳥、羈鳥、孤鳥、倦鳥、山鳥等多種。鳥可以啼，可以鳴，可以飛，可以宿。山光可以悅鳥性，恨別能夠驚鳥心。有靈性之鳥，可以為屈原做媒，能夠為西王母傳書；有多情之鳥，越鳥懂得朝南枝，羈鳥知道戀舊林。也有無情之鳥，“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孟淑卿《春歸》）。在古詩文之中，鳥釋放出了其作為集合概念所凝聚的強大力量，姿態萬千，惹人遐思。故而文人寄托在鳥身上的情感也就多種多樣了。或褒或貶，或悲或喜；或嘆離愁別緒，或感盛衰興亡。但是鳥的形象也就模糊了，有些“大象無形”的味道。神龍見首不見尾，因而能以鳥鳴襯山之幽。
“鳥鳴山更幽”，通過鳥鳴來凸顯山幽。“鳴”字與“幽”把意象“鳥”與“山”串在了一起，營造出了意境。但是“鳴”字不同于“噪”，以“鳴”襯無聲之狀，早已有之。《詩經·小雅·車攻》中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句，毛傳謂“言不讙譁也[9]”。這句詩，應該為古詩中以動寫靜的濫觴，其悅耳之“鳴”聲，響徹千古，于同一之中見多端變化。“鳴”的藝術功效，“噪”字難以企及。《莊子·山木》記載，“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由此可見，“鳴”還可以代表一種才能，同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鳴”也是如此。此外，《詩經·小雅·伐木》中有“鳥鳴嚶嚶”之句，“嚶嚶”之鳥鳴聲具有悅耳的可能性。所以鳥的鳴和蟬的噪帶給人的情感體驗是不同的。由于鳥是一個集合概念，鳥鳴之聲，相較于蟬噪之聲的單調，更為豐富，可謂眾聲喧嘩。這時候，“林”已經容不下鳥鳴，若鳥鳴之聲放諸林中，則會形成一種透徹的喧囂。惟有將“鳥鳴”的背景放諸“山”中，在多元的鳥鳴之聲與深邃的山綜合作用下，才有動中顯靜的藝術效果，才能凸顯出山的“幽”。
王國維先生說：“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10]。”境界的大小之分，也是意象有意蘊深淺之別的一個很好說明，這就決定了連接意象的字詞，需與意象的意蘊深淺保持一致。“蟬”所能承載的情感寄托沒有“鳥”多；“噪”字沒有“鳴”字的豐富內涵，“林”不及“山”的意蘊深厚；而“靜”卻又不及“幽”深邃。這就是為什么王籍將“蟬”定格為“噪”，將“鳥”定格為“鳴”，認為“林”是“靜”而“山”是“幽”，把“蟬噪”的背景設置為“林”，把“鳥鳴”的背景設置為“山”的原因。實際上，這其中存在著一種大小深淺的對應關系，如果錯位就不協調，蟬噪于山，聲音會被淹沒；鳥鳴于林，則趨近于沸反盈天。
錢鐘書先生《管錐編》中說：“寂靜之幽深者，每以得聲者襯托而愈見其深[11]。”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兩句詩，雖然都是采用的以動襯靜的手法。但是兩句詩的境界有大小之別，“蟬噪林逾靜”一句是“寂靜”，“鳥鳴山更幽”才是“幽深”。兩句詩帶給人的情感體驗是不同的，開拓出的審美空間的大小也不相同。“鳥鳴山更幽”比“蟬噪林逾靜”有更自由的創造天地，更寬廣的想象余地，更遼闊的藝術空間。雖然出句和對句的句式相同，但是在意境上卻是遞進關系。兩句詩的意思或意義并不相同，不能稱其為合掌。
有研究者僅以上下兩句有“以鬧稱靜”的共同點，就斷定上下句意思相同，“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一聯是合掌[12]。這種以點蓋面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缺少詩句內涵的挖掘，缺少對詩句的深入分析，得出的結論定然是不科學的。由于主觀臆斷，王維《使至塞上》中“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這兩句詩甚至也被認為是合掌[13]。其理由是兩句詩意思相同。但是，“征蓬出漢塞”與“歸雁入胡天”是兩種不同的景。假設電影導演通過一組鏡頭來表示，就一目了然了。那么我們會看見，地面黃沙無際，大風吹刮，蓬塵飛揚，戰車正駛離邊關；天空大雁成行，正向胡天飛去。“征蓬出漢塞”如同在邊關上眺望所見之景，“歸雁入胡天”如同在地面仰望所見之景。所以兩句詩在視角上一俯一仰，邊塞的凄涼悲壯景象，隨詩人墨跡跌宕，躍然紙上，詩意并不重復，不是合掌。
二、有同義字相對，并不都是合掌
毛先舒《詩辯坻》云：“古最忌合掌對，如‘朝’對‘曉’，‘聽’對‘聞’之類，古人亦多有之。”一些詩論者，但凡遇見上下句中有同義字或同義詞相對的情況，便斷定這兩句詩合掌。比如，陳師道《登鵲山》中的“樸俗猶虞力，安流尚禹謨”這兩句，查慎行評論說：“出句用‘猶’字，對句復用‘尚’字，便是合掌。”（見《瀛奎律髓匯評》）
但并不是一旦出現同義字相對，兩句詩就合掌。關于這一點，馮班說,“古人偶句，但欲音詞整飭，不忌相犯”，“宋人拘忌既甚，取對太巧，文章無正遠之氣，此大病也。大略傾仄儇俏，有傷文格，巧對尤害，以其傷筋骨也。宋人忌相犯，盛唐高手，大家殊不然也。[14]”馮班更傾向于從詩句的整體意蘊來判斷優劣，而不是單單看有同義字詞與否。界定兩句詩是否合掌，看出句與對句是否有同義字詞是首先應該考慮的問題，但不應局限于此，只見一斑而妄下結論。判斷是否有同義字詞，只是判斷句意是否相同的步驟之一，還得從詩句的整體去把握，才能做出正確的區分。
即便使用了同義字，也有生花妙筆。例如杜甫的“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蘇軾的“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杜詩與蘇軾中都以“如”“似”相對，但終不礙詩句為膾炙人口的名句。又如張載《七哀詩》中“仰聽離鴻鳴，俯聞青蜻蛚吟”兩句，雖有“聽”“聞”二字同義，但這一聯詩終不為合掌。不僅因為“俯”“仰”構成了劉勰所謂的“反對”（《文心雕龍·麗辭》），還因這兩個動作的承接，暗示了時間的先后。這一聯詩依據時間順序，寫出了聲音由巨而細的變化，詩人情緒的變化自然盡在其中。所不足的是，“仰”“俯”、“聽”“聞”、“鳴”“吟”，終顯生硬，用前面馮班的話說，即“取對太巧”。
對王籍的“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一聯，王夫之評論說：“‘逾’‘更’二字，斧鑿露盡，未免拙工之巧。[15]”但是，把王詩與前面提及的杜詩蘇軾放在一起來品讀，“逾”“更”二字的運用，恰與“似”“如”的運用，有異曲同之妙，于詩境又有何傷？按照時間先后，甚至可以說，王詩開了杜詩與蘇軾的先例，其影響是深遠的。而對于王夫之的觀點，張文勛先生評論到：“這些批評有吹毛求疵之嫌了。[16]” 如果拋開“逾”“更”二字，詩句成為了“蟬噪林靜，鳥鳴山幽”，這依然是以動襯靜，“靜”與“幽”依然構成意境上的遞進。當出句使用了“逾”字，受遞進關系的約束，對句的相應位置只能用與其同義的字，“更”字對“逾”字，恰到好處。有同義字相對，并不都是合掌。
三、不屬于結構雷同
以結構雷同來判斷合掌，主要針對兩聯或多聯而言。如果同一聯中，出句和對句的結構不同，就構不成最基本的對仗，也就沒有合掌之說了。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什么結構雷同的合掌，以便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做出正確分析。
葉燮《原詩·外篇》評論高適與岑參的詩曰：“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雁’、‘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云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17]”高適詩中的兩聯是：“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帆遠，白帝城邊古木疏。”“巫峽”“衡陽”“青楓江”“白帝城”同屬地名，并且都排列句首，所以葉燮評之為“四語一意”。有研究者認為，“這種‘四語一意’，就是合掌。[18]”然而也有研究者表示，“只憑兩聯前兩字語法結構雷同，就武斷地說是合掌，恐怕是錯誤的。[19]”從整體上看，高適的兩聯詩，有一定的相似處，即“平列四地名”（紀昀語），除此之外，兩聯詩的節奏劃分不相同，對應位置的詞性也不相同，形成了句式上的變化與差異，所以不能算合掌。
至于岑參的兩聯詩卻又另當別論。兩聯詩句是，“朝登劍閣云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朵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葉燮在作評論時，已經抽出了后兩句詩的主干，即“花迎蓋”，“柳拂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與“云隨馬”、“雨洗兵”的雷同。之前的《藝圃擷余》，同樣壓縮了后兩句詩，評論道：“岑嘉州‘云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此四者都是主謂賓結構，對應位置詞性相同。另外，通過給詩句劃分節奏，不難發現，兩聯詩都是“二二三”的句式，是名副其實的“四言一法”。而葉燮的“四語一意”的說法則相對欠妥。
王籍《入若耶溪》的頷聯與頸聯是：“陰霞生遠岫，陽景逐回流。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頷聯寫了“霞生岫”與“景逐流”兩種情景，它們都是主謂賓結構。頷聯“蟬噪” 與“鳥鳴”為主謂結構，“林靜”與“山幽”也是主謂結構，前面兩者分別作為后面兩者的條件，又與后面兩者又形成了狀中關系。由此可見，頷聯與頸聯結構并不雷同，不是“四言一法”，不是合掌。詩的尾聯是：“此地動歸念， 長年悲倦游。”其中，“動歸念”與“悲倦游”是動賓結構，“此地”與“長年”分別與二者形成定中結構。因此，頸聯與尾聯的結構也不相同。所以，從結構上來看，“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無論是與頷聯，還是與尾聯，都不是結構雷同的合掌。
綜上所述，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兩句詩，雖然都采用了以動襯靜的手法，但是詩句的意思或意義并不相同，境界有大小之別。“蟬噪林逾靜”一句是“寂靜”，“鳥鳴山更幽”是“幽深”，在意境上是遞進關系。去掉同義字“逾”、“更”，兩句詩依然構成遞進關系，當出句使用了“逾”字，受遞進關系的約束，對句的相應位置只能用與其同義的字，“更”字對“逾”字，恰到好處。有同義字相對，不能證明它是合掌。從結構上來看，“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與頷聯、尾聯都不雷同。所以，無論是從意思還是從結構來界定，“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都不構成合掌。
注釋：
[1]王安石《老樹》中有“古詩鳥鳴山更幽，我意不若鳴聲收”之句；及他《鐘山即事》中見“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之句，黃庭堅譏其“點金成鐵”。
[2]《艇齋詩話》記載，“南朝詩人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荊公嘗集句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說者謂上句靜中有動意，下句動中有靜意。此說亦巧矣。至荊公絕句云‘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卻覺無味。”王世貞《藝苑卮言》記：“‘鳥鳴山更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何復取其本意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概如此。”錢鐘書《談藝錄》中說：“《鐘山即事》之‘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翻案也。”趙麗宏《點金成鐵》中說：“王安石改他人詩句，最失敗的一例，是將唐人王籍《入若耶溪》中‘鳥鳴山更幽’改為‘一鳥不鳴林更幽’。王籍此詩中‘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兩句，以動襯靜，以聲顯幽，有奇妙的藝術效果，被王安石這樣一改，則意味全無（《新民晚報》2007年12月20日）。”
[3]（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見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北京，第五頁。
[4]（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見羅仲鼎《藝苑卮言校注》，齊魯書社1992.7，第139頁。
[5]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6，第204頁。
[6]王力主編：《古代漢語》（第四冊），中華書局2010.5 第1536頁。
[7]劉功永：《是否合掌？》，《對聯·百家爭鳴》2010·7。
[8]周振甫：《詩經譯注》，中華書局2002.7，第452頁。
[9]李學勤主編：《毛詩正義》（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2，第653頁。
[10]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中華書局2009年5月，第5頁。
[11]錢鐘書：《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79·北京，第138頁。
[12][13]洪正生：《“合掌”原是一種詩病》,《閱讀與寫作》2009年03期。
[14]（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四三二頁。
[15]（明）王夫之評選、張國星點校:《古詩評選》，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第346頁。
[16]張文勛：《析王籍<入若耶溪>》，《名作欣賞》1989年02期。
[17]（清）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六十五頁。
[18]劉友竹：《談“合掌”》，《中華詩詞》2008年02期。
[19]畢振東：《也談“合掌”》，《中華詩詞》2008年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