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0年,宋仁宗天圣八年,遼圣宗太平十年。
楔子
公元1030年的2月,老將曹瑋去世了,曹瑋是宋朝開國名將曹彬的孫子,他這一輩子的主要功績就是鎮住了西夏李繼遷、李德明父子。而他防守西夏的法子就是修筑堡壘,開挖戰壕,跟古長城連成一體。西夏如果派騎兵來搶掠,就占不了什么便宜。他修筑的這些工事,幾十年一直在起到著防守西夏的作用。
西夏是黨項族建立的一個政權,1000年左右,李繼遷任黨項首領期間,北宋丟掉了靈武等地區,進而進一步失去了整個河套地區。這意味著北宋再也沒有養馬的好牧場了。李繼遷時期對宋政策比較強硬,不光讓中原失去了河西走廊和整個河套地區,還往西開疆拓土,一個帝國的雛形已經形成了。到了李德明的時候,宋夏關系稍作緩和,宋方可以通過貿易的方式從西夏獲得馬匹,但是一匹馬要一百貫,相當于現在買輛20萬的車了。
再過兩年,李德明去世,李元昊繼位,宋夏戰爭正式爆發,宋朝就連這么貴的馬,都沒地方買去了!
一.宋朝騎兵為什么質量差
馬匹在古代站爭中,掌握了速度和機動性。騎兵部隊的存在,就是一個組織或者一個國家實力的底氣。但是自從北宋以來,我們內心的感覺就是中原的騎兵,比不過草原民族騎兵的彪悍和來去如風。
這里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宋朝失去了最好的牧場—河套地區,也沒有河西走廊,斷絕與西域聯絡的橋梁。宋朝馬匹的質量差到什么程度,中原僅剩的河南河北全部12個國家馬場,一年能出產1000多匹馬,其中能給到騎兵的戰馬,也就是264匹。你聽聽這個數字。太可憐了。那剩下的馬呢?質量太差,只能去跑快遞。如果說為什么宋朝騎兵質量差,粗略的看,就算是缺馬好了。
第二的原因,宋朝兵制也對騎兵質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宋朝之前的募兵制度,叫做“府兵制”,簡單說,就是有一部分人,國家不找你們收稅,但是你們需要出人為國家打仗,至于裝備、馬匹,自己預備。《木蘭辭》里不是說嗎?花木蘭一旦決定要替父出征,就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不僅馬,馬的裝備也要自己來。
而宋朝的募兵制,就是國家出錢,養職業軍人。既然是職業軍人,不僅工資軍餉是國家出,武器裝備當然也是國家來置辦。馬,那還用說嗎?當然是國家來養。
對于騎兵來說,當然是第一種制度更好。從人性上說,因為要沖鋒,命是自己的,所以自己準備的裝備才放心。自己養的馬,也才能培養得出將來在戰場上相依為命的感情。直到現在也是這樣,馬術運動的騎手和馬,最好是從小培養感情,親自喂食,親自洗澡。
而宋朝搞的募兵制呢?把裝備騎兵的責任、養馬的任務交給了一個官僚系統,那你想吧,這能養出什么好馬?官僚系統干活,往往是效率低、成本高。
而且,宋代時在五代亂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根子上就防著武將,防著地方勢力形成尾大不掉的格局。養馬也是一樣,這么重要的軍事資源,當然是優先皇帝來用,首先給禁軍配置。
宋朝的騎兵不行,一方面是地理原因,一方面也是制度原因,甚至還可以追溯到文明層面的原因:也就是耕地和牧場之間的零和博弈的矛盾,這是農耕文明的獨特問題。你看看,一個戰場上的表象問題,真要深究,那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種文明出一種軍隊。戰爭風格是從文明性格的深處長出來的。
二。文明的科技樹
中原幾千年的文明,似乎中原文明一直被草原文明壓著。但似乎也有例外。
比如秦朝時期的匈奴,一直被李牧也好,蒙恬也好,鮮少看到史料說那個時期敢來犯邊的。匈奴從冒頓單于開始,才好像真正成為了中原的對手。但是自從漢高祖白登被圍之后,漢朝一直采取的是和親政策,一直到漢武帝時候,衛青霍去病,才揚眉吐氣,將匈奴一直打到貝加爾湖畔。
唐初的時候,北方的突厥,也是非常彪悍的草原民族,隋末天下大亂,幾路諸侯也是看著突厥人的臉色,甚至李世民即位的第一天,突厥就帶兵殺到長安城外的渭水河邊,李世民實際上也是答應過給錢給好處,人家才退兵。但三年之后,唐朝就派李靖率軍滅了東突厥,李世民獲得“天可汗”的稱號。
北方草原民族的馬,不僅是戰爭工具,更是生活工具。拿放羊來舉例,在沒有馬的情況下,一個人可以照看幾頭羊的就不錯了。有了馬,一個人就能照看幾百頭羊。包括打仗的時候,草原民族打仗的目的,是為了搶劫,先用弓箭射死幾個人,然后有東西就搶一點,有中原的軍隊來了,就一陣風的跑了,這里用到的都是馬的機動性。你別看電影電視里的那些匈奴人,拿柄彎刀,很是兇悍的樣子,實際上他們害怕的就是“肉搏戰”。
霍去病是戰爭上第一個用馬的速度,發明出“閃電”奔襲戰的將領,除了馬的機動性,更加上中原軍隊擅長近戰的優勢。漢朝之后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騎兵進一步的發展,到了唐太宗時期,唐朝軍隊,利用了馬機動性,和重裝騎兵的沖擊力,這才有了唐太宗神話般的勝利。兩個月窮追到底,一直把東突厥帝國滅了國。
戰爭的勝負,當然會牽扯到很多很多的原因。
幾百年之后的明朝,明成祖也是用中原的騎兵打敗了草原的騎兵,但是根源已經和唐太宗時候不一樣了。明初有著和宋朝一樣的困難,缺馬,但是明朝軍隊中多了一個兵種,叫做神機營,也可以理解為火槍隊。這比16世紀初西班牙創建火槍兵還要早一百年左右。史料記載當時戰場上的情況,一排火槍打出去,聲震幾十里,每一槍能洞穿兩個人,還能再饒上旁邊的馬,都是沾上就死。
從宋朝開始,我們缺馬是沒錯,我們就不以我們的短處去和草原民族的長處硬碰了。因此曹瑋,修筑堡壘,開挖戰壕,并且也配備有遠距離的武器(比如床子弩),甚至是火器。宋代是火藥在戰場上的使用大發展的階段。最早的槍、炮、手雷的原型,都是宋代出現的。
我們這些后人在回看歷史的時候,經常會陷入情緒的兩極:有時候為了大宋騎兵不行感到沮喪,有時候為了能率先在戰場上使用火器而感到驕傲,其實都沒有必要。從演化的觀點來說,這兩件事本質上是一回事。從來沒有什么憑空的“創新”。一條沒人走過的路之所以可能,往往是因為其他的路走不通,所以才萬不得已才走出了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