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宣言》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其實只是在做一件與過去許多歷史學家寫的小冊子一樣的事情：為歷史學辯護。

最近幾十年，包括歷史學在內的所有人文學科都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正如作者所說，現代大學中的學科，無論理工科還是社會學科，都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是為了解決現實的問題而出現的。但是“人文教育的目的恰在于它的非工具性，即拷問理論與現實、提出問題并探尋解決思路，卻不包括提出現實的目標或實施方案。”于是，歷史學家們總是會被問到：歷史對我們到底有什么用？

雖然包括作者在內的許多人都批判這種功利的學科觀，但是歷史學家們還是必須回答這種質疑，為自己和歷史這門學科贏得一席之地。而作者給出的答案其實也都不算新穎，那就是：以史為鑒。

1.“長時段”的死亡

《歷史學宣言》全書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那就是“長時段”的時空觀展開的。作者花費了大量的筆墨論述史學自誕生以來就具備長時段的視角，在年鑒學派誕生后又正式提出了“長時段”的理論，從宏觀的視角審視歷史和人類社會的發展。

但是，就在“長時段”理論提出后不久，包括年鑒學派自身在內的史學家們卻很快發生了轉向。他們開始埋首于檔案資料和各種狹小專業的領域中，書寫的范圍變得越來越狹小。歷史學家關心的，從人類、文明、國家等宏大的概念，轉變為民族、個人、事件等更加狹小的話題。所謂的“宏大敘事”不知不覺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微觀史”的研究。“長時段”剛剛出生就面臨著死亡。

微觀史為何盛行？作者認為，英語世界利用個案核查、反證“宏大敘事”的傳統，歷史學科專業化的需求，部分歷史學家熱衷從相鄰學科借鑒理論，極端的政治訴求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宏大敘事往往會忽視歷史中具體的個人，而活生生的個人恰恰是構成歷史洪流的基礎。

人們對歷史的需求，不可否認很大一部分來自于我們對故事的需要，而如果沒有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物，又哪里來的故事？在宏大敘事的模式中，哪些生動的歷史人物往往只是以一種類似提線木偶的樣貌出現在歷史學家的手中的——沒有了具體的細節和生動的情感，只有臉譜化的動機、行為和結果。這是宏大敘事被近幾十年的被批評、被逐漸拋棄的原因之一。

問題在于，被拋棄的宏大敘事真的一無是處嗎？

2.復活的“長時段”

作者指出，隨著歷史學蜷縮進微觀的領域，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逐漸取代了歷史學家的地位，成為各國政要咨詢政策的座上賓。這種做法看起來似乎完全符合“專家治國”的理念，但是這些學科本身的缺點卻也可能是今天全球治理中許多問題的源頭。

例如經濟學家，他們對歷史的考察不是基于歷史證據而是普世的模式——“將人的本質看作是靜態的而不是歷史的”。簡單來說，就是經濟學將自己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一個理想的模型“經濟人”（又稱“理性人”）的基礎之上。在這個模型中，所有人在經濟行為中都是絕對理性的——這或許符合資本主義對經濟社會的塑造，但顯然并不符合人類在漫長歷史中所有時段的表現。別說是過去，即使是今天不也有“沖動消費”一說？即使是經濟學家們自己也在對“經濟人”的模型進行反思。

顯然，這類學科由于相對比較年輕，他們固然有著更加專業化的優勢，但是由于資料相對較少、理論沒有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也有著許多的不足。作者指出，與經濟學等新興學科不同，有著悠久傳統和豐富資料積累的歷史學可以給當今的全球治理和許多全球問題提出許多更長期的建議。畢竟，過去的經驗告訴人類，“洞悉聯結過去與未來的鏈條，對我們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動至關重要。”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長時段”正在回歸，但是“新的長時段是在具備多種選擇的學術生態背景下萌生的”。“長時段“復活了，但絕不是對過去的簡單重復。

新興的“長時段”理論，不僅在資料的收集上借助信息時代新的大數據資源，在學科理論上也吸收了諸多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在敘事方式上，新的“長時段”將此前微觀史的研究納入視野，實現微觀史與宏觀史的協同作業，彌補舊版“長時段”理論的不足。

“我們希望復興的是這樣一種歷史，它既要延續微觀史的檔案研究優勢，又須將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觀敘事。”也就是說，新的長時段將吸收過去的長時段理論與已有的微觀史研究成果，將兩者結合，以小見大的敘述歷史的演變，并為現實提供借鑒。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復興的“長時段”天生就帶有對現實的關注與介入。

3.現實的關注與介入

歷史學對現實的關注同樣也是一種悠久的傳統。無論是我國古代的“鑒往事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還是西方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表明歷史學家在考察和書寫歷史時往往會帶著對現實的關注。而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觀點總要通過他們的著作進行表達，并最終影響世人對歷史的看法，因此歷史學家“講述歷史的方式直接影響到當今時代對其潛能的認知，因此乃是對世界未來的一種干預”。

正如此前作者所說，歷史學家的這種對現實的關注與介入一度被其他社會科學同行，尤其是經濟學家所取代了。但是隨著長時段的復興，這種關注與介入也將自然而然的復興。而這種復興也像“長時段”的復興一樣，是對過去的一種螺旋式上升。

以中國為例，我國的史學一直有著“以史為鑒”的傳統，但是梁啟超先生早就指出我國史學的弊端在于只關注帝王將相，二十四史成為帝王家史。直到今天，批評史學為“為統治者提供經驗”的聲音依舊存在。史學家想要在今天立足，想要回應“歷史對我們到底有什么用？”的問題，就不僅要通過長時段的考察為現實提供經驗和借鑒，更要注意回應“時代的挑戰”。

“治史者理應大膽的書寫和傳播通俗易懂的歷史敘事，把最新的有關政治史、經濟史和環境史的研究成果凝練成廣大讀者能夠接受的文字”。在內容上更關注大眾關注的問題，在資料更加開放、更容易閱讀，在表現形式上更多的使用圖表等通俗易懂的工具呈現研究成果。

這一切都表明，史學的“公眾轉向”，是除了“長時段”和現實關注以外的另一個特點。

4.新興的公眾轉向

“歷史學應該是一門富于批判性的抱持公共使命的人文學科”。在民智逐漸開啟的今天，自梁啟超先生以來的新史學傳統更應受到我們的重視。歷史學不應該僅僅“資鑒統治者如何行使權力，規范為臣下者如何舉薦”，更應該“幫助人們認清自己是什么樣的人”，“為廣大民眾提供一個識今通未的大的坐標”。

在民主成為潮流的今天，公眾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和對政治的參與自然也與日俱增。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的傳遞成本進一步下降，社交網絡的興起更使得網絡不僅成為公眾交流觀點的平臺，而是許多公眾性事件的發源地。這一點在2017年的我國多次得到了驗證（比較近的有三種顏色，摔狗案等）。

當公眾對這些事件逐漸由義憤轉入反思階段后，學者們自然需要回答他們的疑惑：這類問題為什么會在我們的社會發生？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們或許會把目光投注在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專家身上，但《歷史學宣言》的作者們認為：歷史學家同樣應該參與到討論之中，因為“無論專業史學家是否愿意加入這種公共話語的討論，公共話語都不能缺失長時段的歷史未來觀”。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今歷史學的挑戰是既保持專業化帶來的明顯優勢，又不忘恢復其原有的公共使命，要賦予批判性，而不總是對既成的結論點頭稱是”。

以史為鑒雖然是一個老話題，但是《歷史學宣言》卻賦予了它新的內容。如果用一句話概括作者對“歷史對我們到底有什么用？”這個問題的回答，那就是“通過長時段的考察，回應公眾對現實問題的關注，給人類更長遠的視野，而不被眼下的利益迷惑。”只有這樣，歷史才有可能真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仲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