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病歷的時候，我常會想起亞飛。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見到亞飛。那時我正在醫院實習，巨大的實習和考試的壓力無時無刻不讓我窒息，每天工作之余擠出一點點時間，在衣帽間里啃書，然后滿頭大汗的奔忙于病房和治療室的各個角落，日子過得灰頭土臉。

而我和亞飛的相遇，就在輪轉到OT組的那個午后。亞飛躺在神經外科的陽光房里——所謂陽光房，是一個由大廳改裝成的病房，里面有巨大的落地窗，正午之時酷熱難耐，里面擺著十張左右的病床，躺著的都是已經做過手術的長期病號。而亞飛，就在滿室的陽光里對我一笑。

神經外科的主要病癥之一是腦外傷，亞飛正是此例，我的任務是幫他做上肢康復訓練。在工地上干活的時候，他被一輛拉貨卡車帶倒，傷到了頭和腿。這些都是坐在亞飛床邊的母親對我講的，當我問及受傷情形，他已經不太記得發生了什么，只是斷斷續續的說，自己受了很嚴重的傷，開了刀，胳膊不會動了……眼看著他情緒有點激動，旁邊一直黑著臉的父親馬上喝道：”你是不是下河摸魚掉池塘了嗎？你忘了？”亞飛眨眨眼，“哦，醫生，我想起來了，當時水很深。”他別過頭，試圖用健手擦眼淚。父親嘆口氣出門了，而母親慢慢站起來走到遠處窗前。我開始幫他活動肩膀，寒暄幾句之后，他突然說：“大夫，我知道自己是被車撞了，我已經想起來了，別和我爸說，我怕他哭。”父子二人就這樣彼此回避著事故的慘烈，我一時無言以對。

亞飛的胳膊并沒有嚴重受傷，腦外傷也沒有影響到運動功能，但是術后的憂郁，回避，讓他長期保護性的抱著自己的胳膊，不愿讓人觸碰，仿佛那是一個可怕的傷疤。直到他的胳膊肌力下降，關節攣縮，然后真的不能動了。那時已經是手術后快兩個月，他已經因為傷及腦部表現出了智力減退。

在我眼里，亞飛不像是個28歲的大人，更像是一個無助的小孩。在治療期間，他時常說，“大夫，你看，外面在刮風，所以天快黑了，風把太陽刮走了。”“大夫，我中午吃了米飯，可是我怎么都想不起來到底吃了什么菜。”……略帶童稚的話，讓他愁眉不展的母親也不由得發笑。我每次問他“21加7等于幾”之類的問題時，他各種離奇的回答常讓病友們開懷。

漸漸的，他開始能算到兩位數，而他的胳膊也終于能打開，能屈伸肘關節了。我倆漸漸熟絡起來，他有時候叫我“大夫”，有時又叫我“老師”，甚至叫我“姐姐”，我也慢慢知道他還有一個四歲的女兒，雖然我從沒見過他的妻子。

每天下午，我來到神外，幫他活動，然后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我依舊沒敢問他關于妻子的事，因為每次談到家庭生活，他總是說“如果我這只胳膊廢了，就不能干活，就不能養爸媽，不能養女兒……”對于尚未畢業的我，這種話題顯然是太沉重了，我只能強做微笑，像哄小孩一樣反復說“你要有希望，很快就能好起來，你看，最近不是好很多了嗎？再做一次手指活動，我來幫你……”他不太能理解抽象詞匯，“希望”這個詞，顯然讓他消化了好幾天。

時間慢慢過去，亞飛的肌力恢復得很快，五指越來越靈活。我開始教他用勺子，筷子，再到用筆寫字。看著他一天天進步，所有人，包括他隔壁的病友，都為他開心的要命。而我卻隨著考試日期的臨近和實習的壓力不斷積累，臉上少了好多笑容。總感覺這黑暗的日子永遠不會過去，而自己如同一個溺水者，已經無力掙扎。

直到那天下午。樓上樓下跑了十幾個回合之后，我瞅準機會，躲在衣帽間臺階上看書，疲倦很快涌來，居然一覺睡到快下班。驚醒后，我迷迷糊糊的脫下白大褂，準備背包走人，在大門口卻看到了亞飛黑臉的父親。“大夫，我們家亞飛還在等你……”我徹底醒了，套上白大褂，一邊道歉，一邊和他一起奔向電梯。

然后我就看到了坐在陽光房門口的亞飛，八月底的夕陽照在他的背上。他渾然不覺，正吃力的握著筆，另一只手艱難維持著身體平衡。我連連向他道歉，一抬頭，卻發現他在哭。“亞飛，你怎么又哭了？還記得要有希——望——嗎？”我刻意拉長語調，想逗他開心。他抿著嘴，突然說：“大夫，我覺得，我好不了了……沒希望了……”本來說好了近期就要做膝關節手術，可是撞人的司機卻賠不出錢了。手術很可能要拖一陣子，而正在這個當口，我一直沒見過的他的妻子，決定要和他離婚。亞飛哭一陣說一陣，我心里的隱憂漸漸成真，卻還是如同冰刀，突兀的劃傷了正在一點點變好的現實。

天漸漸黑了，陽光房里沒人開燈，病人們都安靜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家屬們打水打飯，亂成一團。我慢慢幫他活動肩胛，試圖讓他平靜下來。那天的治療時間很長，但我倆誰也沒說話，坐在病床邊，看著在遠處坐著的他的矮小的母親，任何安慰都顯得蒼白。在亂的不能再亂的安靜中，我似乎觸碰到了這個世界悲傷的核心。亞飛不斷地伸肘，屈肘，伸腕，抬腕……那些沉重的東西離我們忽近忽遠。我知道，在他童真的話語背后，他并不是10歲。那些只有成年才會遇到的滾滾現實，在他尚未完全恢復的大腦里，也許正在激烈的斗爭和伸展，生根，仿佛是逼著他再次一夜長大。亞飛的父親帶著滿身的煙味走進來，我拍拍他肩膀，說：“叔，我先走了。”

以后的日子，我倆仍是做著日常的治療，而膝關節手術，成了我刻意回避的話題。我不知道亞飛那天沉默了多久，只是發現他開始自己下地，鍛煉受傷的腿。我提醒了他幾次不要過度疲勞，也就由他去了。他開始會寫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然后看著我的胸卡，學寫我的名字——那只不會動的手，終于和正常人沒什么區別。我知道，治療期就要結束了。那天，陽光房一如往常的熱，他媽媽一直在問著我的年齡籍貫，熱心幫我介紹對象，拉我留下來吃煮玉米，說著各種絮絮叨叨的閑話。我看著亞飛在夕陽里笑，然后掏出枕頭下的一份小冊子。那是醫院里的小廣告，亞飛在頁面空白處，認認真真的寫了一行字：“感謝**醫院醫生WQ”，那是我的名字。旁邊的字欄里，橫七豎八的寫著“希望”。

再見到亞飛，已是初冬。我已經輪轉到別的科室，種種重壓之下，居然也習慣了緊張的生活，靜不下來的時候，我還會去神外陽光房看看。在走廊里，我遇上來復查的亞飛。也許是長期臥床，也許是藥物作用，他胖的很快，頭發剪得很短。隔著老遠他就認出了我，依舊是憨傻的一笑，叫一句“大夫！”我問他恢復情況，他開心的伸伸手，做了個“OK”的造型。他的膝關節手術依舊沒做，但他已經能自己走路。嘮幾句家常，我把他們送到醫生辦公室，然后離開。從此，我沒有再見到過他。

考試結束，實習也結束了。我慢慢整理著病歷，論文，仍是不時想起他，他只是一個不幸與命運短兵相接的普通人，況且最終的抗爭結果也并不為我所知。可是那些平凡的，瑣碎的東西又是那么遼遠，如同夏日樹蔭間的點點白光，你知道，它們是一個個太陽。世界上的幸運兒很多，很多人能夠張揚的說出宏大的道理，能夠坦然的接受來自他人的艷羨，能夠永遠也不用去想潛藏在地平線以下的悲傷和憂愁。我卻總是記得他憨傻的一笑，說21加7等于20，說自己怕父母傷心，說還有希望。也許，這才是我們正在，或者即將經歷的生活。

愿希望長存，以此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