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所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一批“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錢理群
文章開頭的這段話是錢理群教授在北大110周年校慶及《尋找北大》一書出版，回答采訪者時，道出的一個憂慮。錢老提出這個憂慮是在2008年，當時我還只是個在讀幼兒園的孩子，十四年過去了，當我成為一名大學教育體制當中的受教者時，我依然想說：“錢理群之憂依然存在，甚至于變得比過去更加深重，而何時這樣一種憂慮會開始慢慢消解，答案依然未知。”
想要對錢老所提出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一概念有所理解，還需要原文當中的又一段話來做補充：
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致”指什么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仔細想一想，這樣的人是不是存在于我們身邊，或者說我們自己是不是與錢老的這個概念有一定的重合？我對這兩個問題都不回避，均持肯定態度。
第一個問題，我們身邊有沒有這樣“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是必然會有的，不然錢老也不會十幾年前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憂慮，至于職場當中這樣的人，因為社會閱歷的缺乏，我還了解甚少，但是要說在學校這樣一個環境當中，倒還算有一點發言權。
我初中的時候在所謂的強化班乃至于尖子班里度過了三年，我可以非常負責任地說，在尖子班的那一段時間是我時至今日依然不想面對，甚至每次回想起來都叫我不寒而栗、陷入陰郁情緒當中難以自拔。
所謂尖子班，給人最突出的印象就在于成績非常好，的確，當時每次考試全校的前十名，我們班幾乎都是在五人以上，其他兩個尖子班再分掉剩下的幾個名額；但是我想說的是，我一直認為如果那一年我選擇不進入尖子班（雖然大概率沒得選），我應該會比現在更好。沒有進入尖子班的時候，每一個有實力的同學和家長都盯著年級的前一百多名虎視眈眈，以至于生怕自己的孩子與全校頂尖的師資力量失之交臂，在公布尖子班入選名單的前一天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刻，老媽特地給班主任打了個電話，想提前了解消息，無奈名單只在校長手上，就算是老師也只能第二天等結果，那天晚上，我有過一個念頭：我覺得就算去不了尖子班也無所謂，我很喜歡現在教我的幾位老師，我堅信自己在他們手上也能取得令自己滿意的成績，但是這個念頭我一直沒有說，一直到考上重點高中以后，再和父母提起那段往事的時候，才會當成是個玩笑話順口一提。
尖子班除了同學成績好以外，還需要做好一項心理準備——要時刻準備好自己將會在一個十分壓抑、冷漠的環境當中度過一年。舉個例子，我記得畢業的時候，別的班都是嘰嘰喳喳熱熱鬧鬧的，而那天上午的十一點多鐘，只不過是父親來學校拿了畢業的材料，和老師道了謝以后就離開了。
一年前，我稀里糊涂來到了這個全新的班級，一年后，我默默無聞離開了這個對我而言依然是全新的班級，甚至同學之間連一個班級群都沒有建過，好像這一切就像是一場夢，給我留下最多的記憶，是因為有一段時間學習吃力而被老師當堂嘲諷的難堪，是后來自己終于熬不下去嚎啕大哭時數學老師平淡但卻堅定的鼓勵，是班主任知道我整個人狀態不好時悲憫的眼神……
對我來說，比起懷念初三的熱血奮斗，更覺得像是一種逃離囚籠的慶幸。
我拿初中的經歷說事，并不是因為高中時沒有感受到過那種“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只能說是那段時間給我的感覺比較明顯，甚至是典型，所以才會在第一時間想到并且寫出來，并且不經意間發現了這個概念背后的一大特點——難以言喻的人性的冷淡。
明明一個人自己在面前言行舉止彬彬有禮、待人接物圓滑老成，但是你就是覺得少了些什么，以至于比起表面的熱情，更讓人覺得冰冷刺骨，這時候我們就應該想一想，這是不是就是所謂“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
為什么一個“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所造成的危害要比一個貪官污吏更大？
我想，倘若是貪官污吏，國家可以有非常正當的理由把他們抓起來加以管制，但是這一招恰恰在“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面前不管用，他們懂得如何利用體制，再加上自己近乎完美的表演，以一種絕對合法合理的手段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甚至于當我們想去反駁的時候，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人還不是我們。當一批批普通人在無辜淪為受害者的同時，還沒有任何手段去反擊，這無疑就是在把整個社會向崩潰的邊緣推進，而且當“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充斥于社會的中高階層時，這個毀滅的過程就是悄無聲息、不動聲色的，而后整個集體就在一瞬間土崩瓦解、灰飛煙滅。
為什么要在踏入社會以前好好思考錢老提出的憂慮？因為未來的中國，我們是以接班人的身份去推動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十年以后，包括我在內的一批批大學生已經步入了不同的企事業單位，承擔起了各自的職務，如果很不幸的是，我們的上司以及我們自己就是“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么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種“文明的假象”，同事之間彬彬有禮的背后是各自的心懷鬼胎，上下級之間推杯換盞的背后是一場浩浩蕩蕩的“皇位繼承戰”，如果沒有人踏踏實實的去為自己的事業做一點實事，中國的產業要怎么發展？如果每個人都把利益看得那么重，而放棄了自己的愛好和精神上的追求，那么這一輩子是不是活得太無聊、太窩囊、太委屈自己了？
關于如何解決錢理群之憂，有人指出“通識教育”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向。講這個方向之前，需要知道什么是“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教育的一種，這種教育的目標是，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間的知識和價值觀。（摘自百度百科）
我對于“通識教育”感覺到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為什么通識教育要專用于大學教育？大一上學期包括下學期即將開展的很多課程其實都是通識課，但是我很明顯的感覺到這一課程的無力感，尤其是與自己專業關聯性不大的課程，學生表現出來的積極性往往大打折扣，這也是為什么高數課大家拼命想要往前坐而語文課卻要拼命往后坐的有力依據。在步入大學以前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是一名學生價值觀構建的關鍵時期，在這期間學生尚未形成堅固的價值體系，三觀還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并且家庭教育在此期間也占有很大比例，父母的教育更容易為子女所接受，倘若一個孩子成年以前就已經被物質精神所蒙蔽，當他們來到了缺乏家庭管束的大學，僅僅通過幾堂人文課程就想改變一個人內心的成見？依我所見收效甚微。
十幾年的“爛攤子”被甩在大學教育身上，拋開通識教育本身在實施過程當中的無力感不談，就算是老師講到天花亂墜，下面的學生也很難有大的改變。功利的教育已經在這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深入人心，當國家開始有意識的從中小學教育著手，開始實施雙減政策的時候，我好像看到了一絲人文主義的覺醒，也更為這種“去功利化”的教育能夠向低齡段實施而感到慶幸。
我們已經沒有機會重新來過，但是錢理群教授的憂慮值得我們終身銘記反思，我始終堅信，一個淡化功利、重視人文精神的個體和社會必定會煥發出無限生機與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