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時候，讀過麥克尼爾撰寫的哈欽斯時期的芝加哥大學，對于推行通識教育歷歷在目。麥克尼爾是四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一方面受到了通識教育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接受了現代史學思潮，因此他能夠跳出傳統單一的史學寫作模式，將人類學與社會學有機結合起來，撰寫出這樣一部成功的文化史與文明史。
撰寫文化史與文明史，其實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兩條線索，也是現代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產物。為什么這么說呢？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在工業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影響下，人們傾向于將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加以區分。將傳統社會研究視作人類學研究的工作，而將十九世紀的歐洲社會視作現代社會加以研究。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的奠基人如卡爾·馬克思、涂爾干、馬克斯·韋伯都嘗試為現代社會立法，解釋傳統社會。這種努力在二十世紀變成了撰寫通史的兩條線索，即對傳統社會做多元性解釋，而將現代社會描寫成一種大體單向性的發展道路。社會學家區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影響了二十世紀史學的走向。如果說，二十世紀前半葉史學家們還在通過語言文字來描繪非西方社會以及古典社會的話，那么下半葉則是通過經濟、社會、文化等多角度來贊揚現代社會。
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恰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出來的，因此也打下了深深的歷史烙印。這部書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來撰寫傳統社會，用四分之一的篇幅來撰寫近二百年來的世界發展。與《全球通史》前后各一半的篇幅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們看兩部書的布局，依然是將傳統世界與現代世界分裂的寫作方法。
回到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我們看到他在撰寫傳統世界的時候，采取的是多元文化史的寫作方式，具體上說就是通過文化形態的描繪，孤立地刻畫各個傳統社會的形態。如果熟悉費孝通《江村經濟》的朋友，能夠看到相類似的影子。不過，一個是從西方人的角度，一個是作為傳統社會出身的知識分子。不過，總體上說是一種民族志的寫作方式。
對于十八世紀之后的現代世界，麥克尼爾似乎有了一種議程性的寫法，也就是將經濟與社會發展作為現代歷史發展的線索。對此，我們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大體類似，即將經濟發展作為社會歷史的中心，以此作為現代社會的標志。不過，這個發展的模板顯然是歐洲社會提供的。麥克尼爾就不免將歐洲社會作為文明的尺度來衡量整個世界的發展。我認為他對于現代史本質上是一種文明史的寫作方法。
最后，我必須說受西方學術發展的影響，我們自然也常常接受文化史與文明史二元的寫作方式，不過我們更習慣用古代與現代，或者中世紀與現代社會這種二元寫作。這種將傳統社會視作現代社會對立面的做法，顯然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就可以解釋了中國學術為何能夠迅速在八十年代之后與西方順利接軌，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共享相同的社會觀念。不過，隨著西方后現代對于啟蒙運動與現代性的批判，人們對于單一的現代化進程表達了不滿，提出了世界多元現代化的理論。這種理論暗示了非西方國家也存在不同的現代化進程，其實這個說法不過是回到原來傳統多元社會而已，并非新的學說和理論。麥克尼爾這部著作能夠給予我們最大的啟示，應該是如何思考多元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系。對于這個問題，或許歷史還沒有能夠給與清晰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