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漢明帝多元化性格的形成受到其出生時的政治環境及其父光武帝施政的重要影響，其“嚴切”的統治作風和個人性格對東漢后期的皇權政治無疑有較大影響，在個人性格驅使下所建立的這種“嚴切”政治，雖在當時起了某些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其產生的后果與影響,則主要是消極的，尤其對于整個東漢王朝、知識分子以及學術文化的摧殘是不容忽視的。
關鍵詞：漢明帝；性格；嚴切；成因；影響
中圖分類號：K234.2 ?文獻標識碼：A
東漢明帝劉莊（原名陽），字子麗，廟號顯宗，是光武帝劉秀的第四子。各史家對漢明帝的評價褒多于貶，有的學者將他與光武帝并稱，譽之為“建武、永平之政”，亦或將他與其子漢章帝劉炟并稱為“明章之治”。對于東漢封建王朝來說，漢明帝在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有著突出的貢獻。然而，對于漢明帝其人，卻另有鮮為人知的一面。由于他的性格存在嚴重缺陷，為了穩固統治，他建立了“嚴切”政治。這種“嚴切”政治,雖在當時起了某些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其產生的后果與影響,則主要是消極的。因而，有必要對漢明帝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響作一初步探討，以求證于各方家。
一、漢明帝性格之多元
《后漢書·章帝本紀》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1]（P159卷三《肅宗孝章帝紀》）史書用“察察”、“苛切”形容漢明帝，這實在是過于美化漢明帝，漢明帝的性格實難用此二詞形容。
漢明帝其人，精明而殘暴，虛偽又自負。
漢明帝的精明有時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明帝賜給西域使者十匹絲綢，尚書經辦此事，但卻誤將十當百，明帝見到司農的記事簿出錯后大怒，急召尚書郎重新進殿，要當場施以重罰。堂堂天子，卻將九十匹絲綢看的如此之重，區區小事，卻能令其盡喪王者之儀。不禁讓人嗤之以鼻。
漢明帝不僅精明至極，更是一個陰險殘暴、虛偽自負的君主。《后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載：“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菘，以杖撞之。菘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爭為嚴切以避誅責。”[1]（P1409卷四十一《第五鐘離宋寒列傳·鐘離意》）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時期，禮儀在個人生活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春秋時魯國司空孟僖子有云：“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2]（P1295《昭公七年》）漢明帝“十歲能通《春秋》”[1]（P95卷二《顯宗孝明帝紀》），故王宮禮儀也必定深諳于心。漢明帝貴為大漢天子，其尊嚴與威儀本應代表國家，《詩·大雅·抑》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3]（P454）而漢明帝居然親自動手毆打朝廷命官，成何體統！春秋時，衛襄公曾詢問北宮文子何為威儀，北宮文子回答：“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2]（P1194《襄公三十一年》）而藥松為了躲避責打，卻入床下，朝廷命官的威儀也喪失殆盡，漢明帝的“表率作用”可見一斑。由此觀之，“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理念，早已經被這對君臣棄之不顧。筆者認為，如果真如范氏所言“明帝十歲通《春秋》”，那么，漢明帝親自動手打人之事便只能是由其殘暴的性格所決定。
漢明帝還喜歡重用酷吏管理地方。據《后漢書·酷吏傳》，樊曄“好申韓法”，“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故當時有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1]（P2491卷七十九《酷吏列傳·樊曄》）樊曄死后，明帝“以為后人莫之及”[1]（P2492卷七十九《酷吏列傳·樊曄》）。周紜“為人刻削少恩”，他任南行唐書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1]（P2493卷七十九《酷吏列傳·周紜》）結果，漢明帝又提拔他為博平令。正所謂“臭味相投便稱知己”也。
此外,漢明帝殘暴的性格還表現在他創設了許多酷刑。《后漢書·左雄傳》載：“孝明皇帝始有撲罰， 皆非古典。”[1]（P2022卷六十一《左周黃列傳·左雄》）撲罰，謂以鞭撲來懲罰。《周禮·地官·司市》曰：“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撲罰。”鄭玄注：“撲，撻也。”[4]（P518）可見撲罰之刑的殘暴，這也和漢明帝的性格相互吻合。
永平十三年，發生了震動朝野的“楚王之獄”，楚王劉英被告“造作圖書”，“有逆謀”。“帝以親親不忍”[1]（P1429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故只是廢掉了楚王劉英的爵位，將劉英遷徙到丹陽的涇縣。事實真是這樣嗎？
早在漢明帝為太子時，劉英就與其私交甚好，“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1]（P1428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這和劉英的封地狹小及其審時度勢的眼光有密切關系。從小一起長大，劉英清楚劉莊的為人，因此劉莊繼位后，劉英進一步看到漢明帝的殘忍惡毒后便滑入黃老浮屠中尋找精神慰藉，但最終劉英還是沒有逃脫漢明帝的魔掌。明帝并沒有處死劉英，只是將他的爵位廢掉并把他遷徙到丹陽的涇縣，以此來贏得寬容敦厚之名。而劉英到涇縣的第二年便自殺身亡，這可以看作是劉英對殘暴虛偽的漢明帝最有力的回擊。因楚獄，“坐死徙者以千數”,被牽連入獄者數萬人。漢明帝甚至下令，不準為被誅死者收斂埋葬，一經發現便嚴厲治罪。時任千乘太守的薛漢因楚事而被誅，門生故吏沒有人敢去收斂尸身，只有廉范一人念及師生情誼而去，明帝聞之，大怒，詰責廉范“不與朝廷同心”[1]（P1101卷三十一《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廉范》）。這罪名可是不輕，輕則發配充軍，重則株連族人，如若廉范不是趙國名將廉頗之后，必定難免牢獄血光之災。俗語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難道廉頗之后就可以違背圣意？聰明的漢明帝卻利用廉頗又一次為自己樹立了寬容敦厚的形象，這從另一個側面又反映出漢明帝性格中殘暴虛偽的一面。綜觀《后漢書》，范氏受傳統觀念束縛，處處體現出其為統治階級大加贊賞的思想。因此《后漢書》所謂的“帝以親親不忍”實在無從說起、荒誕至極。
漢明帝對待臣民如此殘暴，而自己則裝扮出一幅恭謙儒雅、滿腹經綸的模樣。自西漢中期開始，經學內部就存在著今文經和古文經的論爭，東漢建立后，政府很快將今文經設立為學官并定期舉行講學。這為漢明帝提供了一個裝模作樣、掩飾本性的平臺。他常常親自在太學正坐講學，而令“諸儒執經問難于前”[1](P2545卷七十九上《儒林列傳》)。又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東觀漢記·桓郁》：“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5]（P625卷十五《傳十·桓郁》）漢明帝居然恬不知恥的將自己比作孔子而自任道統，可見漢明帝是一個既虛偽又自負的人。
二、漢明帝性格之成因
漢明帝性格之形成，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建武四年，漢明帝的母親陰麗華隨從光武帝征伐彭寵（時彭寵自立為燕王），在元氏縣生下了漢明帝，此時的東漢王朝剛剛建立，政局不穩，雖然規模宏大的農民戰爭已經被鎮壓，但是各地的封建割據勢力仍然為爭奪統治權而相互進行著遮天蔽日的拼殺，因此他一出生便經受了血雨腥風的洗禮。而且終光武帝一生，始終為東漢王朝努力拼搏，其父艱苦卓絕的斗爭深扎于小劉陽之心，各種政治陰謀、權勢利害都了然于心。建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光武帝便下令檢查天下的墾田和戶口，并令刺史、太守們逐一匯報。“時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抵言于長安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詰問吏，吏首服，如顯宗言。”[5]（P403卷十一《傳六·劉隆》）此時的漢明帝年僅十二歲，卻有著如此銳利的眼光，這和他出生的“戎馬倥傯、旌旗亂野”的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
此外，其父的統治方式也對漢明帝的性格有著深刻的影響。光武帝曾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而事實上政治的“嚴切”已露端倪。在“度田事件”中，許多營私舞弊的地方官吏遭受重罰。武帝為加強皇權，便對三公權力進行極力的削弱。韓歆好直言，武帝不能接受，便將他罷官，但仍不解氣，于是又下詔責罵他，韓歆和兒子韓嬰只能自殺。歐陽歙、戴涉等皆因事罷官或下獄而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1]（P903卷二十六《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侯霸》）這種局面使內外群官無不表現出極大的不滿。“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1]（P1017卷二十九《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申屠剛》）尤其是在建武末年,光武帝吸取了西漢七國之亂的歷史教訓,對宗室諸王的防范尤為嚴切。“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于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6]（P1373卷五十九《吳書十四·孫奮》）沛獻王劉輔的門客殺了人，劉輔受到牽連被捕入獄，從此以后，“諸王賓客多座刑罰，各循法度”。[1]（P1427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沛獻王輔》）光武帝廢后郭氏薨后，有人上書王莽后裔王肅等人經常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光武帝大怒，便下令到各郡縣搜捕諸王賓客，致使諸王賓客“更相牽連，死者以千數。”
光武帝完成統一大業到去世的二十年間，是漢明帝性格形成的關鍵時期，這二十年里，其父的言傳身教，以及為鞏固封建王權而運用的各種政治手腕，都使他耳濡目染，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漢明帝性格之影響
漢明帝性格的多元化，直接的影響便是在東漢建立起“嚴切”政治。這種“嚴切”政治,不僅影響到當時的東漢王朝，也使知識分子和學術文化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首先，“嚴切”政治崇尚苛刻，這種苛刻嚴重威脅著東漢政權的長治久安。朝臣鐘離意和陳寵針對漢明帝創立的“嚴切”統治，都曾上書用以說明“嚴切”政治的嚴重后果。鐘離意曾上書漢明帝：“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愿陛下垂圣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1]（P1409卷四十一《第五鐘離宋寒列傳·鐘離意》）而漢明帝對這些話卻無動于衷，至死都沒有接受鐘離意的建議。漢明帝之后，章帝繼位，仍然沿襲漢明帝時期的“嚴切”政治，尚書裁決事情還是經常使用重刑。于是陳寵上書章帝：“陛下即位……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于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1]（P1549卷四十六《郭陳列傳·陳寵》）陳寵更是將執政比作鼓琴張瑟，力氣過大，只會導致琴裂瑟斷。這些有識之臣已經看到了“嚴切”所帶來的嚴重后果，甚至引經據典，以說明仁政的重要性，最終使章帝“敬納寵言”。
其次，漢明帝對劉氏宗室的打擊比光武帝時期更加嚴酷，這為外戚宦官粉墨登場創造了有利條件。永平元年，三十四歲的東海恭王劉強憂郁而死，此時正當盛年，筆者認為這和劉強被廢掉太子身份后對自身安危長年恐懼的心理有密切聯系，這也側面的反映了漢明帝的殘忍猜忌。其余諸王如沛獻王劉輔、楚王劉英、濟南安王劉康、淮陽王劉延、山羊王劉荊、中山簡王劉焉、瑯琊孝王劉京，或者坐罪削縣，或者被迫自殺，甚至為了保命而甘心走上腐敗自沉的道路。此外，明帝對待諸王后代以及自己的兒子也是極盡限制，如東海恭王劉強子政、濟南安王康子錯皆以“淫欲薄行”、“干亂法紀”而被治罪，淮陽王延子魴及同族嵩、信、平、遵等皆因與諸王交通、謀反坐法或除國，或如北海靖王睦那樣，逐步走向“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的自沉道路。永平十五年，明帝封地與皇子，結果眾皇子的封地都只有其他諸侯國一半大。只有東平憲王劉蒼，一生恪盡職守、忠心耿耿，受到明帝與章帝的禮遇。劉蒼去世后，章帝哀痛的說道：“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昊天不吊，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焭焭，靡有所終。”[1](P1441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傳·東平憲王蒼》)可見諸王宗室已經被打擊殆盡，為章帝之后的東漢王朝埋下了政治隱患。誠如王夫之所說：“廣陵王荊、楚王英、淮陽王延，以逆謀或誅或削。夫三王者誠狂悖矣；乃觀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覲，大夫欲稱其賢，而嘆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為相愛。’則明帝之疑忌殘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濞、興居之弄兵狂逞也，綏之無德，教之無道，愚昧無以自安，而奸人乘之以告奸，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非附會而增益之哉?……作圖讖，事淫祀，豈不可教，而必極無將之辟以加之，則諸王之寢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為，而天性之恩幾于絕矣。西京之亡，非諸劉亡之也；漢之復興，諸劉興之也。乃獨于兄弟之間，致其猜毒而不相舍，亦可為之流涕矣。身沒而外戚復張，有以也夫！”[7]（P190-191卷七《明帝》）袁宏更是認為對同宗的迫害是導致東漢末年動亂的主要原因，故言：“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于罪敗，同姓挫于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8]（P185卷第七《后漢光武皇帝紀》）這也正應驗了春秋時宋國司馬樂豫之言：“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蔭矣。”[2]（P557《文公七年》）足見明帝的“嚴切”政治,對東漢政權造成的后果之嚴重。
再次，漢明帝的“嚴切”政治嚴重摧殘了知識分子和學術文化。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了施展政治抱負，常常依附于權貴，雖有濫竽充數者，但大多是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東漢名將馬援指出，“但尤國家諸子并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1](P851卷二十四《馬援列傳》)楚王英一案，“坐死徙者以千數”,牽連入獄者數萬人。如因楚事而死的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1]（P2573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薛漢傳》）淮陽王延謀反發覺,“坐死徙者甚眾”。這些或因受誣陷而死、或“改變姓名，以逃其禍”的賓客，絕大多數都是飽讀詩書的士人。正如范氏言：“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1]（P2613卷八十上《文苑列傳·傅毅》）此外，漢明帝期間的學術文化也受到嚴厲的限制與禁錮。此時的經學雖然得到很大的發展，但對于經學解說卻形成固定的模式，這個模式將大批的知識分子禁錮其中，使人們的思想長期囿于封建統治思想的牢籠。經學與史學始終未能擺脫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宗旨，長期在一條死巷中徘徊掙扎而未有實質性的突破。故蔡玄坦言：“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1]（P2589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蔡玄》）對知識分子以及學術文化的打擊與摧殘，使得西漢時期還略微寬松的學術氣氛越加凝固化了。
余論
漢明帝的性格存在著嚴重缺陷，其個人性格和統治作風對漢代后期的皇權政治無疑有較大影響，他建立的“嚴切”政治對東漢王朝雖然有許多積極的作用，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其產生的后果與影響,則主要是消極的。對諸侯王室的打擊，使得劉氏宗族的政治力量急劇削弱，為外戚宦官粉墨登場創造了有利條件。對知識分子及學術文化的壓制，使得久已沉寂的隱逸風尚再度興盛，人們的思想始終無法逃脫封建正統觀念的窠臼。“嚴切”政治統治使各種矛盾公開化，以至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故章帝即位，不得不采取陳寵等大臣的建議，從“嚴切”逐步向“寬厚”邁進。然而章帝之后，已經積重難返，皇帝年幼無知，外戚宦官輪流執政，終致東漢王朝在黃巾起義的洪流中土崩瓦解了。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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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s of Emperor Mingdi of Han Dynasty and Their Causes and Influences
Abstract：Emperor Mingdi of Han Dynasty had pluralism character,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politic environment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and Emperor Guangwu’s political policy. Undoubtedly, the style of his rigorous rule and individual personality had large effects on imperial power in the later stag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is kind of “rigor” policy that had been built by his character played a positive role at that time,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its major effect and impact was negative. Especially to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rigor” policy ravages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culture that couldn't be neglected.
Key words：Emperor Mingdi of Ha Dynasty;character;rigor;politic;influence
(原文發表于《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1月第28卷第154期，轉載請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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