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長篇小說《子弟》的作者潘一擲，同時也是豆瓣小組“廠礦子弟”的組長。今天很榮幸來聊聊關于三線工廠的一些集體性回憶，題目就叫：有一種故鄉，叫做“咱們廠”。

想必大家春節期間剛看過大熱電影《你好，李煥英》。故事發生的背景在湖北襄樊宜城的三線工廠東方化工廠(525廠），取景則是在另一個三線廠衛東機械廠（846廠）。導演兼演員賈玲就是在三線廠內出生成長的“廠二代”。由于全國三線工廠的共性非常顯著，這些工廠子弟的人生軌跡也非常類似，大家都對于故鄉有一種特殊的眷戀，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往事。

我所出生成長的工廠叫做向東化工廠，和電影的發生廠東方廠（525廠）的母廠遼陽慶陽化工廠（375廠）屬于兄弟廠，都歸屬五機部管理。基于多年的習慣，我們一家張口閉口都說“我們廠”。之所以這么稱呼，是因為我們一家是三代同廠：我母親是廠子弟小學教師，父親是生產處調度。我自己以及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侄女外甥，全都是出生在職工醫院，上的廠辦幼兒園，念完子弟小學和子弟中學，后來考上大學的就離開了工廠，沒考上大學的入廠當工人，對， 我離開了工廠，我哥哥姐姐一直都在工廠上班。——算起來，從我父親1953年入廠，之后和我媽結婚生育兒女，一直到2005 年工廠破產，我們一家子在廠區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像我家這樣三代同廠的情形，在我們廠非常普遍。所以說，“以廠為家”不僅僅是一種集體精神，更是眾多廠礦家庭的一種生活狀態。

（可惜我們家搬家的時候，因為我在外地，沒留下全家和老房子的合影。）

在廠礦小社會環境下長大的我，真正走出工廠是1993年到沈陽上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后，我曾經有十年的時間天南地北出差跑業務，期間遇到過各地許多客戶都是廠礦子弟，深入一聊，發現彼此的廠礦經歷非常相似，有著很多的共鳴。粗略估算，全國范圍內廠礦子弟數量能有三千萬。也是從那時開始，一個念頭在我心中升起，想要寫下這個廣大群體的共性故事。于是我堅持常年積累素材，直到2018年開始動筆。

在寫作的同時，我還在豆瓣網上建立了“廠礦子弟”小組，現有上百個工廠的兩千二百多個組員。很多組員圖文并茂地分享了少年時在工廠的成長故事，我逐一讀下來的收獲，一是印證了這一群體成長軌跡高度相似的結論，二來也啟發了很多關于細節的回憶，使得筆下的故事更趨近于時代現實。以上就是《子弟》這篇小說的創作緣起。

好，現在我們來了解一個概念——“三線建設”，因為三線廠的這個定位貫穿了我們廠的六十年命運。在百度百科上，三線建設是這么解釋的：

自1964年起，我國中西部三線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軍工企業“三線廠”建設。在1964年至1980年，貫穿三個五年計劃的16年中，國家在屬于三線地區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億元巨資；400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稱為“三線廠”。

以上可見，三線廠的首要特點就是跨地區的工業遷徙，并由此造成了一種獨特的飛地小社會。

以我們廠為例，職工來自五湖四海，尤其是東北人居多，這是因為前身老廠位于中蘇邊境的興凱湖畔。前身老廠建廠于1945年，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功勛廠。等到六十年代，中蘇邊境爆發了“珍寶島事件”，經周總理指示，我們廠啟動了南下搬遷計劃。原本是要準備搬到山西陜西一帶，后來因為一些變故，最后決定搬往遼西的努魯爾虎深山里。

（《金婚》里佟志被調去建設三線）

哪怕是今天，要搬走一個萬人大廠的連人員帶設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當年像我們廠這樣南遷西遷的單位有一千多個。所以說三線建設艱苦卓絕，無聲而浩大。

在1967年的春天，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上千名男職工率先開赴遼西，在深山老峪里從扎帳篷駐營開始施工。為了趕生產進度，他們“先生產后生活”，夏天住席棚，冬天住“干打壘” 的夯土房。由于沒有大型機械工程設備，許多基建工程只能靠人工肩扛手抬。他們平地鋪路，架電線，建廠房，修堤壩，真正踐行了毛主席倡導的“愚公精神”，三年多的時間都在工地上，可以說，新廠的每一磚石都留有父輩們的汗水與心血。

當時，一邊是千里之外的遼西新廠在建，一邊是黑龍江老廠區的生產生活在繼續。上千名女職工及家屬在老廠邊上班邊拉扯孩子。類似這樣牛郎織女的兩地生活，在“三線建設”時期非常普遍。正如《金婚》里的蔣雯麗一個人拉扯四個孩子很辛勞，這個情節很真實。我媽媽比蔣雯麗要輕松些，當時她只管我哥和我姐，我還沒出生。

1970年，“愚公移山”的父輩們終于在荒涼的山谷建成了初具規模的新廠。這年秋天，按照中央指示，老廠的全體職工家屬連同生產設備正式南遷。當時的搬家專列是客貨混編，一半是貨車車廂，拉生產設備，各種化工釜槽；一半是客車車廂拉人員。上萬人人手一張特殊車票，車票上只寫座位號，不寫起點站和到站，背面印著口號“革命紀律無不勝”。除外中途在四平加水，這十幾輛專列火車全程不停站，一口氣從黑龍江興凱湖畔跑到了遼西努魯爾虎山下，因為是保密專列，沿途車站的鐵路職工都不知道這些客貨混編專列的底細。

搬家之后，我們廠有了一個新的廠名，叫做遼寧向東化工廠，內部番號還是原來的475廠。當時的“三線建設”部署方針是“大分散、小集中，少數國防工廠和科研單位要靠山、分散、隱蔽，必要時還要進洞，確保在核戰狀態時打不爛炸不垮”。按照這樣的部署方針，我們廠隱蔽在努魯爾虎山脈最深處，坐火車到最近縣城也要兩個小時時間。

（說到鐵路，順便說一下，為了保證遼西三線工廠群的物資供應，沈陽軍區修建了一條“遼西戰備鐵路”，也稱“魏塔線”，和著名的成渝鐵路一樣，這條鐵路也是三線建設產物，沿途地質條件復雜，要穿過很多隧道和橋梁。小時候父母帶我坐火車去縣城，告訴我不用看表，只要數到第十三個隧道就該到站了。等下了火車，全體乘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車站水房洗臉，因為蒸汽機車的煙灰在進入隧道時會倒灌進車窗內。）

我從小在這樣的深山廠區里出生長大，真是看慣了群山，聽慣了鳥叫。十五歲那年，我去黑龍江爺爺家做客，在松嫩平原上第一次看見夕陽慢慢沒入地平線，自己身影被拉長到三四倍，我內心激動不已。因為之前我看到的都是落日依山盡。

這種“靠山，分散，鉆洞”的建廠方針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便于隱蔽，美帝蘇修的偵察機可能找不到，轟炸機也炸不到。弊病就是鉆山太深，難免會遭受自然災害的頻繁侵襲。我們廠不得不常年與洪水，塌方和泥石流作抗爭。“五年一小洪，十年一大洪”。下圖是廠電視臺在94年拍攝的洪水河道。山洪具有突發性和不確定性，來勢洶洶，被當地山民叫作“牤牛水”，經常沖進山溝里損毀廠房和設備。每次洪水過后，低洼的十里廠區就會變成了十里爛泥地。這時工廠“重建指揮部”開始上場，指揮各車間青年突擊隊和黨員模范先鋒隊，爭分奪秒抓緊時間重建廠區。

在計劃經濟時代，工廠的使命是備戰，所以重建都是不考慮成本的。可是等到八十年代戰備狀態結束，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像我們廠這樣三線工廠就面臨著一個先天缺陷：地理區位偏遠，市場和運輸極其不利，成本和物流都是問題，況且還有自然災害襲擾，這是造成工廠破產搬遷的一個主要原因。隨便說一下，鉆山太深不僅僅是我們的廠的困擾，很多三線軍工廠都有這個難題，這個問題很普遍。

剛才說完了三線廠作為工業遷徙的飛地概念，下面我來說說三線廠的另一個特點：保密和半封閉。

首先是廠名保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國防工廠一般有三個廠名。第一廠名是文字廠名，用于對外聯絡，例如：遼寧國營向東化工廠，湖北國營紅衛機械廠。第二廠名則是代碼番號，例如：475廠，5223廠。第三廠名則是“駐地XX號信箱”，例如：寶雞51號信箱，成都82信箱。是不是聽上去類似于古人，諸葛亮、字孔明、號臥龍。

下面我來倒敘說說這三個廠名的由來。

先說第三廠名，“信箱廠”的說法，是由于保密工廠最初不直接和外界地方接觸，發往廠里的信件和報紙也由當地郵政部門專人送達。直到今天，成都東郊的建設路片區還在用“信箱廠”來稱呼這些曾經的保密工廠。

（圖示：106信箱即773廠，又稱紅光電子管廠，主要生產示波管、顯像管。69信箱為719廠，對外稱為新興儀器廠，為地空導彈生產彈上無線電控制儀等。82信箱，即715廠，對外稱為宏明無線電器材廠，生產電阻電容元件。）

再來說說第二廠名，也就是代碼番號，例如上面三個信箱廠又叫773廠,719廠,715廠。正式的廠內文件和職工工作證上都只寫工廠番號，因為這意味著一個系統。

在我們廠內部，各個下屬車間和分廠也有代碼，甚至子弟中學也有代碼，叫做205。我一直都搞不明白為啥中學也要保密呢？如果回到八十年代的我們廠的馬路上，兩個熟人打招呼，他們的對話可能是這樣：“老李，你這時要去哪兒？”“我去202開工資，王老師你呢？”“我去205，今天學校返校。”

第一廠名是對外廠名，經常被用到，很多名字都充滿了革命色彩，例如“衛東機械廠”、“前進農機廠”、“向東化工廠”、“紅旗機器廠”、“紅衛儀表廠”、“光明機修廠”、“險峰電子廠”。有些廠名還挺有迷惑性，例如，生產槍炮的重慶長安廠在抗戰期間曾經叫作“寧和茶社”，貴州的水城鋼鐵廠最早化名為“青杠林林場”，我們廠最初也曾托稱為“東北釀造總廠”，誰也不會想到如此打醬油的廠名其實是生產無煙火藥。

就連麥家小說《暗算》里的“七零一”監聽情報所，也是對外托稱“植物研究所”。

（《暗算》電視劇：701情報所大門圖）

除外保密代號，各個國防工廠還有保密制度。

我們廠的產品是無煙火藥，生產區被十幾里電網包圍，直到八十年代初還執行全民保密，職工和家屬都經過保密培訓，對外堅稱工廠是生產農藥化肥。按照工廠的保密紀律，父母甚至不能在孩子們面前聊軍品生產情況。記得有一次，看見工廠開進來很多運棉花的卡車，我就問父親這是要做什么產品？我父親沉默了一會，說是“大集體”針織廠要生產棉大衣。后來我長大了才知道，無煙火藥的基礎成分是硝化棉，而那些運進來的棉花，正是生產無煙火藥的原料。

我曾聽過不同工廠的子弟都講過一個故事，說是某廠業務員坐火車出差，和對面旅客聊得投機，就在紙條上寫下了工廠總機電話號碼。后來那位旅客把電話打到了廠交換臺，要找這位業務員發展友誼。結果這件事被反映到了廠部，業務員被嚴肅處理，背上了一個警告處分。大家講的情節基本一樣，只是背景發生在不同廠子里，所以我有點懷疑這是保密培訓的一個通用案例。

講完了工廠的保密，再講一講廠區的半封閉。

我們廠一直跟地方上隔閡很深，這其中最主要的是保密的緣故，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民俗民風的差別。我們廠職工大都來自黑龍江，與駐地城鄉的生活習俗截然不同。例如我們廠內通行“廠話”，是接近于黑龍江話的普通話，與本地的口音大大不同。“廠話”這個現象非常普遍，據說洛陽澗西“六大廠”各有各的“廠話“，與洛陽本地話大相徑庭。

上大學時，我曾參加過一次老鄉會，在一群操持鄉音的同學中，我就是那個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后來第二次同鄉聚會，也沒人再來約我。所以說，我們這些三線子弟一直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故鄉本來就是飛地，后來工廠廢棄，飛地又被連根拔起，按照王小帥導演的話，我們成為一群沒有根的人。

前面講的是三線廠的特殊保密和封閉環境，現在講講我們廠內社區的特點，一句話總結就是：自成體系的同質化集體生活。

先來說說廠區布局的同質化。對照全國各地的三線工廠，大家會發現在設地布局，建筑風格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異，規律性非常明顯，大都生產區依山，生活區傍水，廠區地形狹長綿延，很多廠子號稱“十里車城”“十里炮城”“十里紡城”，我們廠也曾自號“十里化工城”，最大的一塊平地建是生活區中心，建成了毛主席廣場，文化宮，體育館，圖書館，職工醫院，子弟中學，職工技校，郵局銀行，廠招待所。離中心區不遠處是四個家屬區，被山嶺和農田間隔，靠一條主干道貫穿串聯。每個單獨的家屬區內還有浴池，子弟小學，服務社，幼兒園和鍋爐房。

說了這么多，大家可能想看一看家屬區是什么樣的，由于很多老樓已經夷為平地，我就只能放一張其他三線工廠的家屬區鳥瞰圖來示意。

如圖可見，這是一個典型的北方三線廠礦小區，中心位置的藍色屋頂和大煙囪是鍋爐房。四周的樓房叫做“赫魯曉夫樓”，采用預制板結構，適合大批量快速建成，當年很流行。我們廠人民也叫它“紅眼樓”，據說是為了分上這樣的房子，很多人家去房產科拍桌子，分到的被大家眼紅嫉妒，因此得名“紅眼樓”。

（我國很多城市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赫魯曉夫樓”）

我們廠還有比“赫魯曉夫”樓更古早的外廊式紅磚筒子樓，始建于七十年代，它的特點是造價低，缺少私密性，有的還要共用水房和廁所。除外《你好，李煥英》，在電影《鋼的琴》和《夏洛特煩惱》里，也能看見類似的老磚樓職工宿舍。

電影《你好，李煥英》取景的筒子樓

電影《鋼的琴》

在電影《夏洛特的煩惱》里，馬冬梅就住在這樣的老磚樓，取景地是大連的523老廠宿舍。

除外赫魯曉夫樓和筒子樓，我們老廠還有更早的“蘇式樓”，有的地方也叫“蘇聯專家樓”。據說“156援建項目”的大廠子都有這種樓型。特點是高舉架，大悶頂，窄陽臺探出，走廊盡頭預留垃圾通道。

我們廠職工在八十年代初就住上了樓房，而駐地城市的城關鎮還是一片平房。所以我們廠的工人就很驕傲，編了一個順口溜，說是城里“一條街，三個樓，一個交警一個猴”。當時城里確實只有一個大十字路口，站著一個老交警，路口不遠是所謂的縣動物園，養著一個孤單的猴子。不過，到了九十年代，職工的優越感越來越少，直到兩千年左右發生翻轉，我們廠窮得揭不開鍋，地方上的群眾也給我們廠編了一個順口溜，后面會講到。

下面，我們再來說說當年家屬區的樓房室內，一句話，也是高度同質化，各家各戶都差不多。

我們廠的“赫魯曉夫樓”有兩種基本戶型：44平方米的兩室和60平米的三室，朝向南北，這也是北方建筑的特點。至于室內布置，彈簧沙發五斗櫥，折疊餐桌電視柜。居家物什也幾乎一模一樣：國民暖壺，國民枕巾，國民窗簾和國民電視罩。我同學父親是廠級干部，家里也只不過多了一塊化纖地毯而已，當然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領導家里有電話，知識分子有書，工人家里有各種工具。當年的工人常把作廢電纜軸帶回家，巧手的家庭主婦們把它加上海綿，繃上罩布，改裝成居家用的小圓凳子。每逢子弟小學聯合開運動會，很多孩子不帶板凳馬扎，而是帶這種木質電纜軸。

（電纜軸也叫工字輪，線盤）

在半封閉的家屬區里，全廠職工高度互聯：樓前樓后全是工友，樓上樓下全是同事，子弟們從光屁股一直玩到長大。家屬區小馬路長不到一里，住戶們晚飯后散步，得不斷地跟熟人打招呼：“吃了？”“吃了！““溜達呢？”“溜達溜達”。

也是半封閉的原因，廠內職工通婚幾十年，很多人家都成了親戚，比如，當年接生我哥哥的助產士，后來就成為了我哥哥的岳母。親戚眾多的就出現了有趣的現象：輩分不齊。比如說：我經常去發小家里玩，每當見到他爸爸卻不好打招呼，因為從發小這邊來講，我應該叫他爸爸為叔，但從我父輩這邊來講，我該叫他爸爸為哥。

由于封閉和保密的原因，三線廠礦社區自成一體，社會功能完善，自給自足。下面我就來講講這套自成體系的集體生活。

首先說，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廣場，北京有天安門廣場，我們廠也有自己的主席塑像廣場。這尊鋁制的主席塑像最初是在黑龍江老廠區。后來三線建設搬遷到遼西時，很多工人思鄉，懷念黑龍江老廠故土，于是職代會開會，決定將主席塑像也搬遷到了新廠。“有毛主席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家，不管海角天涯。”可以說，主席塑像是陪著我們廠職工一起南遷的。

（475廠的主席塑像小廣場）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再說城市里有電視臺，報社，我們廠子也有。

廠電視臺的前身是廠區閉路電視，最早只是簡單放放錄像片，什么《姿三四郎》，《再向虎山行》，《上海灘》。后來在閉路電視的基礎上成立了廠電視臺，除外每周兩次的《工廠新聞》，廠電視臺還不定期錄制《職工文藝表演》，拍攝播放青工跳霹靂舞柔姿舞，幼兒園小朋友跳“小龍人”，小學生詩朗誦《童心向黨》。一到節目播放的當晚，全廠人民經常對著屏幕指指點點：“這不是那誰家的誰誰誰么？這舞怎么跳成順拐了呢？”

我們廠還有廠報，每周一期，偶爾在副版刊登子弟中學的優秀作文。有次廠報編輯特意騎車來子弟中學，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發給我三塊錢稿費，讓我虛榮一整天。雖然廠報每期印刷了上千份，但實際上并沒幾個人認真看，更多的人用它來當廢紙包東西和墊自行車筐。

除外電視臺和廠報，給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工廠廣播站的大喇叭。自建廠伊始，全廠二十個大喇叭每天早午晚三次響徹廠區，相當晨鐘暮鼓，陪伴著大人上班下班，小孩上學放學。大家騎車吃飯都不用看手表，靠耳朵就能掐算好時間。有時趕上停電沒廣播，就覺得這一天好像缺了什么似的。

大喇叭廣播的前奏曲《歌唱祖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我在廠區生活了十八年，也相當把這首斗志昂揚的曲子于聽了一萬八千遍。而我父母在廠區生活五十年，相當于聽了五萬遍。所以，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林妙可唱起《歌唱祖國》時，我們一家人都禁不住熱淚盈眶。

當年國營大廠都是“企業辦社會”，下面我再來講講這幾個廠辦機構，廠辦大集體，子弟中學，職工醫院。

“廠辦大集體”是一個伴隨老國企一起消失的特殊稱謂。是為了解決職工家屬待業問題，各大廠礦設立內附型集體制小微企業，其中的后勤生活服務公司負責為全廠職工提供生活服務，被大家通俗叫做“福利科”或者“后勤大集體”。在我們廠， “后勤大集體”下設冷飲廠、職工食堂、職工商店、職工浴池，最初不收錢只收票，各種飯票、澡票、奶票、煤票、雪糕票。

（圖源網絡，侵刪）

其中的冷飲廠是各個大廠后勤的服務標配。有些廠礦的后勤冷飲廠把雪糕做得太好，居然成了地方馳名品牌。例如貴州安順的460廠的“黎陽”雪糕和甘肅蘭州氣體擴散廠的“504雪糕“。我們廠也生產過外號叫“小白條”的雪糕，體型纖細，寬度不超過暖瓶的口徑，職工領取雪糕的容器是暖瓶，原理跟打開水一樣，一根根放進去，拎回家后再倒出來。

我們廠冷飲廠還生產過綠豆汽水和還有一種叫做“汽酒”的飲料，逢年過節，當做福利發放。“汽酒”是低端起泡酒的俗稱，喝多了也會醉，我小時候曾經連喝好幾瓶，結果醉倒昏睡了一個下午。

賈行家在《紙工廠》的演講里提到過某大廠有一種水龍頭，扭開就能流出汽水。這件事聽上去很魔幻，但確實存在過。“管道汽水”是先用香精糖精和色素勾兌成“三精水“，經加氣站灌入二氧化碳后再壓入特殊管道流。每個終端水龍頭都有一個水表，冷飲廠會來定時查抄結算。

除外冷飲廠，“后勤大集體”還下設食堂浴池，合作社，牛奶場，針織廠和園林處。針織廠原本負責全廠工裝的縫制，與總廠內部結算，后來也開始接一些外部訂單，趕制過很多流行服裝。八十年代的中小學經常搞生產參觀活動。由于軍工生產線保密，總廠就會安排每屆小學生例行參觀針織廠。那一年日本電視劇《血疑》剛剛熱播完畢，我們參觀那年針織廠正在趕制“幸子衫”訂單。現在想來， “幸子衫”就是帶領子的蝙蝠衫，“光夫衫” 其實就是高領的提花毛衣。

作為廠里長大的子弟，我最熟悉的倒不是火藥生產車間，而是這些負責打理廠內民生的“后勤大集體”。它們豐富了職工家屬們的物質生活，包攬了當年全廠的吃喝穿用。小孩子都很羨慕去“后勤大集體”上班的親戚，覺得他們在生產線上有喝不完的汽水，身上是穿不完的時裝。那次參觀針織廠回來，照例要寫游記，我在作文中寫到”等我長大了也去針織廠上班，每天穿著“光夫衫”上班。結果被語文老師批注為不及格，評語是”理想要遠大，不要去大集體上班，長大要當正式職工。”——相比正式全民制職工，“大集體”職工的地位和待遇都低人一頭，語文老師一不小心流露了實話。

后來隨著總廠的效益下滑，這些附屬于工廠生存的“大集體“也隨之沒落。等到下崗潮來到時，“大集體”職工們最先被拋擲到谷底。據《中國統計年鑒》記載，全國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在冊人數從1995年的3076萬人減少到2002年的1071萬人，也就是說，曾有三分之二的“大集體”職工下崗離職，那是一個相當艱苦的年代，我們在稍后的篇章將會講到下崗往事。

現在講講“企業辦社會”的子弟教育體系，包括職工幼兒園，子弟中小學，職工技校和廠電視大學。我不太了解工廠的技校和電大，下面就說說我最熟悉的子弟中學。

中學初中部每屆有四個平行班級，一百五六十個孩子，大家都是同一年出生于職工醫院。工人子弟，干部子弟和工程師子弟都在一個教室里，能學的使勁學，能玩的使勁玩，能打的每天約架不斷，全班好像色彩斑斕的調色板，充滿了戲劇沖突感。這些初中部的孩子有一半能升上高中，高中部的教學質量也是一般，每年考上重點大學的只有四五個。大學苗子是熊貓一樣的珍稀動物，備受老師們的優待呵護。記得有次體育課上，我們班女學霸一不小心從單杠上掉下來，體育老師被嚇得夠嗆，派了四個同學給她揉腦袋。

子弟中學的教學水平一半，唯一優點是便利。尤其是離家近，有的同學家離校不到五十米，課間都能跑回家上廁所。我家離學校二百多米，一要打雷下雨我就舉手請假，跑回家收晾曬衣服。

子弟學校的師生關系比較特殊。廠區很小，抬頭不見低頭見，老師既是老師又是街坊，還可能是親戚，家長的朋友，總之找家長告狀很方便，學生逃課也很容易撞倒槍口上。記得有次我晚自習逃課去廠文化宮看電影，剛坐下來就發現不妙，后排居然坐著中學女老師和她男朋友。

我們中學很多老教師教過兩代廠礦子弟，對學生家庭情況了如指掌。例如我和我侄女的語文是同一個老師教出來的。有次語文老師問我侄女，你老叔在沈陽干啥呢？我侄女說，他在當銷售做業務。語文老師又問，他業余時間還愛好寫作么？我侄女說，他早不寫了，整天陪客戶吃飯唱卡拉OK。語文老師嘆氣說，真可惜了，你老叔的當年作文總是范文。后來侄女跟我提起這件事，讓我又想起了自己年少時的文學夢，覺得冥冥之中似有召喚，自此開始了醞釀我的第一部小說，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子弟》。

說完了子弟學校，下面說一說職工醫院。

我們廠職工醫院是二甲級綜合醫院，因為建廠之初“好人好馬上三線”，曾有不少上海醫大和哈醫大的畢業生分配來廠工作。這批大夫扎根山區奉獻了一生，是當年工廠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群體。相對綜合性醫院，廠礦醫院各具專長。初中化學實驗課上，有同學吸多了氯氣，被送到職工醫院。當時大家都很擔心，只有化學老師不以為然，他說我們化工廠職工醫院治療工業中毒最拿手了。等到我長大去沈陽念醫學院，發現鐵西區各廠礦醫院收治工傷的經驗確實豐富，什么斷肢再植，化工中毒，燒傷燙傷都不在話下。

職工醫院的境況隨著工廠體系的命運起伏，折射著時代一步一步的變遷。

在八十年代“大鍋飯”體制下，職工醫院也成為全廠人民的“大家拿”。有一陣子職工醫院藥房好像百貨商店，居然能開出來很多生活品，甚至包括高壓鍋。我媽媽常去蹭公費醫療的好處，每月一趟從職工醫院開出來的“大山楂丸”，給我當做果丹皮吃，雖然味道差了一點，但是畢竟是免費的。

記得最早流行過用輸液瓶子作西紅柿醬，我還曾經去職工醫院翻找收集過輸液瓶子。

等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們廠醫院開始出現人才青黃不接。人手不夠的情況下，器械護士能頂替麻醉師上臺手術。遇到麻醉得不徹底的患者，助手們就按住四肢不讓動。當時全廠人民都開玩笑，說職工醫院的手術叫“武術”。

千禧年前后，很多珠三角工業市鎮擴建醫院，吸引了不少廠礦醫院的人才孔雀東南飛。被“掏空”了人才的我們廠職工醫院再也處理不了危重復雜病例，慢慢萎縮成了保健性質的社區門診，從前十里八鄉趕來看病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直到最后工廠破產，醫院交給地方。

現在回想起來，七八十年代初的廠礦集體生活里充滿了人情味和榮譽感。職工醫院里大夫熱心，患者也感恩，從沒聽說過什么醫患矛盾。醫生們隔三差五背著醫療箱上門給五保戶看病。有時職工家屬懶得跑去醫院，就直接跑到大夫家里敲門問診。當年我媽媽在職工醫院生我時，只花了兩塊七，不到三塊錢生個孩子，就是當年。現在要多少錢？

說完了宣傳，教育，醫療，現在再說說“企業辦社會”的文體活動。

當年各國營大廠的文體生活很豐富。我們廠每年最主要的文體盛會有四個：國慶節的廠運動會，春節前后的職工游藝會和“廠春晚”，元宵節的游園燈會。

先來說說元宵節燈會。燈會的模式是總廠機關搭臺，各車間造燈參展。據說效益好的分廠車間做的彩燈最大，技工水平高的車間做的最漂亮。為了不輸場面，十幾個車間早早就抽調技術力量設計彩燈，車鉗鉚焊齊上陣，描龍畫鳳忙不停。

（太原鋼鐵廠的燈會）

等到正月十五吃完晚飯，全廠上萬人都趕去俱樂部大院觀燈。走進燈會大門，迎面就能看見熱電分廠的大龍燈，這說明熱電廠去年的效益不錯。再往里走，是后勤大集體的蓮花燈，機加分廠的西游記取經燈，硝化車間的四個現代化火箭燈，甚至子弟中學也制作了“五講四美燈”……各式各樣的花燈令人目不暇給。熙來攘往的人群中，觀燈最仔細的是子弟中學的學生們，因為他們寒假作業里必有一篇命題作文叫“燈會游記”。

（某礦山的燈會）

下面再說說廠運動會。我們廠一年開兩場運動會，五一前后是子弟中學運動會，十一國慶左右是全廠職工運動會。廠運動會的規模很大，四五千人坐滿了中學操場，十里八鄉的小販都趕來做生意。其中最精彩的壓軸賽是二十公里的“廠區大道馬拉松”。參賽的老中青選手們從廠區西頭跑到東頭，再從東頭跑回西頭，沿途各個家屬區有上千人夾道喝彩。廠電視臺也開出了“半截美”汽車，端著攝像機對準領跑者一通特寫，當晚廠電視臺上就會出現他們的身影。

等到了嚴冬的年底，廠工會又開始籌辦舉辦職工游藝會。我兒子這一代不知道什么是“游藝會”，我只能跟他解釋為單位內部的簡易嘉年華，里面的每個游戲項目都有獎品。職工下了班就憑券去體育館玩游戲，從最簡單的套圈到高難度的激光槍射擊，一圈玩下來怎么也能贏個毛巾牙刷。

最后再講講廠春節文藝晚會。節目質量算不上多高，什么兒童舞蹈“小龍人”，京劇“打漁殺家”，小魔術“空碗變水”，詩朗誦“我自豪，我是向東人”，當年我們最期待的節目是一個外號叫“嘚瑟精”的青年工人跳舞，他每年都上臺，從最初的霹靂舞到柔姿舞，后來還模仿邁克爾杰克遜的太空步。這位酷愛文藝的青年工人還會敲架子鼓，再后來辭職去北京混搖滾圈，算是不安分的酷炫異類。

八十年代還非常流行知識搶答比賽，我們廠經常搞廠史競賽和安全競賽，中小學也搞百科知識競賽，最初是舉手搶答，后來有了電子搶答器和LED的計分牌，聽到主持人說到“搶答正確加十分”，我們作為觀眾都無比興奮。

綜上所述，我們廠區在治安上有武裝部保衛處（后來改稱公安處），后勤上有“后勤大集體”，教育上有子弟中小學技校電大，醫療上有廠職工醫院，娛樂上有文化宮俱樂部游泳池燈光球場，交通上有通勤班車，社會職能一應俱全，廠區幾乎就是一座小城，小城主體就是廠區，這種城廠一體的現象，可算得上工業史和社學會上的一大奇觀。

下面講講在我們“廠礦子弟”的童年。

當年雙職工家庭的孩子都脖套著尼龍繩鑰匙。那時還沒出現托管班和小飯桌，廠區也沒有少年宮夏令營。假期里，大人上班一走，“鑰匙孩兒”們就三五成群，瘋玩一白天。曾有小伙伴鉆進廢舊鍋爐，結果被卡在排煙道中。余華在一篇文章里寫到童年的他住在醫院宿舍大院里，假期里閑極無聊四處亂逛，有一次路過太平間沒鎖門，他就走進去趴在水泥床上，感受了一下人死后的感覺。——閑極無聊的頑童真能游蕩到很多想不到的地方。

電影《我11》取材于貴州某三線廠

稍微大點兒的孩子最想闖進生產區去揀廢鐵，經常在廠大門口被門崗攔下，然后保衛科打電話給父母來領人，回家又是一頓修理。生產區進不去，生活區玩膩了，我們就開始背著父母上山下河。三線工廠大都依山傍水，山水之間固然有野趣，但對小孩子來說還是充滿了危險。電影《地久天長》里的“星星”溺水而亡，留給父母一生的傷痛。

電影《地久天長》

小學二年級時，我和小伙伴們去爬山，不巧腳下山石斷裂，我從山崖滾墜下去。小伙伴們在半山腰找到昏迷的我時，和《地久天長》里的情節一樣，他們害怕了，誰也不敢下山去找大人，直到一位山民路過，用毛驢馱著昏迷的我下山到了家屬區，救護車一路鳴笛把我拉到了職工醫院搶救。

我們廠的白馬山

在《國家記憶》里，也講到一件往事。1982年，我國的“地對地導彈之父”王振華帶領全家去湖北支援三線基地066所搞科研，他和妻子整日忙于工作而疏忽了對孩子的看管，結果十歲小女兒上山玩耍，誤食了馬桑果中毒而離世，如果他把家屬留在城市，這種悲劇也不會發生。

“鑰匙孩兒”單獨在家的假期，總讓上班的家長提心吊膽。父母一旦發現孩子上過山下過河，就會揮起笤帚狠揍一頓。哪怕孩子死不承認，父母也能從蛛絲馬跡里就能找到痕跡，比如用指甲在孩子的小腿肚子上輕輕一劃，出現了白道道，就說明孩子下河沾過水。

英語里面有個名詞叫“latchkey generation”，指的就是工業時代的“鑰匙孩兒”的一代。當年的我們的童年真是無憂無慮的自由，暑假的蟬聲里，爸媽都去上班的那個下午，躺在床上聽秒針滴答和窗外蟬鳴，都讓我覺得時間漫長。

時間到了八十年代，我國結束了戰備狀態，拉開了國防工業“軍轉民”的序幕。對于生產火藥幾十年的軍品廠來說，生產民品可是破天荒的大事。我們廠曾經上馬過賽璐璐膠帽，射釘槍火藥，浮法玻璃，銀鏡，電鍍折疊椅，貼面板和人造革項目。其中前兩項和工廠的火藥本行尚有一點聯系，至于后面幾種，則完完全全是從零起步的民品。

其中被全廠上下寄予了極大厚望的，是浮法玻璃項目。總廠抽調了一大批技術員去洛陽玻璃廠進修學習，可謂全力以赴，“好人好馬上民品”。等到首批試產成功，廠報廠廣播臺連天宣傳，全廠上下人心振奮，就連子弟校學生也被邀請去參觀了生產線。記得講解員是同學家的親戚，他講到興奮處，從工裝口袋里掏出一把鉆石刀，咔咔咔切下幾小塊玻璃給我們當作紀念。

從火藥生產變成玻璃生產，轉崗的軍品工人需要重新學習生產工藝，記得家長們茶余飯后聊天的內容不再是什么“硝基胍”“小粒藥”，而是變成了什么“錫槽”“退火”“冷修”，我也是在大人的聊天中得知什么叫做“浮法玻璃”，什么叫做“平板玻璃”。

除外玻璃，我們廠“軍轉民”還生產過電鍍折疊椅，銀鏡，貼面板和人造革這些生活用品。民品生產有一點好處，就是職工可以低價買到自己生產的產品。在家里寫作業時，我屁股坐著一分廠產的電鍍椅，腳踩著二分廠的人造革地板，書桌是三分廠的貼面板，桌面上墊著四分廠出品的玻璃板，那畫面簡直不要太美。

在全國范圍的“軍轉民”大潮中，很多企業和西我們廠一樣“大姑娘上轎頭一回”，究竟該怎么干全憑摸索，走一步看一步。《大三線》紀錄片中曾提到過一段往事，生產炮彈的湖北衛東廠（也就是《你好，李煥英》的取景地）在“軍轉民”中設計出了家庭編織機，還將青工組織起來成立了時裝模特隊，用大客車拉出深山，前往一個個城市街頭去走秀表演。

“軍轉民”期間，壓力最大的是各廠下屬的“大集體”企業。它們一頭沖進低端民品市場，生產過五花八門的民品。例如哈飛牌標槍和飯盒，成飛牌的鋁合金門窗，旱冰鞋和養殖場雞籠子。聽其他廠子弟聊天，有的廠還生產過果丹皮和糖豆，養過豬和長毛兔。

剛才提到的504廠雪糕，也是這個時間出名的。504廠是核燃料生產基地，由于政策限制產能，核工業在八十年代末極不景氣，這時該廠后勤冷飲廠生產的“504雪糕”異軍突起，一舉占領了整個蘭州市場。據說之所以口感細膩，是因為使用了軍工生產閑置的離心機。

九十年代，各個三線廠在“軍轉民”階段都異常艱難。為了保住職工飯碗，很多企業奮力掙扎過，曾曇花一現過的“軍轉民”產品，有洪都摩托、金城摩托、雙燕冰箱、 伯樂冰箱、長嶺冰箱、白云冰箱、風華冰箱、天鵝空調、云雀轎車、蝙蝠電風扇，鴕鳥自行車等品牌，可惜的是，這些項目大多數折戟沉沙。目前碩果僅存的只有780廠的“長虹”電視，456廠的“長安”汽車和482廠的“風帆”蓄電池等寥寥少數。

大概在97年前后，“大下崗”達到了高潮，大批三線工廠職工被買斷工齡，一股腦推向社會。當年在城里挖溝的，貨站扛活的，當保安的，當保姆的，甚至拾荒的，都有我們廠下崗職工的身影。他們再沒了從前的優越感，大廠顏面一朝喪盡。比起城里的下崗職工，我們三線廠的下崗職工更艱難。城里下崗人員至少還有住房，打工也好，擺攤兒也好，早出晚歸還能回到自己的小窩里。而三線工廠地處偏遠山區，下崗工人只能和農民工一起進城租房子打工。甚至連農民工的處境都不如，畢竟農民工老家有地，吃飯不是問題。而三線廠職工多是全家在一個廠里上班，工廠一倒掉，全家都看不見希望。

電影《鋼的琴》

那幾年廠里生活區一眼望去空蕩蕩，街上走的都是老弱婦孺。廠區路燈都只開一半，更別提舉辦什么燈會和運動會了。當年在“廠春晚”臺下起哄的青工們都成了待崗工人。廠長一年幾十趟跑北京找上級部門要錢解困。后來工廠負債率越來越高，上級部門眼看無底洞難填，最終給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工廠破產，全員搬出山區。

于是在2006年，我們廠迎來了歷史性的落幕。這場大散伙是全廠人民生老病死之外所經歷的最大變故。五千戶家庭有的被合并去其他軍工廠，有的被安置去沿海城鎮落戶， 還有一部分選擇投親靠友。六十年光榮歷史的功勛工廠，四十五年作為飛地扎根在努魯爾虎山深處，至此被連根拔起。

在大搬遷之前，廠電視臺制作了最后一期紀錄節目，致敬和告別上萬名工廠職工，他們中很多都是一家三代軍工人。節目播出的當晚，全廠上萬人感傷到痛哭。下面是節目的片頭截圖。

在搬遷裝車之前，很多第一代軍工人和兒孫來到主席像前拍照留念。四十年前他們親手建成的三線，而今要被廢棄。

下面是大搬遷的車隊照片。像是蝸牛馱著背殼離開草叢，人們帶上幾十年的家什徹底搬離家鄉。山迢迢，水長長，月亮在天上，家鄉在身后，軍工廠小鎮很快斷水斷電，千家燈火就此熄滅。從太空俯瞰，地球夜景上將消失一個不起眼的光亮點，國營475廠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沉入茫茫夜色和浩渺歷史中。

搬遷之后的第六年，2012年，我和父母重訪他故廠。當火車駛入廠區時，早有心理準備的我們還是被車窗外的景象嚇了一跳：破敗空城，殘垣斷壁。曾被西鐵城人當做精神寄托的主席塑像下野草叢生，圍臺被當地村民用來們曬干菜。

微微細雨中，我和父母撐著傘，站在從前的家門口，三個人都有點發懵。許久，父親長嘆一聲：真像夢一場啊！

在廢棄的生活區里，我們意外遇見了一位從前的老街坊。這位退休老工人無兒無女無處投奔，只好留在老房子里以開荒種菜為生，他說他偶爾會去昔日的車間轉一轉，看看年久失修的巨大廠房，回想當年熱火朝天大生產的景象。這位老工人大概是很久沒見過熟人，他陪著我們一直走到火車站。分手的時候，他和我父親的眼中都溢滿了淚水。

像我們廠一樣廢棄的三線廠廠礦，在全國各地多不勝數。它們在特殊年代秘密建成，又在幾十年后悄悄廢棄，仿佛一夕露水在夜里無聲凝結，又在清晨靜靜蒸發，最終消失在遼闊的時代天空里。這些無聲的榮譽不應該被歷史忘記。

作為革命功勛廠，我們廠一直保持著濃厚的集體主義傳統。即便工廠破產分流后，很多老職工身在異地，心里仍然惦念同廠同志，不斷捐錢捐物資助原廠困難家庭子弟。下面是發起者之一孫阿姨的新聞，她是我們廠的老會計師，曾和我家住過同一個小區，八十年代就是有名的廠先進模范。

如今這一代的老職工大多已經離世，愚公精神是他們一生的光輝寫照。這里借用電影《二十四城》所言：“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作為工廠最后一代子弟，我們少年時目睹過工廠倒閉和父輩下崗，經歷過廠礦集體生活的終曲，早早就知道了靠工廠不如靠自己。我們這一代迎著時代的風潮，以個人奮斗的姿態奮力翱翔，飛向城市飛向沿海，尋找物質上的現實安全感，有的落戶在城市里，更有的移居海外。

無論安家到多遠，廠礦生活都是我們生命中的起點。每年很多子弟千里迢迢回訪工廠遺址。下圖是一位“廠三代”拍攝剪輯的歸鄉視頻。視頻里面的廠幼兒園滑梯長滿了藤蔓，子弟中學教室玻璃破碎，燈光球場被風雨侵蝕得剝落，少年時的回憶是如此熟悉而感傷。

據新聞報道，2019年全國范圍內各類國營企業都徹底完成了“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任務，各地的子弟校、職工醫院和家屬區統統移交給地方管理。這意味著廠礦的集體生活時代徹底完結，廠區小社會畫上了句號。“廠礦子弟”也即將成為歷史名詞。

有時午夜夢回故鄉，我醒來坐起，點一支煙，打開電腦，用百度地圖衛星模式，仔細辨認那些草蛇灰線般的公路鐵道和河流山脈的輪廓，心底浮現的都是故人故事，我用兩年的業余時間完成了首部小說《子弟》，藉此寄放一份千萬子弟的集體回憶，以及關于煙囪，俱樂部和燈光球場的廠礦式鄉愁。

最后，我用一句詩結束今天的演講：

煙囪倒下，

青春升起，

當初離開得多么匆忙，

后來就會思念得多么惆悵。

-----致我們度過少年時光的那些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