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古人的說法，霸道是與王道相對待的。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服人和以理服人，是就兩者的根本區別而言。以力服人確屬霸者的共性，但是在春秋時代，即使霸道也須假仁義而行，五霸在以力服人的同時，尚能以尊王攘夷相號召；至戰國法家的霸術，則武力之外，已經不再需要任何理由；但行王道者有理也必須有力，不然天理或正義仍難得以伸張。

霸道崇尚權術和武力，推行快速地“強國之術”（《史記·商君列傳》），其所標榜的原則宗旨（如尊王攘夷、富國強兵）并非不美，但往往只是對內盤剝對外掠奪的旗號，惑人耳目的幌子而已，目的全不在此。即以春秋五霸的霸業而論，其效果也僅是部分地伸張正義，達到國際間局部和短期的安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紛爭造成天下太平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霸道的政治理念和方法，為法家學派所繼承和發展。春秋五霸的興兵約盟，尚能以信義矯世，至戰國法家，則全變成以智術欺騙，武力征服的方式，幫助贏秦達到“囊括四海”“君臨天下”的目的。中國向有崇尚“大一統”的思想觀念，但是怎樣實現大一統和實現怎樣的大一統，卻是更為原則的問題。因此歷史上對此一結局的評價始終是毀大于譽的。

王道崇尚仁義和禮制（仁愛之心正義之行見于修養的謂之道德，見之于行政的謂之德政；見于法律定為制度的謂之禮制），道德的標準高于事功的追求（王者先德而后事），重在通過爭取人心歸附的途徑謀求社會的長治久安。

王道思想是由儒家針對霸道的政治理念和行為而提出的政治主張。“尊王攘夷”的霸道雖然功不可沒，但其間攙雜了太多的私利，五霸之首的齊桓公因而被孔子譏為“不知禮”，還批評管仲“小器”。孟子見齊宣王，不言“齊桓、晉文之事”，以示其“貴王賤霸”的立場。實則是認識到霸道不足以從根本上救治春秋戰國時代禮壞樂崩，戰亂頻仍的衰亂局面。而奉行王道主張，并非就不計利害，輕忽功利，而是將功利建立在更加符合人道更為深遠合理的堅實基礎之上，最終目標，仍然是要“一天下”，在更大的范圍內建立適合人類生活的理想政治環境。

王道雖然難行，但其學理已經深入人心。致使是兵家也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和“懷敵附遠”為戰爭的最高境界。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齊桓晉文的霸業，有別于法家的霸道，而與王道有共通之處，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階段性需要，做出了應有的歷史貢獻。但其將本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更多地定位于本國的利益之上，缺乏更為高遠的政治理想，因而最終不能保持其霸權事業的存在。對此，宋儒呂祖謙評議說：“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于強，必不能保其強；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東萊博議·葵邱之會》）“強而止于強，霸而止于霸，是特安于小耳”，應該擴大胸襟，提高政治境界，“進霸而至于王，極天下之所期”，以滿足天下人的愿望為期許，才是應該追求的最終目標。

縱覽后世歷史，在中國歷次統一過程中，凡能“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師，往往都是由圖強而稱霸一方并進而成就其王道偉業的。雖然王道政治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天真正實現過，所謂的“太平盛世”多屬“霸王道雜之”或“陽儒陰法”、“儒表法里”而已，但人們一直沒有放棄對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純粹的理想只存在于學理之中，只可用為實踐的指南和評鑒的標準，而不可視為唯一的通途。鑒于歷史的現實，是否可以如此認定春秋五伯開啟的霸業，即其可以經過轉化而成為實現王道政治的一個基礎，一個必經的發展階段。歷史上的儒家不是也提出過“逆取而順守之”的妥協方案嗎？其目的也許正在于給奉行霸道的政治家留出一條改弦更張的自新之路。因此不能將春秋五伯對霸權的謀求，與法家純任“法、術、勢”完全損人利己的霸道混為一談而一概加以否定。

反觀方今天下，冷戰雖然結束，而危機依然四伏。經濟利益的紛爭，宗教文化的沖突，民族對抗的危機，恐怖襲擊的猖獗，此起彼伏。在科學昌明經濟繁榮的背后，其衰亂的形勢有甚于春秋戰國。全球化的大幕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揭開的。與春秋戰國不同的是，當時的王霸之爭，無論如何的不同，都是以版圖的統一為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