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
譯者：劉婧
原著名稱：《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 Education Reimagined》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湛盧文化 2014年5月出版
原著出版時間：2013年
來源：下載的 mobi 版本
豆瓣評分：8.5（474人評價）
被引用次數：240（from Google 學術）

可汗學院是我一直以來關注但是不曾詳細了解的，因為自己正在從事互聯網教育方向的工作，所以借機一讀，啟發良多，對自己創業的幫助也很大

目前國內的教育體系，還沒有受到互聯網的深刻沖擊，但是在未來，類似可汗學院這樣的新教學模式會慢慢從輔助開始逐步的替代傳統教育，讓教學逐漸朝自發學習、開放討論、實踐反饋方向發展，讓終身學習和批判性思維不再成為空談，這將會是一次空前的人類心智大爆發

概念：

精熟教學法：

精熟教學法實際上是指學生在進入更高難度的學習階段之前，應充分理解之前所學習的概念。盡管這一道理簡單直觀且符合常理，但精熟教學法一直以來卻飽受爭議，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首先，它再一次證明了教育體系的發展沒有把其最好的研究結果和最合理的建議應用于實踐；其次，雖然人們早在100年前就已經提出并驗證了精熟教學法的優勢，但在過去，受到不夠發達的科學技術的限制，精熟教學法的方法和技巧直到最近才能夠在學校和學生中得到應用。

摘錄：

泰戈爾：不要用自己的學識限制孩子，因為他出生在與你不同的時代。

序言寫的蠻好的，全文摘錄：《誰都可以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費教育》

我叫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是“可汗學院”（Khanacademy.org）的創辦者和最初時的老師。可汗學院的使命，就是讓地球上的任何人都能隨時隨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費教育。我之所以寫本書，是因為我相信現代教學模式正處于千載難逢的變革之中。

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已無法滿足人們變化中的需求，被動的學習方法早已過時，現代社會要求我們在處理信息時更加積極主動。傳統的教育模式將學生根據年齡劃分成不同年級，制定統一的課表，希望學生能在這種“一刀切”的課程中學有所成。

這種教育模式在100年前是不是最佳選擇，已無從得知，但如今可以確信，它已不再適應當今社會對教育的需求。與此同時，新技術的發展為教學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式，但也給教師和學生帶來了困惑甚至擔憂。光鮮亮麗的新技術不僅沒有成為理想的教學工具，反而成了擺放在櫥窗里的無用裝飾。

從傳統教育模式向新教育模式轉變，需要跨越一道鴻溝，在現代世界的各個角落，每天都有學生陷入其中。瞬息萬變的世界從未停止過革新的步伐，但如今，教育制度的改革卻像冰川運動般緩慢，稍有不慎還會誤入歧途。日復一日，隨著一堂堂課的結束，學校的課程體系越發與學生的實際需要脫節。

教育改革說起來容易，但不管怎樣，它已成為人們茶余飯后談論的熱點。政客通過談論教育改革來吸引選民的目光，而家長們更是對目前的教育之殤有著切身之感。他們既擔心自己的孩子無法達到某種界定不清卻又嚴苛強大的標準，又害怕孩子被同班同學超過，甚至還擔心世界另一端的學生比自己的孩子優秀。這一現象就如同在爭論宗教問題時每個人都堅持己見，卻又拿不出足以令他人信服的證據。

教育體系應該更嚴密還是更松散？現在的考試次數是多了還是少了？說到考試，如今的標準化考試到底是檢測了學生們的長期學習效果，還是僅僅考察了學生的應試能力？我們的教育到底是激發了學生的主動性、理解力和創造性思維，還是在繼續一場毫無意義的游戲？

成年人也在擔心類似的問題。當系統性的教育完成后，我們的學習能力會發生怎樣的改變？我們又該如何訓練自己的思維，避免它變得懶惰和遲鈍呢？我們離開學校后還能學習新知識嗎？在哪里學、怎樣學呢？

這些有關教育的探討都是積極健康的，它們無疑奠定了教育在我們這個充滿聯系與競爭的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問題是，這些關注和探討并沒有轉化成促進教育改革進步的實際行動。如果說有什么行動的話，也只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而這些政策可能有害而無益。

獲得卓越的教育成果并不是不可能的，許多優秀的教師和學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的成功很難被復制或推廣。盡管人們在教育領域投入了無數金錢和精力，但教育狀況并沒有得到顯著改善，有人甚至開始懷疑，現行的教育體系到底能否有所改進。

更令人擔心的是，還有很多人沒有看清問題的本質。實際上，教育的目的與升學率和考試分數無關，教育的目的是幫助人們收獲人生的果實，教育的責任是挖掘人的潛力，教育的使命是提升人的尊嚴。

媒體經常引用這樣一個數據：美國高中生的科學和數學成績在全世界排名第23位。在美國人看來，這一排名無疑令人沮喪，但實際上，用它來判斷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未免太過狹隘。

在我看來，盡管美國的教育體制存在種種不足，但至少從短期來看，美國仍會在科技方面保持領先地位。那些有關排名的言論太過危言聳聽，大可不必理會，美國并不會因為愛沙尼亞的學生更擅長因式分解就失去自己的優勢地位。美國文化的其他重要組成部分（創造力、企業家精神、樂觀主義以及資本實力）讓美國成了全世界最適合創新的沃土，也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聰明學生來到美國、獲得綠卡并留下工作。從全球性且更具前瞻性的視角來看，國家排名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

但如果我們不敲響警鐘，驕傲自滿的情緒就會讓我們錯過繼續發展與進步的時機。美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可不是與生俱來的，如果我們停止輸送受過良好教育的創新人才，美國的領先地位就會受到威脅。雖然美國不斷地為創新提供著原動力，但又有誰能從中受益呢？是不是因為得到足夠教育的美國學生太少了，才迫使美國企業不得不從國外大量引進人才？是否會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人因為缺乏工作技能而失業？

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由于缺乏足夠的技能或機會，他們無法為國家的經濟增長作出貢獻，他們的潛力是否會因此被埋沒甚至被引入歧途呢？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進程是否會因教育的缺陷和制度的腐敗而走向衰亡呢？

這些問題兼具實際和道德意義。我相信，全球教育與我們每個人的利益都息息相關。誰知道天才會在哪里出現？也許在非洲的一個小村落中，某個小女孩在未來會發現治愈癌癥的方法；也許在新幾內亞島上，某個漁夫的兒子會對海洋的健康狀況有著深入的見解。我們怎能浪費掉這樣的天分和潛能呢？如今，擁有先進技術和教育資源的我們怎能不為這些孩子提供世界頂級的教育呢？而我們所要做的只不過是懷揣夢想，鼓足勇氣，大膽行動，讓這一愿景成為現實。

然而人們并沒有付出實踐，而是繼續空談教育領域微不足道的變化。由于缺乏想象力或是害怕破壞現狀，關于教育改革的對話往往淺嘗輒止，大眾關心的不是我們現存教育制度的弊病，而是那些為我們熟知卻受到過度重視的標準，比如考試成績和畢業率。當然，這些標準并非不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生產技能以滿足發展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能否充分發揮潛力，為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作出貢獻。

既然提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不妨重新審視一下教育的幾個基本問題：人們是怎樣學習的？在數字化時代，所謂的標準化課堂教學法（即在學校的課堂上聽講，回家后獨立完成家庭作業）能否適應當今的需求？為什么學生在考試后就會忘記他們本該牢記的知識？為什么走向社會的成年人感到在學校學習的知識與社會實踐嚴重脫節？這些就是我們應該思考的主要問題，然而即使提出了這些問題，我們也仍要記住，哀嘆教育的現狀和做出實際行動遠不是一回事。

200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會在后文中談到這一點），我開始對一些看似可行的教學方法進行試驗。試驗證明，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教學方法都是經過論證的真理，只不過換上了新的形式，換句話說，得益于新技術的發展和普及，這些方法表明，對現存教育制度進行改革是可能的。

在若干不同的教學方法試驗中，有一種大獲成功，那就是我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發布的基礎數學教育視頻。當時我并不知道該怎樣以最佳方式呈現視頻，也不知道這種方式是否有效，更不知道是否會有人觀看我發布的視頻。在進行試驗的過程中，我采用的是試錯法（沒錯，采用這種方法是可以犯錯的）。我那時的工作是對沖基金分析師，白天還要應付高要求的工作，時間極為有限。不過，就在短短的幾年后，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虛擬教育這份事業才是我的激情所在和內心的歸屬。于是在2009年，我辭掉了分析師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個行業，正是這個開始成就了今天的可汗學院。

雖然“可汗學院”這個名字看上去會讓人覺得規模很大，但一開始，學校的資源極為缺乏。整個學校只有一臺電腦，一個價值20美元的屏幕錄像軟件和一塊花了80美元購置的手寫平板。至于那些圖形和等式，我都是借助微軟的一款免費畫圖工具完成的，而且經常畫得歪歪扭扭。除了視頻，我還以每月50美元的價格租了一個網絡服務器，嘗試運行一些收集來的測驗軟件。學校的教師、工程師團隊、后臺支持人員以及管理人員只有一個人，就是我自己。供學校運轉的預算大部分來自我的存款。在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里，我都穿著一件6美元的T恤衫，隨意換著幾條運動褲，對著電腦顯示器講話，天馬行空地展望著這項事業的未來。

我的夢想并不是做一個點擊率很高的網站，更不愿意看著自己傾注了無數心血的事業最終變成教育爭論中曇花一現的失敗案例。或許是我心存妄想，但我的夢想是創建一個持久的、能夠推動改革的、服務于世界的學院，我希望它能延續幾百年，幫助我們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可行的教育模式。

在我看來，現在是重新審視教育制度的絕佳時機，歷史上新的教育機構和教育模式都是在轉折時期應運而生的。比如，美國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是在北美殖民建立后不久后成立的，而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以及各州州立大學系統則是在美國工業革命和領土擴張的背景下誕生的。如今，我們正處于信息革命——一個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轉折點的早期階段。在這場革命中，世界變化之快讓深度創造力和分析思維不再是可有可無的技能，它們已不再是只有社會精英才具備的優勢，而是我們每個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本領。過去那種只有一部分人能夠接受教育的情況必須得到改變。

基于這些想法，我為自己確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使命，借助當今已有但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技術手段，這一使命是可以完成的。我的使命宣言是：讓地球上的任何人都能隨時隨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費教育。

我的教育理念很直接，又極富個性。我希望用我想接受的教育方式去教授別人，也就是說，我想在教育過程中傳遞學習的快樂，并讓學生在了解宇宙萬物時感到興奮。在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過程中，我不僅想讓學生掌握這兩門學科的邏輯，更想讓他們體會到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魅力。除此以外，無論是剛開始求學生涯的孩童還是結束學業后想溫故知新的成年人，無論是在書山學海中奮力拼搏的學生還是想要保持思維敏捷的老人，我都希望他們能從我的教育方式中獲得同等程度的幫助，取得同樣滿意的效果。

我的教育理念想摒棄的是課堂上單調乏味的教育方式，即讓學生死記硬背、生硬地套用公式，這種方式的意義無非就是讓學生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而不會讓他們記住所學的知識。我希望幫助學生了解每堂課都是相互關聯的，知識的難度和深度會隨著課程的進行而層層遞進；我還希望培養學生敏銳的洞察力，這樣即便他們每次只掌握一個概念，也能在其后將這些簡單的信息進行融合、擴展，進而真正地掌握一門學科。總而言之，我希望重新喚起學習的樂趣，也就是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學習的過程，享受學習帶來的自然的興奮，這種興奮在傳統課堂中服從式的教育模式中被壓抑了。

在可汗學院成立之初，我只有一名學生，那就是我的表妹納迪婭。

到了2012年年中，可汗學院的規模越來越大，也不止我一個教師了。我們每個月會向600多萬學生提供教育，這一數字比美國哈佛大學自1636年創立至今所培養的學生總數的10倍還要多，且還在以每年400%的速度繼續增長。教學視頻的點擊量已經超過1.4億次，學生們通過我們的軟件已經完成了近5億次測驗。僅我個人就發布了3 000多個教學視頻，這些教學視頻是完全免費的，不夾帶任何商業廣告。此外，視頻涵蓋的內容很廣泛，從基礎數學運算到高等數學中的微積分，從物理到金融再到生物，從化學到法國大革命，各學科知識應有盡有。與此同時，我們還積極招攬世界上最杰出的教育工作者和軟件工程師。可汗學院已經成為了網絡上最常用的教育平臺。《福布斯》這樣描述我們：“或許很多人都會這樣問自己：為什么我沒有想到呢？就是這樣一所學院，如今已經迅速成長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教育機構。”比爾·蓋茨也對我們大加贊譽，公開表示他曾借助我們的網站輔導自己的孩子數學。

你可以說這本書講述的是可汗學院令人驚嘆的成長經歷和被大眾接納的故事，但我們更想表明的是，可汗學院的成長揭示了當今世界的需求。

幾年前，可汗學院的知名度僅限于我的親朋好友之中的幾名中學生，它到底是怎樣為全球各個年齡層和不同經濟條件的人所知道的，它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為什么學生會把這個網站告訴他們的朋友和老師呢？為什么老師會向學校領導推薦這個網站？為什么父母不僅利用這個網站幫助孩子學習，同時也通過它溫故知新、繼續學習呢？

簡而言之，可汗學院滿足的到底是大眾在哪一方面來滿足的需求呢？為什么可汗學院成功地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同時讓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到了快樂，而傳統的課堂教學就做不到呢？對于教育成果這一問題，我們是否能用真實的數據來證明，可汗學院確實能夠幫助人們學習？它是否提高了學生的考試成績？更重要的是，可汗學院的教育方式是否讓學生真正地掌握了知識？可汗學院是否幫助了學生順利升學？視頻課程和互動軟件到底是更適合作為傳統課堂的輔助工具，還是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即由學生自己控制進度的主動學習？

不管是8歲的孩子還是80歲的老人，作為學生的他們每次在點開一個新的教學視頻時，就像是開啟了一段屬于自己的探索歷程。學習過程中產生的疑惑以及需要做的練習都會給學生帶來挑戰，而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學習節奏來應對這些挑戰。即便學習的進度慢了一些，學生也不會受到他人的嘲笑或指責，不會因為跟不上進度而擔驚受怕。教學視頻會一直掛在網站上，學生可以根據個人需要不斷地進行溫習，而這種學習方式也容許學生犯錯。學生不用害怕自己的學習狀況讓老師失望，也不用因為怕在全班同學面前出洋相而提心吊膽。

我一直堅信，可汗學院的教育能夠成為教育改革領域的先驅，至少能夠為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提供一次有價值的嘗試，即讓教學藝術與信息展示、數據分析相結合，并以盡可能低的成本提供最為清晰、全面且重點最突出的課程。考慮到如今的技術發展和經濟形勢，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一點，但最令人信服的證據或許是學生們的反饋。

在過去的幾年里，我們收到了數千封學生郵件，他們都是可汗學院的受益者，有的來自歐洲城市，有的來自美國郊區，有的來自印度農村，還有的來自中東小鎮。在這些信件中，年輕的女孩們抒發著對教育的渴望，但由于種種原因，她們只能偷偷地學習。有些則郵件簡短而風趣，有些則詳盡而真誠。有些來自在學校成績不好、對自己不夠滿意的孩子，還有些來自害怕自己失去學習能力的成年人。

這些郵件都傳遞出了明確的信息。無論是在精英式的貴族學校還是平民化的一般學校中，都有太多天資聰穎、刻苦努力的孩子沒有接受到合適的教育。太多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喪失了信心，甚至很多所謂的“好”學生也發現，即使得到了好成績，他們真正掌握的知識并不多。當今社會紛繁嘈雜的環境和追求簡單的文化，讓孩子和成人漸漸失去了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追尋真理的求知欲。

對這些學生來說，可汗學院仿佛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庇護所。在這里，他們能體驗到在課堂上和工作場合中體驗不到的東西。這難道是因為人們看了視頻課程或使用了互動軟件后會變得更聰明嗎？當然不是。我想強調的是，這種教學方式更有效：它為學生創造了一個能夠充分調動他們的好奇心和學習熱情的環境，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本來就很聰明。

學生們給我反饋的郵件是我撰寫這本書的最主要的原因與動力。此書不僅是我展現個人心聲的方式和表達自我訴求的途徑，更是喚醒民眾變革意識的呼聲，是引領教育制度的革命性宣言，是指導未來發展方向的綱領。傳統的教育方式必須進行變革，教育必須回歸其本質，必須滿足社會的需求，必須促成個人的進步，必須維系人類的繁榮。

人們在何時何地最為全神貫注？這個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有些人在早上頭腦最為清醒，有些人在深夜學習效率更高。有些人認為在安靜的房間里更能集中精力，而有些人則更喜歡邊聽音樂邊學習，甚至是在咖啡廳里伴著嘈雜的環境學習。既然每個人的學習習慣各不相同，我們為什么還要堅持認為課堂才是教學的主要場所呢？我們為什么還要統一每個學生的學習節奏和進度呢？

科技為我們提供了擺脫這種限制和束縛的能力，讓教育變得更加便捷、靈活、個性化，它還能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和個體的責任感，重新喚醒學習過程中的樂趣，讓學習變得如同尋寶游戲。此外，科技進步還提供了另一個潛在的好處：互聯網讓教育唾手可得，無論是知識還是機會都能更加公平地被人們獲取。高質量的教育并不一定要依賴校園，貧富差距也不會導致教育資源的非平均分配，世界各地的學生都可以像比爾·蓋茨家的孩子一樣接受同等的優質教育。

常言道：生活就是一所學校。隨著我們的世界越變越小，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會變得越發緊密，整個世界就會變成一所巨大無比的學校。這所學校里的求知者中既有年輕人，也有年長者，既有學習進度快的，也有學習進度慢的。在這里，我們既是學生，又是老師，我們既可以選擇獨自努力鉆研，也可以通過幫助他人、與他人分享知識或者為他人答疑解惑來進行學習。

我希望可汗學院能夠成為這所全球課堂的虛擬平臺。我們歡迎所有充滿求知欲的人，我們堅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每個人在學習過程中都能幫助他人并獲得他人的幫助。我們鼓勵人盡其才，幫助大家展現出自身最好的一面。成功由我們自己來定義，可以有千萬種不同的標準，但失敗只有一個衡量法則，那就是放棄。

就我個人而言，在傳道授業、教書育人的同時，我自己也受益匪淺。在一些方面，我獲得的收益甚至遠遠超出自己最初的投入，比如我收獲了智力樂趣，重新喚起了我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感覺與其他思想和其他人建立了一種連接關系。我夢想有朝一日，可汗學院所有的學生和這本書的每一個讀者都能擁有與我一樣的收獲。

這件事情讓我確信，不管是在教室里還是在電話的另一端，不管是在30人的大課堂還是一對一的輔導中，老師有時候會成為禁錮學生思維的罪魁禍首。在老師看來，他們是在幫助學生，但從學生的角度看，如果老師不改變對待學生的方式，學生就很難體會到老師是在幫助他們。每當老師向學生提出問題，他們希望學生能立刻給出答案，而這一過程無疑給學生帶來了壓力，因為學生不想讓老師失望。納迪婭也是如此，她害怕我會對她做出評判。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學生集中精神學習。有的學生甚至覺得和老師交流，或者告訴老師自己理解了什么、還有哪些內容不理解等，是一件難為情的事。
基于這一點以及單純的不甘心，我嘗試采用了一種不同的輔導策略。我對納迪婭說：“納迪婭，我知道你很聰明，我并不是在評判你，但我們現在要改變規則。你不可以猜答案，也不可以用空泛的答案敷衍我。我只想聽到兩種回答，要不就告訴我確切的答案——直接說出來，要不就對我說：‘薩爾曼，這個問題我不懂，我們再復習一遍吧。’我不要求你聽我講一次就能懂，我也不會因為你問我問題或者想讓我再講一次就瞧不起你。聽懂了嗎？”我想這也許會讓她有點生氣，但這種方法的確很有效，她開始帶著一絲憤怒地果斷喊出答案，或者要求我再講一遍。

納迪婭重新參加了數學摸底考試，這一次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與此同時，我又開始輔導她的兩個弟弟阿爾曼和阿里。我有不少親戚和朋友聽說了此事，很快，我就有了近10名學生。在我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可汗學院不知不覺地初具雛形，而且是在學生和家長們的好奇心和需求的驅使下形成的。可汗學院在無形中開啟了病毒性傳播的趨勢，它已經進入了積累發展原動力的初級階段。

如果要將教學視頻發布到上，我就必須遵循YouTube的要求。盡管該網站如今已對發布要求進行了一些調整，但在當時，上傳的視頻長度被限制在10分鐘以內。所以，我的課程只能控制在10分鐘。
實踐證明，不管是對于我這樣的發布者還是那些聽課的學生來說，10分鐘都是非常合適的。
需要澄清的是，在確定一節課的時長之前，我事先并不知道10分鐘是最佳時長。這次實踐只不過是憑借直覺和運氣誤打誤撞。不過在此之前很久，一些權威的教育理論家便已經判定，學生能夠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大概為10~18分鐘。

此外，如果說“變換講課方式”（比如采用小組討論的方式或者鼓勵學生解決問題）能夠讓學生重新集中精力，那為什么現在主要的教育方式仍是照本宣科呢？為什么學生還要花費大部分時間用于被動聽講呢？
各項研究（坦白說，就是我們的經驗和常識）已經為我們指明了方向，但我們仍會在自己的惰性面前妥協，繼續沿用現有的教育模式。
如今，并不是所有課程都采用這樣的教育方式。許多人文學科的大學課程會在授課中融入很多討論，即學生在課前會閱讀一些相關材料，以在課堂上進行討論。美國哈佛商學院將這種教育方式發揮到了極致，早在100年前，該校就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進行教學，之后諸多商學院紛紛效仿。對于諸如會計或金融類的課程，學校幾乎已不再采用老師單純授課的方式。學生在課余時間閱讀一個10~20頁的案例，比如對某個公司或個人情況的描述，然后老師會組織學生們在課上進行討論或辯論（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必須出勤）。而教授在這樣的課堂上扮演的是討論推動者的角色，而不是控制課堂節奏的角色。從我個人的經驗出發，在這樣的課堂上，即使教室里坐著80名學生，你的大腦也很難走神，這是因為大腦會主動處理其他同學提出的觀點，同時你也會盡全力得出自己的結論。在整整80分鐘的課程中，你可以不斷地貢獻出新的想法。時間過得很快，你甚至舍不得課程結束。與傳統的課堂相比，學生在這樣的課堂上會更加積極地參與討論。
最重要的是，你和同齡人的想法能產生共鳴。如今，我還能回憶起10年前的同學與我（以及我在課堂上與他人）分享的想法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我還會用這些方法來幫助可汗學院的學生處理成長過程中或機會來臨時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創新的本質在于，它雖在邊緣之地誕生，但能被大眾接納和認可，也不會被正統體系的慣性所壓垮。
——凱文·凱利

與這樣的教育方式相適應的自然是學生在學習中自定進程，這樣的學習方式不僅能讓學生自己掌控學習節奏，還能讓他們自主決定在哪里學以及在什么時候學。在面對不同的課程時，同一個人也許會在不同的時間按照不同的節奏進行學習；而在傳統課堂中，只有老師一個人能夠控制課堂的節奏，而且這個節奏是單一的。在這種固定的節奏下，理解得快的學生可能不久就會覺得無聊并感到頭昏腦漲，甚至會為了解悶而在課堂上做其他與學習無關的事情；而那些在理解上花費時間最長的學生仍然會落后。老師控制的單一節奏只適合那些理解能力居于中游的少數學生，但所有人都必須去適應這個進度。
相反，如果采用自主學習的方式，那么每個學生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節奏。如果學生能夠輕松地理解一個概念，那么他可以加快節奏，擺脫無聊的等待。如果某個知識點非常難，學生可以按下暫停鍵或者回頭復習一下，盡可能多做練習，這樣做不僅可以讓學生不再因跟不上節奏而感到難堪，還不會拖慢整個課堂的節奏。
隨時隨地學習和自主掌控節奏能夠從根本上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與興趣，而那些能夠真正掌控自學進度的學生需要另一種資源：對于已學過的課程，學生們必須有易于獲得且源源不斷的復習資源。與傳統的課本和學習資料相比，互聯網學習在這方面具有很大優勢。這些課程可以重復利用，永遠都不會消失。形象地說，就是黑板上的內容永遠都不會被擦掉，書本永遠不會被丟棄或被收回。學生有動力進行復習，是因為他們有信心找到他們想要復習的東西，這些東西就在他們的計算機里。更好的是，如果某個軟件能夠將學生的學習內容記錄下來，它能在合適的時間自動提醒你進行復習，這就好比你在走廊里遇見十一年級的生物老師時，他讓十二年級的你解釋什么是光合作用一樣。
更重要的是，網絡學習不僅能讓學生復習特定的某節課，還能讓學生更為深入且持久地理解不同課程之間的聯系。在互聯網中，我們不會受到教室的限制，不會因鈴聲響了就結束課程，也不會受到國家規定的課程大綱控制。一個問題可以通過多種不同的視角來學習和理解，盡管這些理解源于不同的領域。它們的研究對象是一樣的。
這樣的學習方式不僅會讓學生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識，還能讓他們體會到學習的樂趣，激發他們的求知欲。培養求知欲理應是教育的終極目標，如果在這一點上失敗，那么這著實是我們現行教育體制的巨大悲劇。

惡習源于無知和狹隘的教育，模仿和習俗使其根深蒂固。
——瑪麗·阿斯特爾

我想用類比的方法闡明我們正面臨的巨大挑戰，想象一下，我們一日三餐的這個習慣。是我們的生理條件要求我們每天必須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嗎？為什么不吃兩頓、四頓或者五頓飯呢？有些佛教徒每天只在中午時吃一餐。近期還有證據證明，隔日禁食也不失為一種健康的飲食選擇。
我們的祖先最初形成了一日三餐的習慣，但他們的體力勞動量比我們大得多，那為什么如今我們大多數人還愿意維持這一習慣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再簡單不過了：因為我們一直這樣，每天吃三頓飯，這和我們總是會把孩子送到特定的學校、在特定的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是一個道理。這是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事。
此外，由于人類是群居生物，每個人的生活都在很多方面與其他人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一日三餐的習慣與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密切相關。例如在工作日，公司會安排一個小時吃午餐。當一家人坐在一起用餐時，這段寶貴的閑暇時光能讓他們聚在一起交流暢談、增進彼此間的感情。
基于種種原因，改變大眾一日三餐的習慣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種改變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就連職場的節奏也會隨之改變。所有行業都不得不為適應這種改變而進行調整，連電視節目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
正如我們的飲食習慣很難改變一樣，形成已久的教育制度也是如此。現行教育制度的持續和穩定是現如今部分大型行業，甚至是所有行業賴以生存的基礎，其他社會機構，如大型出版商以及考前輔導機構，都與其息息相關。一種教育方式意味著一種教學目標和特定的考試形式，而考試反過來又對人才招聘和個人的職業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人性使然，那些在特定體制中收獲頗豐的人往往會成為其堅定的擁護者，也就是說，真正有權力的人往往會選擇維持現狀。如此一來，我們的教育體制不容撼動，再加上它與我們文化中的很多方面都有密切的聯系，導致教育體制改革舉步維艱。

學徒制與被動吸取知識的教學方式存在很大不同。學徒制的基礎是主動學習——也就是通過實踐來學習，即學徒觀察并模仿師父的技巧和策略。就這一點而言，學徒制教育合理地延續了原始的學習方法，即子女通過模仿父母的行為來學習。
學徒制教育實際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職業學校教育模式。在職業學校中，學生學習的是一門手藝，在某些領域，這門手藝通常如藝術般受人景仰。在很多人心目中，學徒制教育往往都與工匠有關，比如鐵匠或木匠，但回顧歷史，我們也能看到，學徒制也是培養未來學者和藝術家時采用的主要教育方式。實際上，今天的博士生課程采用的也是學徒制，初級研究者（即博士生）需要在教授的帶領下展開研究并從中學習。住院醫師的實習項目采用的同樣是學徒制。
學徒制代表了這樣一種教育理念：教育應該具有實踐性，其目的應該是幫助學生掌握技能、獲取信息，使他們能夠謀生。這種教育方式在幾千年前就出現了，而被人們沿用至今。與之對立的理念是，教育應該具有神圣性，是一種對知識的崇高追求和對自我滿足的實現。

沒有在教育領域工作過的人或許會驚訝地發現，教育的重大創新，也就是如今被我們稱為K?12的教育體系，是在18世紀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之所以會感到驚訝，是因為普魯士人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臉上翹著呆板的胡須，戴著拘謹的帽子，采用死板的行軍方式，然而正是他們最先發明了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靠稅金支持的義務教育不僅是一種教育手段，更是一種政治手段，其他任何方式都無法取代它。普魯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誠且易于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里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普魯士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同時也是推動該教育體系發展的一個關鍵人物——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清晰地說明了該教育體系的目的，他這樣寫道：“如果你想影響一個人，要做的不僅僅是與他談話，你必須去改變他，讓他按照你的意愿去思考和行動。”
標準化的課堂教育為灌輸政治觀點提供了無限多的機會。有些很直接也很明顯，可以從歷史和社會學科中一些知識的呈現方式上看出，另外還有很多潛移默化的方式可以影響你的思維。紐約州年度教師約翰·泰勒·蓋托（John Taylor Gatto）曾這樣寫道：“整個教育體系基于一個前提而建立：那些無法了解到第一手信息的學生以及那些只被灌輸了抽象、片面信息的學生往往會很順服，并且缺少主見。”這種教育方式的出現并非偶然。老師將知識點進行分割教學，而學生通過死記硬背可以學會知識點，但要想從本質上掌握知識的內涵，則需要天馬行空且無拘無束的思維能力。
按照蓋托的觀點，類似情況還存在于我們現今教育制度正在采用的“課時”這一概念中，他認為自我激勵的學習方式被無休止的干擾扼殺了。現存的所謂正統教育制度限制了學生探索既定課程以外的東西，讓學生沒有時間從彼此討論不同的觀點和不被大眾認可的想法。當鈴聲一響，學生們別無選擇，只能中斷他們的討論，放棄更為深入的探討，進入下一堂課的學習。就這樣，遵循命令勝過了好奇心的驅使，遵守紀律勝過了主動的追求。
我個人并不認為普魯士王國的教育體系僅僅是為了讓統治階級實現鎮壓百姓的目的而建立的。那種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并且主張人人平等。普魯士王國的教育體系倡導的是免費的公共教育，要求人人參與，學校的費用由稅收支持并且具有強制性，建立這樣一種學校本身就具有很強的革命精神，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百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于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為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采用普魯士教育體制，然而，不知當時規劃這一教育制度的人是否有意為之，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和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但在200多年后的今天，創造力和邏輯思維能力的重要性卻尤為突出。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這一舉措主要得益于時任美國馬薩諸塞州教育部長霍瑞思·曼（Horace Mann）。在當時，這個想法頗具前瞻性。霍瑞思·曼想為所有社會等級的學生提供基礎教育。就像在普魯士一樣，這一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作，但這樣的教育體制仍然存在一些教條化的東西，至于它的優劣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書不會深入地探究當年的政治環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紀40年代，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是讓大量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受到美國文化的熏陶，并最終成為“美國人”，而如今美國面臨的問題亦是如此。
到了1870年，當時美國的37個州都建立了公立學校，美國也成了世界上國民文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當時，普魯士教育體制的基本概念已被各州政府廣泛應用，比如學生會根據年齡被分到不同的年級，并按照相同的進度開展學習，課程的長度也是固定的，但對于老師應該教學生什么以及學生應該接受教育的年限，各州并沒有達成統一。
為解決這一問題，美國國家教育學會于1892年成立了“十人委員會”，該委員會由10名教育工作者組成，絕大多數是大學校長。委員會主席是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該委員會的任務是決定小學和中學的教學內容和體制。正是這10個人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在美國，所有年齡在6~18歲的公民都應完成8年的初等教育以及4年的中等教育，同時也是這10個人決定了貫穿全年的課程應該包括英語、數學和閱讀，而化學和物理這兩門學科則在中等教育晚期才被加入課程。
“十人委員會”提出的教育體制中的絕大部分內容在當時相當具有前瞻性。舉例來說，委員會認為每個學生都應獲得同等的機會，看看自己是否對腦力勞動感興趣，并檢驗自己是否有能力勝任腦力工作。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區，像三角函數、物理或文學這樣的學科只有那些注定從事這些行業的高才生才能學到，即使在今日也是如此，而大部分學生在八年級時接觸到的都是與職業相關的課程。此外，我還很欣賞“十人委員會”對數學教育的看法，他們倡導的教育精神中的很多東西都被如今的不少學校忽略了。比如對于幾何的學習，“十人委員會”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一旦學生掌握了嚴謹的邏輯推理方法，老師就應該果斷停止被動式的教學過程。學生應該開始嘗試自主構建幾何圖形，并在此之上進行分析推理。僅通過閱讀書中的內容無法深入掌握幾何學，在數學領域，如果僅僅被動學習，長此以往，我們將逐漸喪失興趣無法在獨立學習中體會到數學的魅力與神奇。

換句話說，如果你想讓學生學懂幾何學，你不能只讓他們聽、讀和重復，你必須讓學生自己對這門學科進行探索。
盡管“十人委員會”制定的啟蒙運動很有效果，但在這10名委員所處的年代并沒有州際公路、沒有美國聯邦儲備局，甚至沒有電視。當時的人類還沒有發現基因的存在，也沒有體驗過除熱氣球外的空中旅行，更沒有見過電腦和互聯網。他們構建的教育體制在接下來的120多年間一直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如今，這種正統的教育模式已經成為一種阻礙，極大地限制了人們自主創新能力的發揮，即便是初衷充滿善意的老師以及教育管理者也受到了束縛。
如今我們所采用的教學模式的弊端在近期也越發明顯，這是因為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要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并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制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

讓我們來想想無法逃避的考試。及格分數是什么？在大部分課程中，學生在考試中必須獲得總分的75%或80%才算及格，這是一個慣例，然而只要稍微想一下你就會發現，這樣的分值體系實際上后患無窮。知識點都是相輔相成的，代數的學習需要算術作為基礎，三角函數源自于幾何，而微積分和物理需要上述所有知識。前面模糊不清的理解會給后面的學習造成困惑，但老師卻愉快地給出了總分的75%或者80%的及格分數。對很多老師來說，讓學生通過考試似乎是個善舉，或許讓這些邊緣學生通過考試是為了順應管理需要，但實際上，這不僅對學生造成了傷害，而且這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樣做實際上是在告訴學生，從考試成績來看，他們似乎學會了應掌握的知識，但事實上，他們什么都沒有學會。我們希望他們能夠變得優秀，并且逼迫他們進入難度更高的下一個階段的學習，但他們實際上并沒有為此作好準備。這樣的教育方式為他們將來的失敗埋下了隱患。
請原諒我持有這樣悲觀的觀點，但總分的75%的成績意味著你有1/4的知識點沒有掌握，而且這樣說的前提是，考試內容涉及了所有知識點。如果你的車只有3個輪子，你能出發進行長途旅行嗎？又比如說，你會在建造自己夢想中的房屋時只打好75%或80%的地基嗎？
如果說考試成績只是剛剛過了及格線，那么我們可以輕易判斷出學生并沒有掌握所需的知識，但如果更加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即便是獲得了總分的95%的學生也不能算學得足夠好，因為這個成績也有可能導致學生后面的學習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障礙。
我們可以這樣想：總分的95%的成績意味著學生可以得到A，但這個分數還意味著學生有5%的重要概念沒有掌握，所以當學生在學習下一個概念時，他或她會有5%的基礎內容沒有理解。更糟糕的是，考試還可能掩飾學生的許多不足，這是因為考試的內容有時會被過分簡化，學生無需完全理解基礎概念就可以獲得滿分，他們只需將公式記住，在考試中套用即可。
我們假設一名學生對基礎概念一知半解，就這樣進入了如代數Ⅱ或初級微積分等難度更高的課程，數學成績曾經一直很“好”的她或許會突然無法理解課程的內容了，不管她多么努力、老師多么優秀都無濟于事。
有人會想，這怎么可能呢？她的數學成績一直是A啊，她曾經可是在班級里排前10名的學生，但新的課程卻讓她備受打擊，這到底是為什么呢？答案就是，我們每個學生都是瑞士奶酪式學習的受害者。盡管從外部來看，這塊奶酪是堅硬而完整的，但里面卻布滿了小洞，而我們假想出來的那名學生的學習狀況就像這塊乳酪一樣漏洞百出。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的一些阻礙，即使是之前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依舊會束手無策。其中一門科目就是有機化學，很多醫學預科生正是因為無法學好這門課才被迫轉向英語專業。有機化學真的比新生入學時所學的基礎化學難嗎？沒錯，從難度上講，有機化學的確比基礎化學難，這也是有機化學被安排在基礎化學之后的原因，但有機化學只不過是延伸了第一年課程中所涉及的概念而已。如果能夠真正掌握無機化學的內容，學生就能憑借直覺輕松地掌握有機化學的知識，但如果基礎知識不夠牢固，那么學生在學習有機化學時就會感到非常吃力。不僅如此，他們還會覺得需要記憶大量化學反應方程式的有機化學令人生畏和混亂，很多學生就放棄了這樣乏味且令人厭惡的學科，而另一些學生憑著驚人的努力堅持了下去。這個問題的癥結在于，缺乏真正理解、單純的死記硬背無法掃清學生在學習中的障礙，反而會讓學生退步。
另一個例子就是微積分，它更為生動地向我們展現了瑞士奶酪式學習帶來的惡果——它是學生們最容易遭遇慘敗的學科。這并不是因為微積分本身很難，而是因為微積分這部分知識會涉及很多原來學過的知識，它要求學生必須完全掌握代數和三角函數。與基礎數學相比，利用微積分解決問題要簡便得多，但如果你無法理解那些基本概念，微積分對你來說也毫無用處。微積分這門課，正是因為綜合了各種基礎知識才獨具魅力，但與此同時，這種特點也導致微積分很容易暴露人們數學基礎中薄弱的部分。微積分是建立在一層層基礎概念之上的，它在學生的學習中最有可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反映出先前學習中的漏洞，并有可能讓學生的整個知識體系崩塌。

通過這個軟件，我們可以了解學生在答對的題目和答錯的題目上哪一個用時更多，他們是通過邏輯推理逐步算出答案還是通過幾何作圖立刻得出答案的，哪些錯題是由于粗心造成的，而哪些是因為沒有掌握概念之間的聯系。如果學生完全理解了一個概念，那么他們答題的效果又會是怎樣的呢？對于一個概念，學生是通過總結大量的例子逐漸理解的還是突然頓悟的？如果學生做的試題只囊括了某一個概念而不是像大雜燴一樣包含了多個概念，學生答題的情況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這個反饋軟件記錄下了我最開始輔導的那些學生答題的情況。從這些記錄中，我饒有興趣地發現，學生們的學習方法大相徑庭。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多，我開始試圖為每名學生定制教學方案，然而，我也在此過程中遇到了困擾過千萬老師的問題。我該怎樣做才能同時教二三十名不同年級的學生不同的科目，而且編排的課程還能符合學生的理解能力呢？我該怎樣做，才能清楚地記錄哪些學生需要幫助，而哪些學生可以學習難度更大的知識呢？
幸運的是，計算機很擅長處理這些信息，于是我對軟件進行了升級，將所有知識點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知識結構網—— “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這樣一來，軟件就可以自動告訴學生他們下一步該學什么，比如，在掌握了分數的加減法后，他們可以學習簡單的線性方程。就這樣，軟件自動向學生布置“任務”，而我就可以將時間投入那些需要與學生面對面溝通的事情，也就是教授和輔導學生中去。
仍有一個關鍵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我該如何判斷學生已經準備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了呢？我該如何判斷學生已經掌握了某個知識點呢？這既是個哲學問題，又是個現實問題。
其中一種做法就是采用傳統的考核方法，即像大部分考試一樣制定一條“及格線”，只有答對了一定比例的題目才算通過，但這樣做似乎存在種種不妥。在傳統考試中，答對70%的試題就算通過，這意味著考卷上有近30%的內容學生并沒有掌握。我本可以不假思索地提高及格線，將其定為80%、85%或者90%，但就像是未經深思熟慮的草率決定，并沒有切中問題的要害。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即便學生掌握了95%的概念，他們也有可能在之后的學習中遇到障礙，既然如此，我們為何要滿足于這樣草率的改變呢？
最終，我意識到，問題的本質與“分數”毫無關系，而與人們的期望有關。我們到底期望學生對知識的應用和理解達到怎樣的水平？我們的期望和標準又會向學生傳達出怎樣的信息？以我個人的直覺判斷，我認為目前包括老師在內的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的期望普遍偏低。此外，老師總抱著一種極富傳染性的施恩者般的態度，讓學生對自己的能力也產生了懷疑。有些學生會認為，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這種想法極具危害性，會限制學生的發展。

我最先見的人是一名歷史老師，她叫瑞安·薩德勒，是該項目中卡斯蒂列亞中學教學點的校區負責人。能夠與奮斗在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交流讓我興奮不已，我滔滔不絕地向她講述了我想推廣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視頻課程、按照學生自己的學習進度制定的練習題、知識地圖以及反饋系統，等等。瑞安對我所講的這些似乎很感興趣，但由于她自己并不是數學老師，因此建議我在所有董事會成員面前做一次介紹。我欣然答應，就在我們道別時，瑞安不經意地問了一句：“這個也能在Mac系統上使用吧？”
“當然可以！”我信心滿滿地回答。
其實我撒了一個小謊，當時我并沒有使用過Mac操作系統，也不知道我的軟件是否兼容，于是，我徑直前往當地的一家電腦商店買了一臺蘋果筆記本電腦，花了一個通宵的時間解決了各種難題，成功地讓我的軟件——好吧，實際上是大部分軟件能夠在蘋果筆記本電腦上運行。
第一次與現實世界中的教育領域接觸，就出現了種種問題，這似乎也為之后接連不斷的倒霉事埋下了伏筆。我與董事會成員見面的時間定在了3月15日。不巧或者可以說殘酷的是，這一天剛好是我的網站Khanacademy.org續費的日子。更糟糕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該域名綁定的信用卡剛好過期了！于是，網站托管公司在發來溫馨提示、告知我欠費12美元之后，就將網站關閉了。在此之前，我沒有收到任何提醒，也沒有獲得任何寬限期，而那一天早上恰好是決定可汗學院未來命運的重要時刻。
在得知網站被關閉時，我突然變得異常平靜。之前我還在緊張地思考，我是從哪里獲得勇氣幻想著自己制作的簡單視頻和軟件能夠改變現有教育方式的，但在那之后，我意識到我的緊張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我根本做不到。這個男人就是來展示他的網站的，但他連可展示的網站都沒有，真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抱著還未開始就已認輸的心態，我帶著過時的幻燈片和發布在YouTube上的視頻與董事會的成員見了面。
我采納了瑞安的建議，播放了一段有關“基礎加法”的教學視頻。在我看來，這段視頻做得很粗糙，甚至有些簡陋。在聽到視頻中自己的聲音時，我感到非常擔心。幸運的是，盡管視頻中的內容只不過是一個成年人在數鱷梨，寫在虛擬黑板上的字也歪歪扭扭的，在場的人似乎還挺感興趣。最終，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些教學視頻很有用處，可以幫助孩子做好學習代數的準備。他們像我一樣興奮，認為這個方法值得一試。
于是，那個夏天，該項目中的3個教學點采用了可汗學院的教學視頻和軟件。有些基本問題已經確定，我的教學只是為傳統的課堂提供補充，而不是將其取代。課程視頻只有在學生用到電腦時才可使用，在同一時段，學生還要學習包括Adobe Photoshop和Adobe Illustrator在內的計算機工具。制定好基本的教學框架后，我還要做一些重要決定，正是這些決定讓“半島橋”這個實驗案例的教學成果變得出人意料且極具吸引力。

在為期6周的暑期課程開始時，我發現，在一個只有30人的小班中，有3名學生的成績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在課程結束后，這3名學生的成績得到了大幅提升，遠遠超過了平均水平。（按照統計學的原則，我在課程開始和結束時記錄了每名學生掌握概念的數量，并分別與平均值進行比較，篩選出那些一開始低于平均水平而在課程結束時又高于平均水平的學生。）通俗易懂地講，這個小樣本說明：有10%的孩子可能在一開始時被分到“補習班”，并被老師和他人當作“差生”來對待，但他們完全有能力學好數學。
一位名叫瑪塞拉的七年級女生的變化尤為驚人。在暑期課程的一開始，瑪塞拉幾乎在全班墊底，3周之后也沒什么明顯的進步，她理解的概念的數量還不到平均水平的一半。更糟糕的是，她將大量時間都花費在理解負數加減法上，好像是遇到了障礙，不管怎樣做都跨越不了。然而令人驚訝的事情是，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她的班主任也不知道，也許這就是人類智力的美妙之處，有一天她突然頓悟，掌握了負數加減法。從那以后，她的進步幾乎比班上任何同學都要快。暑期課程結束時，她變成了班里排名第二的學生。更不可思議的是，她展現出了驚人的數學天賦，大部分同齡人，甚至是那些曾被認為“擅長”數學的學生都難以理解的知識點，她都能輕松掌握。
在暑期課程結束時，我們舉辦了一個小型的頒獎儀式，我很榮幸地成為頒獎嘉賓，瑪塞拉就是獲獎的學生之一。她曾經很害羞且缺乏自信，但這一切都在那個夏天發生了改變。當我告訴她，她將成為我們中的明星時，她淡淡地笑著，飛快地點了點頭。她的這股自信讓我感到自己的付出終于得到了回報。

就這樣，在我辭去工作的第4個月，我的壓力變得越來越大，家里的日常開銷每月要花費5 000美元的存款，孩子也正處于蹣跚學步的階段，這對我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不過，希望也隨之而來，2010年1月，我受邀與谷歌的幾名工作人員會面。顯然，谷歌的很多高級工程師和主管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已經在使用可汗學院的教學視頻了，他們想了解更多關于可汗學院的事情。
第一場會面大約有10人參加。我準備了一些幻燈片（我把它們稱為展板），向他們展示了視頻截圖、用戶反饋以及“半島橋”項目的相關數據。我告訴他們，我們可以為全世界的學生創建一所免費的虛擬學校，在這所學校中，有人指導學生學習，學生則可以在這里得到實踐的機會并獲得反饋。我們還談到了如何利用收集到的數據對可汗學院加以改進。在場者都很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但至于可汗學院未來會變成什么樣子，我完全沒有頭緒。
幾周后，他們再次邀請了我。這一次，情況似乎有了起色。谷歌讓我撰寫一份200萬美元的方案，不用寫太多細節，兩頁足矣。也就是說，我寫的每張紙價值100萬美元，這消息可真不錯。要知道，直到那時，我花在可汗學院上的經費總額也只有大約2 000美元而已。
我花了一整晚時間不斷修改我的方案。在方案中，我提到將組建一個工程師團隊來開發軟件，還提到了可汗學院一年可以制作多少視頻，以及在未來的5~10年內會吸引多少學生。我將寫好的方案提交給了谷歌，然后開始等待。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又收到了多封確認信，信中稱谷歌正在非常認真地對我的方案進行研究，但這一次，我對基金會已經不抱太多希望了。
幾個月后，我開始更新我的簡歷。我并不想坐吃山空，至少比自己想象中不情愿得多。我甚至無法確定我能否再在金融界找到一份工作，畢竟，大部分公司不會雇用一個辭職后在YouTube上發布了一整年視頻的人。
4月，我收到了一封令人意外的郵件，讀過郵件后，我感到自己非常幸運。郵件的標題是 “我是你的狂熱粉絲”，看到這個標題，我立刻點了進去。這封郵件來自一位女士，我當時并沒有一下子認出她的名字。她在信中詢問我的地址，稱想為可汗學院捐款。
對于那時的我來說，收到捐款郵件并不是什么罕見的事。很多人通過PayPal向可汗學院捐來5~10美元，甚至有人捐來了100美元，但這一次，捐款的數額達到了10 000美元。發件人名叫安·杜爾。我在網絡上進行了搜索，才發現原來她是著名風險投資人約翰·杜爾的妻子。我回郵件感謝她的慷慨支持，她在回復中提出要和我一起吃午飯。
我們約在帕洛阿爾托市中心的五月飯店見面，安騎著一輛藍綠相間的自行車赴約。我們一起談論了可汗學院未來的發展。當安問到我如何養家糊口時，我答道：“我沒有做到養家糊口，家里現在花的是存款。”當時，我只希望我的聲音聽起來不要充滿絕望。聽到這個回答，她只是點了點頭，然后我們就各自離開了。
20分鐘后，我將車停入自家車庫時收到了一條來自安的短信：你得自謀生計，我現在立刻寄給你一張100 000美元的支票。
收到這條短信之后，一系列超乎我想象的事情接連發生了。兩個月后，我與阿拉貢再次舉辦了為期一周的夏令營。一天下午，我正帶領20名學生動手開展我們瘋狂的小項目時，收到了安的短信。事實上，我連續收到了她發來的幾條短信。短信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我在參加阿斯彭思想節，這里有好幾百名觀眾。
比爾·蓋茨在臺上，談到你了。
他說：幸好你妻子同意你辭職了 。

這三句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發錯了？還是一場惡作劇？我立刻讓坐在離我最近的電腦前的學生把座位讓給我，開始上網確認這一消息是否屬實。
沒錯，人們正在利用博客和twitter轉發有關阿斯彭思想節（Aspen ldeas Festival）的消息。比爾·蓋茨在講臺上表達了他對可汗學院的喜愛，他也借助可汗學院進行自我學習并幫助孩子學習。當時，我頭腦中立刻浮現出了我為弟弟妹妹制作的粗糙視頻，視頻中，我的兒子在背景里大聲叫嚷，而我則抓緊時間，力求趕在妻子下班回來之前完成視頻的錄制。比爾·蓋茨真的看了這些視頻嗎？
接下發生的事情我完全沒有料到。我終于找到了阿斯彭思想節的視頻片段，確信了這些都是真的，但我接下來該做什么？給比爾·蓋茨打電話？不過我怎么可能有比爾·蓋茨的電話號碼呢？
大約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封郵件，隨后接到了微軟公司的一名主管打來的電話。他問我是否有時間，比爾·蓋茨想邀請我飛到西雅圖與他會面，看看他能為可汗學院提供怎樣的支持。這名主管詢問我的時間安排時，我正在看我的日程表。下個月一整月都是空白的。我坐在衣帽間里，試圖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鎮定：“當然，我想我還是能擠出時間的。”
最后，我和比爾·蓋茨于8月22日在他位于華盛頓州柯克蘭的辦公室見面了。辦公室傍水而設，比我的衣帽間漂亮多了。我和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下簡稱蓋茨基金會）的一些工作人員一起在一間會議室里等待著，手里握著用過太多次的展示板。我想我的緊張一定太明顯了，于是工作人員鼓勵我說：“比爾·蓋茨跟其他人沒什么不一樣的，他人真的很好。”這句話讓我略微放松了一些，我開始侃侃而談。幾分鐘后，房間里每個人的表情突然變得嚴肅起來，與30秒之前完全不同。原來，比爾·蓋茨已經走了進來，就站在我身后。沒錯，他跟其他人沒什么不同。
我顫巍巍地站起身和他握手，說：“唔……很高興見到你。”他坐下后，會議室陷入一片寂靜，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著什么。我意識到現在該看我的了。于是，在接下來的15分鐘內，我談了談對可汗學院的憧憬以及規劃。在整個過程中，比爾一直在禮貌地點頭。坦白講，我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我只用了20%的大腦進行演講，而剩下的80%則一直在想：“你知道你正在跟比爾·蓋茨對話嗎？坐在一旁的可是比爾·蓋茨！看，是比爾·蓋茨！你最好別把這次會面搞糟！千萬別講你那些傻乎乎的笑話！”
之后，他問了我一些問題，然后只簡單地說了一句：“很不錯！”
兩天后，《財富》上刊登了一篇有關可汗學院的文章，題目為《比爾·蓋茨最喜歡的老師》。在刊登文章的幾周前，我的確與這篇文章的作者戴維·卡普蘭交談過，而作者也的確采訪過比爾·蓋茨，但看到這個標題，我依然覺得不敢相信。我母親曾經因為我放棄攻讀醫學院而耿耿于懷，但看過這篇文章之后她熱淚盈眶，這也許是她第一次為我做出的決定感到欣慰吧。
到了9月，事情變得越發明朗。蓋茨基金會將為可汗學院提供150萬美元的資助，這筆錢將用來租用辦公室并招聘5名員工。之后，蓋茨基金會又投資了400萬美元，以支持我們開展其他項目。與此同時，谷歌也表示，他們將提供200萬美元幫助我們建立習題庫，并將我們的教學內容翻譯成世界上最常用的10種語言。這得益于谷歌的“創想10的100次方”項目（Project 10^100），谷歌一共收到了150 000個方案，從中選出了有可能改變世界的5個，并為它們提供資金支持。看樣子，我的確該走出衣帽間了。

任何人，不管是20歲還是80歲，只要停止學習就會衰老。堅持學習的人永遠年輕。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讓頭腦保持年輕。
——亨利·福特

不得不提的一點是，當談及人類終身學習的能力時，并不是所有有關神經科學的研究結果都是樂觀的。隨著年齡增長，神經可塑性的某些方面也會隨之減弱。隨著大腦日漸老化，我們在試圖整合知識的過程中會遇到更多困難。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成年人在學習全新的事物時會感到更吃力，相反，為什么在少兒時期學習外語會更容易。不過，成年人更擅長關聯性學習。有了更大的知識庫以及長期訓練的邏輯推理能力，成年人可以將新知識與已知的內容進行關聯，從而掌握新知識。
這一點表明，學習并不一定會隨著人生階段的變化而變得更容易或更困難，只是在成年后，我們的學習方法會發生改變。人們甚至發明了一個新名詞來定義這種學習方法以及教育方式：成人教學法，它與我們熟知的“教學法”相反，后者涵蓋了對學生進行文化藝術的指導和自然科學的教育。那么這兩種方法最主要的不同之處在哪里呢？普通的教學法強調的是老師的重要性，按照這樣的方法，老師需要決定學生學什么、學習的時間以及檢驗學習效果的方法；而成人教學法側重的是學習者自身，學生要對自己的學習承擔責任。沒有人強迫成年人學習，他們自主作出了選擇，其背后的主動性和動力能夠幫助他們集中精神，從而使學習變得更加容易。馬爾科姆·諾爾斯（Malcolm Knowles）在一本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成年學習者》（The Adult Learner）中稱：如果我們清楚自己學習的目的，而且學習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那么我們就能快速而深入地進行學習。

在全世界今年入學的新生中，有65%的人在未來將會從事現在還不存在的職業——這是一種意義深遠的想法。

當我和尚塔努逐漸適應了麻省理工學院的作息時間后，我們共同得出了一個頗具顛覆性卻越來越顯而易見的結論：大班上課浪費了大量時間。300個人擠在一間階梯教室中，聽一名教授講解他已經爛熟于心且講過幾百遍的內容，90分鐘的課程令人備受煎熬。這種授課方式的意義何在？這到底是在教書育人，還是在將學生召集起來進行忍耐力的比賽？學生們能從這樣的課程中學到東西嗎？學生坐在課堂里的意義何在？對于這個問題，尚塔努和我得出了兩個基本的推論，其一是父母為孩子上學投入了大量金錢，其二是授課教師往往都在學術上頗有建樹，所以，這樣的教學方法摻雜著炫耀和表演的因素。
盡管如此，我們可以輕易地注意到，那些上課最認真積極的學生往往也是考前最緊張、最急于臨時抱佛腳的學生，為什么會這樣呢？在我看來，其中的原因是，他們在進入死記硬背的階段之前一直都在被動地接受知識，就好像在完成自己的義務一樣坐在教室里，任憑知識向他們涌來。他們以為用這種方式就能慢慢地掌握知識，然而由于他們并沒有真正地參與到學習中來，實際上什么也沒有學到。在這里，我必須闡明的一點是，我并不是在責備我的同學，他們勤奮積極，相信一直以來沿用的學習方法的確有用。不幸的是，這種學習方式無法真正地展現學生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在前文討論注意力的持續時間以及主動和被動學習時就已經明確了。
不久，尚塔努和我就成了麻省理工學院內引人注目的小群體中的成員，我們開始逃課。我并不建議每個人都這樣做，只不過逃課對于我們來說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當然，逃課很容易就會成為混日子的借口，甚至成為游手好閑的癥狀之一，不過對我們來說，逃課意味著我們能更加充分地運用自己的時間并對其負責。與被動地在課堂中靜坐一個半小時相比，我們能否通過主動學習課本或者觀看網絡教程、使用互動評估系統而學到更多東西呢？比起聽教授講課，我們自主探尋方程式的含義并編寫軟件能否讓我們的知識更加豐富呢？作為新生，我們發現逃課的方式很奏效，我們無須在期末時死記硬背，也不用害怕在考試中解題，因為這正是我們平時一直在做的事情。
后來，我們認識了一些高年級的學生，他們一學期要修八九門課。（麻省理工學院普通學生的課程已經安排得很緊了，而他們的課程量大約為普通學生的兩倍。）這些學生向我們發起挑戰，鼓勵我們也參加額外課程的學習。毫無疑問，這些學生非常聰明，但不是那種舉止怪異的天才。他們認為，如果學生們能夠離開教室，按照自己的方式學習，那么所有學生，不管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還是任何一所高中或者大學的學生，都有能力修完相當于現在的課程兩倍的內容。在通往學術圣殿的路途中沒有捷徑，更沒有秘訣，學習需要我們嚴于律己，同時付出努力，需要做到的關鍵是高效、主動和獨立地進行學習。
我想先停下來仔細考慮這個激進的想法，因為它與我個人的理念完全吻合，并最終形成了我現在所采用的教學方法。人們是否能真正學到超出期望值一倍的內容？這個目標看起來似乎過于遠大，但轉念想想，人們為什么做不到呢？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討論當今教育體系的源頭——普魯士教育法時，就已經明白教育的原始目標并不是培養出聰明的學生，而是將人們教育成順從且合乎標準的民眾或工人，這些人只要懂得一定的知識就可以了。如果教育以此為目標，那么其關注的焦點就不是學生的學習潛力，而是必須學會的那些基礎知識。

如今有很多人認為，暑假是對金錢和時間的大量浪費。因為在這期間，在全世界范圍內，教學樓、實驗室以及體育館等價值上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的教育設施都被閑置，至少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在暑假，老師不進行教學，學校管理者也放假了，最糟糕的是，在此期間，學生停止了學習。暑假讓學習進度中途擱置，知識的連貫性被打破，階段性的學習成果付諸東流。眾所周知，我們騎自行車時，一直蹬車要比停下來重新起步容易得多，學習過程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事實上，暑假最大的負面影響不僅僅是讓學習中斷和停滯，而是讓知識倒退和被遺忘了。在前文中，我們對神經科學進行過簡短的討論，了解到“學習”實際上是大腦中蛋白質不斷合成、神經通路不斷構建的生理過程。我們通過對大腦進行重復的刺激而將新知識與舊知識聯系在一起，這些神經通路便會得到鞏固和加強。當我們忽略對神經通路的刺激時，其功能會被削弱，如果繼續停止學習，神經通路創建的信息回路就會被破壞。“不學習”意味著我們曾經擁有的神經通路會萎縮。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讓孩子離開學校10個星期，已經創建的代數知識的神經通路就會毫無保留地從他的大腦中消失，并被血液重新吸收，這對他解決二次方程或者掌握之后的概念沒有任何好處。
在被明確刻上“反假期分子”的烙印之前，我想說明的是，我能夠欣賞夏季的美好，并深知課外時間的寶貴。在課余時間，學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學習并提高自己。富裕家庭會帶著孩子體驗一次奢華的旅行，為孩子拓寬眼界，帶他們認識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一些幸運的孩子可以參加價格昂貴的夏令營，在休閑和娛樂中學習。此外，無論家中經濟條件如何，孩子們都可以利用暑假去實踐那些以前沒有時間進行的自主項目，雖然在外人看來，這些項目可能千奇百怪，但這樣的經歷會讓孩子們受益匪淺，難以忘懷。
就我個人來說，我仍然清晰地記得有個暑假和朋友一起組裝自行車零件的經歷。我們拼湊出了被我們稱為“創意自行車”的東西（一種利用各種零件拼裝起來的自行車），我們打算將它們賣掉，可惜沒人欣賞這些不同尋常的創意。即便如此，我仍然學會了熟練地使用扳手，并懂得了一個寶貴的道理：在真正動手之前需要三思，要弄清人們是否對一件東西存在潛在需求。
即使不提我自己的這段經歷，有個事實仍然不可否認，即在學習的過程中，暑假過長實際上是在浪費時間。在父母上班時孩子們就留在家中看電視或者玩電子游戲；有些孩子可能會看看書，但大部分肯定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怎么可能進行學術性的學習？上一學年的課本已經交還給老師，而老師又不在身邊，無法得到及時的學習反饋。教學樓早已被緊緊鎖死，大腦也只能暫停運轉了。
既然如此，未來的教學體系是否應該重新審視暑期的意義呢？
我的觀點是應該取消固定的暑期時間，允許學生在需要時自行申請休假——與公司的休假體系差不多。如果學生能夠與不同年齡層的學生一起學習并遵循自主的學習進度，那么我們就無需人為規定學生進入下一個年級的時間。如果學生的家人想去歐洲旅行，或者有人來家里共度假日，或者學生自己想創業，都沒有問題，只要申請放假即可。學生也不會“錯過”某節課，因為他們是按照自己的進度學習的。更棒的是，由于有了定制的視頻課程和練習，學生在放假期間仍然可以繼續學習。同樣，老師也可以享受到這種休假方式的靈活性。由于班級里有多名老師在實施教學，老師們可以在一年的時間里輪流休假，學校也不會要求老師放棄調休或旅行，因為老師休假并不會影響學校的整體教學安排。
作為一名實用主義者，我明白，大部分學校不會在短期內取消暑假這個在教育的長期發展中誕生的神圣產物，好在借助電腦進行自我掌控的學習方式能夠解決暑假帶來的很多問題。
首先，可汗學院能夠在任何時候為學生提供網絡教學視頻。在暑假，網絡不會被封閉。努力學習的孩子可以進行自我提高或對學過的課程進行復習，讓大腦保持活躍、神經保持興奮。
如果這一點能夠實現，那么還有一個問題亟待解決，即老師如何在暑假給予學生幫助和反饋？正如我們在“洛斯阿爾托斯的實驗”這一節中看到的，在經驗豐富的老師的幫助下，可汗學院的網站建立了一個復雜的反饋記錄板，這個反饋記錄板能夠為老師提供有關學生進步和遇到困難的實時信息，它擺脫了教學樓的限制，有了它，老師們就可以在暑期通過在線輔導的方式為學生提供幫助。這種模式實際上是“暑期學校”的升級版，只不過成本要比現有的模式低很多，同時也會為學生和老師帶來更大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