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讀到莊公部分，感覺好像不像之前那么好奇那么認真了，似乎很多東西也都開始習以為常沒啥文章可做，就拿《莊公》這章里的幾個小段落做引子，胡說一下史家和文家的異和同吧。

史家以真實為根基，文家則以想象為翅膀，但兩者都得符合最基本的人設。

傳13.2部分的注釋，提到《史記.齊世家》中對齊魯會盟的描述：

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于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魯。

楊先生在注釋里詳細了分析此事的荒謬性，認為并不真實。并說“司馬遷不取左傳曹劌論戰，而取其劫齊桓，……蓋好奇之過也”。

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文筆了得，《史記》被稱為“無韻之離騷”，可見其文學價值之高。但作為一本歷史著作，如果不能真實的還原事情的真相，那么就已經連及格都達不到了。當然，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相，但這個說法在史學家身上和在文學家身上體現出來的狀態完全不一樣：前者就該有一雙能分辨真假的火眼金睛，后者則可以天馬行空，汪洋恣意：只要編的沒有超出大家的理解范圍就好。

說到這里，想起最近看的一部電影《記憶大師》：科幻、懸疑題材的電影。照理說這種東西似乎可以隨便胡編了吧？但恰恰相反，觀眾對此類作品是否makes sense其實更挑剔。網絡上鋪天蓋地的各種吐槽，都說故事不夠合理。

這樣看來，不管是史家還是文家，都得把自己的作品放到“人性”這臺秤上掂掂分量。

史家講曲筆，文家講煉字，文章寫的好不好都是基本門檻

《左傳》也有一些酣暢淋漓，鋪陳至極的段落，比如“臧哀伯諫納郜鼎”一段：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綎，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旃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寞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

但更多時候，歷史著作更講究于無聲處見驚雷。比如大家在群里討論的那個“王薨于行”，再比如好幾次提到的文姜在父親去世后還“歸寧”的事情，只是淡淡的說那么一句，功過留于后人評說。

文家當然講遣詞造句。最著名的公案當屬韓愈和賈島的“推敲”故事了。最近我在聽白先勇講《紅樓夢》，白先生自己作為一個作家，也把他對文字的敏感帶進了課堂。他說到庚辰本《石頭記》對寶玉的描寫：

頭上戴著束發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絳，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

白先生分析道，這個面如桃瓣寫的就不到位，顯得輕佻不說，前文已經有“面若中秋之月”一說了，還重復。因此程乙本的“鼻如懸膽，睛若秋波”就顯得更合適一點。

不管曲筆還是煉字，都得有對文字的敏感。只是因為站位不同，采用了不同風格而已。

說到這里，又想起最近看的一部電影《杰出公民》中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鼓勵后輩的話“有時候簡潔也可以掀起驚濤駭浪”。用簡潔掀起驚濤駭浪，《左傳》堪稱典范。

史家著眼過去，文家展望無極，但最終還是要回光返照找到自性

歷史都是著眼于過去的。講的雖然是過去的事情，但無不是在告誡當世。但既然是著眼于過去，我們總歸還是要基于當時的環境去考察。比如說到文姜和哥哥通奸、桃花夫人被楚王霸占這樣的事情，我們后人看來簡直是難以啟齒，但想到那時候人類剛剛從茹毛飲血的原始母系社會邁出來，似乎對這些事情就能多一分寬容。我當然不是說文姜做的是對的，只是這樣想就不會對她的行為感到那樣的不可思議。也許深入到這個人的深處來看，也不是僅僅一個“淫”字可以說明的。

文學家在題材上就自由的多了。像西游、紅樓這樣的作品，可以說是寫盡了天上人間，大約能有八萬六千種解讀方式。這是我最佩服文學家的地方：他們憑空造出一個世界來，卻又那么真實。比方薛寶釵的“冷香丸”，據說有人就考證過，它確實有滅心火的藥效哦。

可是不管是史家還是文家，最終還是要讀者把作者嘔心瀝血的成果讀進自己的血脈里，才算完成了一部作品從創作到欣賞甚至傳承的全過程。正是因為一萬個觀眾，就有一萬個哈姆雷特，所以自古以來對名著，不管是史學還是文學名著的解讀，都是汗牛充棟。

怎么樣解釋也好，都要在自己的自性里去回光返照，照見那個如如不動的圓滿，也照見那些翻轉折騰的闕如吧。

這樣說來，還真是假作真時真亦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