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片羽毛寄深情——回憶我和《海燕》的往事
文:張宜昌
舞文弄墨近40年,各種文學期刊從我的書房進進出出,少說也有千余,文學期刊沒有多大保存和收藏價值,看過后,留一段時間,有的就賣了廢紙,有的送了人。我現在保留的文學期刊大約還有300來本,都是零散的,唯有4套48冊《海燕》是全年的、連號的,頗有收藏價值。
前不久,我把部分《海燕》堆積一起,用手機拍了照,發在了朋友圈,引起網友的一片驚呼和點贊。《海燕》主編李皓先生亦在微信朋友圈留言,問我能否將48冊《海燕》送給他。可是我實在舍不得割愛。那是《海燕》編輯部1981——1984年免費贈閱的。每本雜志都寄托著《海燕》編輯部對我的恩情,那上面不但有我的幾篇作品,還浸潤著編輯老師的心血,更是《海燕》編輯部扶持一名作者的實證。
這48本雜志在我心里就是《海燕》身上飄落的48片羽毛,每每翻看,都勾起我對30多年前的回憶。
那是農村生產隊末年(1980年),我搞業余文學創作已經3年,這3年,只在文化館的小報上發了一個“豆腐塊”。我苦戀文學,文學卻不待見我,投出的稿子逃脫不了兩種命運:一是泥牛入海無消息,一是不盡退稿紛紛來。我心中那株文學小苗遇到了“卡脖子旱”。
那時候,市場已經開放了,社員們業余時間養豬養雞跑城上集做小買賣,賺點零花錢補貼生活。而我把業余時間全用來壘字爬格子,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日子更加清湯寡水了。干寫不發,屢投不中,折磨得我鬧心鬧肺,焦躁不安,生產隊的活干不下去,做小買賣沒心情,想罷筆又下不了決心。
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懶洋洋地和社員們一道割秋,堂兄到地里來找我,說是大連《海燕》來了兩個人要見我。我一愣,心里又驚又喜又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兩個月前,我從《遼寧日報》上知道了大連有一個《海燕》文學雜志,便冒懵投了一篇小說,沒敢想能發表,只希望編輯在退稿時提點指導意見,沒想到,《海燕》飛來了!
我一激動,撒腿就往村里跑。跑到大隊部時,我已是氣喘吁吁,我長長出了一口氣,穩穩神走了進去。果然是大連《海燕》編輯部的,兩個人一高一矮,50來歲的樣子,都穿著半新不舊的滌卡制服。他們衣著整潔,舉止優雅。語氣親切,態度和藹,高個健壯的那位叫張琳,矮個的叫王正寅(后來才知道,張琳是主編,王正寅是小說編輯)。
“我們收到你的稿子,特意來看看你!”張琳親切地握著我的手說。
兩位老師不遠千里到鄉村去看一個無名作者,著實感動得我不知說什么才好。他們是從大連到沈陽又轉到馬三家火車站下車后,再徒步跋涉10里地來到我村的。那10里地是土路,趕上雨天,泥巴糊車陷腳。昨夜又下了雨,他們的褲腳、鞋幫殘留著明顯是刮過的泥漬。看著那泥漬,我心頭淌過一股熱流……
張琳提出到我家看看。我驚喜之余有些為難,早知這樣,我該把家好好收拾一下。由于農忙,一天累的拽著貓尾巴上炕,那還顧得上收拾房間(那時村里人也沒有刻意收拾房間的習慣)。家里造的“皮兒片兒”的,怎好讓客人進門吶!我不想讓尊貴的客人看到我窘迫的家庭狀況。我說,咱就在這里說吧,我家太寒酸。張琳連說,“沒關系,沒關系”;王正寅也附和,“我們就是要看看底層作者的生活條件”。
我拗不過,只好不情愿地領著二位編輯老師來到了家。
兩間稻草泥巴房,一圈兒秫秸障子做圍墻——這是我家外景。
一柜,一箱,一把木椅,一個竹皮暖壺,凹凸不平的土炕上鋪著一張破了相的炕席,炕席上糊著幾塊牛皮紙——這就是我“談笑無鴻儒,往來皆白丁”的陋室。
屋地堆著土豆、麻袋、臉盆架等雜物,亂糟糟的插不下腳。我趕緊一番拾掇,又忙著倒水,找煙,還翻出包窩瓜子。此刻,我心里別提有多羞怯,多自卑,多尷尬了,真想鉆進墻角的老鼠洞里。
張琳脫了鞋,盤腿坐在土炕上,王正寅坐在木椅上,我耷拉腿側坐炕沿,拘謹地回答著兩位編輯的問話。
他們分別詢問了我的年齡、家庭人口、文化程度、收人情況、創作起因和目前的創作計劃。我一一如實回答。這時我發現,兩個老師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時而微點頭,時而搖頭,時而無聲嘖唇,那神情,那目光讓我感到溫暖,感到幸福,讓我繃緊的神經漸漸松弛下來。
大約半個小時后,張琳終于說出了我最關心的,也是一直想問而沒有勇氣問的話,“你給我們的那篇小說基礎不錯,主題、立意都好,人物形象鮮明,我們準備刊用……”
天吶!此刻腦子里怎么一片空白?我的夢有了希望,應該是激動,怎么會是一片空白呢!張琳又問:“你手頭還有沒有寫成的稿子,或者半成品稿子,可以給我們看看嗎?”
“有有有”,我趕緊打開箱子,拿出一堆半成品和退稿。這些稿子有的寫在信紙上,有的寫在小學生方格本上,有的寫在可以復寫的美濃紙上,還有的寫在廢賬本的背面。
兩位編輯老師交替著翻看,時不時提些問題。有兩篇較長的,張琳認為有點希望的稿子,他裝進皮包,說回去旅途上看。張琳又問我看過那些書,看什么雜志。說心里話,除了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和《三言》《二拍》以及《唐詩三百首》《宋詞選》外,我只看過《青春之歌》《苦菜花》《林海雪原》《歐陽海之歌》等屈指可數的幾部。外國名著只讀過《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新時期的文學月刊只看過幾本《人民文學》和一本《上海文學》,是我進城辦事時省下飯錢在郵局買的。
張琳皺了皺眉,說:“你得多讀點書,也要看文學期刊,給我們投稿,你就得看《海燕》,否則,不知道寫作動向,不了解文壇信息,不知道題材的新舊,盲目寫出來的東西不一定對路……”
張琳的指導在我的心里點了一盞明燈,三年來,沒有誰對我的小說創作指點迷津,我一直在黑暗里摸瞎。他們的到來為我的寫作帶來了光明,是我半生中的一件幸事。
——他們還帶來了幸運的雨點。
張琳說,《海燕》雜志近日將舉辦一次小說創作培訓班,你如果能參加,對小說創作大有益處。王正寅也說,參加者都是寫小說的,去交流一下有提高。
“讓我去我一定去!”正愁沒人教,天上掉下個粘豆包,我有些亟不可待,連續的“天上掉餡餅”砸得我有些發蒙。“我一定去,砸鍋賣鐵也要去!”
張琳笑了,“砸了鍋使啥吃飯!”他把培訓班的時間、地點寫在一張紙上,隨后又掏出20元錢,讓我做路費。這20元錢可解決了我的經濟難題,如果沒有它我要去大連就得賣口糧。
我再一次被感動了,感動的潮水一波一波涌來,撞擊得心靈直顫動。兩位編輯僅僅是因為一篇小說就千里迢迢來到最底層,見到有發展前途的作者就不遺余力地培養,為作者考慮的又是這么周到,這是多么可貴的敬業精神!幸運的雨點就這樣淋到了我的頭上,《海燕》啊,我今生就與你結緣了,不離不棄,追隨到底!
后來,當我把《海燕》編輯來家的事兒說給別人聽時,驚起一片贊嘆,文友們更是羨慕的要死,“你真是遇到了好編輯,以后有稿,也給《海燕》……
《海燕》小說創作培訓班是在大連市周水子機場旁邊一個后勤部隊的軍營召開的。這里很靜謐,很封閉。這是《海燕》復刊后舉辦的第一次小說創作培訓班,旨在培養本地區小說作者。老一輩作家湯凡、王鎮之、張崇謙,后起之秀鄧剛、劉元舉以及稍后成名的徐鐸等20來人參加了培訓班。
培訓班占用了三個房間:一個大房間,大通鋪能睡10幾個人,一個大教室,還有一個小雅間條件稍好些。按現在的住宿安排方式,帶隊的編輯人員應該住雅間。但那時,卻把我和鄒本泉兩個外地人當客人安排進去了。
住的雖然簡陋,但伙食很好,是按空軍地勤人員的伙食標準,一日三餐,有魚有肉有牛奶有面包,還有我叫不上名的糕點和醬料,主食除了大米就是白面。這里的伙食比我家過年3時都豐盛!我那年28歲,身強力壯胃口大,肚里又缺油水,如果在家,那大白饅頭我一頓能造七八個,但在這里我得矜持點兒,不敢“開懷暢吃”,起初幾天每頓只吃六七分飽。
這個班里,除了劉元舉和王龍比我小一二歲,其他人都比我年紀大,他們像對弟弟一樣呵護我。就餐時,同桌人總是將魚肉類的硬頭菜往我面前推,不知是對外地人的客氣還是憐憫農村人生活的清苦。帶隊的編輯盧奕吃飯時總是用筷子點著菜肴向我示意:多吃點,多吃點……
這真是名副其實的小說創作培訓班,大家三句話不離本行。白天大多是討論作品,交流寫作經驗,放談文壇大勢;晚上是寫作,一半人留在寢室,一半人上大教室,大教室的燈通宵不滅。時至仲秋,月光裹著寒意,夜氣濕涼,大家都沒帶棉衣,鄧剛等人披著大棉被伏在桌上寫稿。
培訓班的學習氛圍真是好,大家圍繞著小說創作,圍繞文學話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對于某些文學觀點,對某些寫作方法,特別是對“傷痕文學”、對“意識流”討論得熱火朝天。對一些當紅作家的作品評價時而英雄所見略同,時而嚴重對立,爭論的面紅耳赤。對培訓班上產生的作品,大家拍手叫好者有之,貶得一文不值者有之,出主意支招有之,都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很少聽到互相吹捧。
《海燕》的編輯輪流陪同作者全程服務,面對面指導。說是指導,實際是交流,交流是平等的,不存在誰有話語權問題。一次,編輯盧奕和鄧剛因為一個文學觀點,爭執不下,善言的鄧剛臉漲得像秋分的紅高粱穗,盧奕本來有點口吃,干咔吧嘴說不出完整的句子,但到吃飯時,兩人又好的像鐵哥們。
我當時對文學理論一知半解,聽誰講的都有道理,當兩種觀點針鋒相對時,也覺得雙方都有道理。那段日子,我像一個餓極了的孩子,突然咬上了一只乳汁豐沛的奶頭,拼命地吸吮著,恨不得把身上所有的觸覺都打開,吸收那些密集的信息,生怕漏聽了一句。有時聽到濃處,連上廁所都要堅持到忍無可忍了,才一路小跑而去。
這個培訓班使我對小說創作有了個大概了解,也知道了自己作品的優點和弱點,這對我后來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指導性作用。在這里,我明白什么是現實主義,什么是浪漫主義,什么是現代主義,什么是形象思維,什么是邏輯思維;在這個培訓班上,我知道了新月派、鴛鴦蝴蝶派、山藥蛋派、白洋淀派……
在這個培訓班上,我把我的小說《關紅臉闖宴》按編輯的意見作了修改。
好日子總是過得快,一晃20天過去了,培訓班即將結束。在培訓班的總結會上,大家依依不舍。我除了說了一番發自肺腑的感激感謝感恩的話,還說了一句“這次學習沒學夠,希望《海燕》下次辦班還能讓我來……”
這次培訓班頗有收獲,不但學到了知識,修改了作品,結交了文友,還改善了生活,經濟上也沒受到損失。20天,好吃好喝不花錢,每天還有一元八角六的農民務工補貼費!臨行前,編輯部還給我拿了不少稿紙,這些稿紙我使用了好幾年。每當用印有“海燕編輯部”字樣的稿紙謄稿時,我腦海里就浮現出培訓班的一個個場景,浮現出編輯的面容,感到有一只翅膀在輕輕地扇動著我的后背,覺得特別有底氣。
——那只翅膀就是《海燕》的翅膀。
三個月后,我的處女作小說《關紅臉闖宴》發表在《海燕》1981年1期頭題。主編張琳以“王霜”的筆名發表同期評論《有故事也有人物》,向讀者推介。開篇第一句就是“這是29歲的青年農民的處女作,我們懷著欣喜的心情向廣大讀者推薦……”
1981年底,《關紅臉闖宴》被《海燕》編輯部評為年度小說三等獎。一等獎是達理的,二等獎是韶華的,三等獎另一篇是高滿堂的。除了榮譽證書,我還得了100元獎金。那時的100元可不是小數,我用它買了一個書桌,一把椅子,還訂了幾種文學報刊。直到這時,我的寫作環境才算正常。寫作環境的改變,無疑是《海燕》帶來的,從此,我堅定了寫作信心,并期盼著再一次參加《海燕》的培訓班。
機會果然來了,1981年盛夏,我再次來到大連參加創作培訓班。這次培訓由省作家協會主辦,大連市文聯、鞍山市文聯、遼陽市文聯參與,《海燕》編輯部承辦。這次培訓筆會不僅檔次高,時間也長了,從7月10日到8月10日,正好1個月。參加人員也多了些,30人左右,有張福麟、梁淑香、何立彬、唐浩、林丹等人,奇怪的是參加過上次培訓班的熟人一個沒有,據說是為了讓更多的作者有個培訓機會。這種機會均沾的思路很對,但我是特例,為此我暗自竊喜了好久。
培訓班地點在星海公園旁邊的87036部隊招待所。王正寅編輯是班主任,陪同學員們常駐。培訓班期間,先后邀請了著名作家鄧友梅、浩然、祝興義、程樹榛、林斤瀾、張笑天、張長弓、金河、李宏林講課,還特邀炙手可熱的《上海文學》小說編輯唐金海、張斤夫對作者稿件指導。
參加這次培訓,更是收獲滿滿,使我對當代文學有了一個較全面的了解。帶去的一個大日記本記滿了后,我又買了一個更大的日記本。這兩本聽課筆記成為我后來好長時間的“寫作指南”,里面部分內容成為后來我給作者和通訊員講寫作課的“理論依據”。
《海燕》的兩次培訓,收效不亞于讀一期文學院,拿回的一捆雜志和一捆稿紙成了我那幾年寫作的”“給養”和“裝備”,我不再為稿紙發愁了。神奇的是,凡是用帶“海燕編輯部”字樣稿紙做“陪嫁”的作品,都找到了“婆家”:《芒種》《錦州文藝》《啟明》《遼寧群眾文藝》《鴨綠江》《沈陽日報》《遼寧農民報》……一個個大門被打開了。
作品發多了,自然引起人們的注意,沈陽市作家協會吸收我為會員,于洪區文化館的趙隆聲老師(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寫了篇《但肯著鞭有到時》在《群眾文藝》雜志上介紹我。沈陽市群眾藝術館創編組組長孫浩(后為遼寧省文化廳藝術處處長)為我寫了《黑土地上的紅高粱》在遼寧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于洪文友黃興偉寫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在《沈陽青年報》“沈陽青年作家”欄目里發表。師友們的文章不約而同把我和《海燕》的故事作為文章的亮點。連沈陽市作家協會秘書長劉曉石也說“張宜昌是《海燕》培養起來的”。
《海燕》讓我有了底氣,有了自信,有了小小的知名度,也滿足了我小小的虛榮心……
1986年,《海燕》迎合讀者和市場需要,改 刊名《海燕中短篇小說》。我的一篇小說因改版被退稿(原是三審通過了的)。其實編輯部退稿這種事像吃土豆削皮一樣正常,但就是這種正常工作,編輯部做得富有人情味。時任主編畢馥華在退稿時附了一封真誠而又暖人的信,詳細說明了退稿原因并向作者致歉,還對我的創作給予方向性指導。手捧畢主編這封信,我心里一陣陣熱流往上涌:《海燕》編輯對作者真是太負責了……順便說一句,盡管稿件沒采用,卻給我寄來了稿費,理由是“不能讓作者因我們而蒙受損失”。從事創作多年,迄今也沒聽說哪家編輯部給一篇沒發表的作品寄稿酬。我在心里發愿:以后再有自己滿意的稿子,一定首投《海燕》,回報《海燕》的知遇之恩。
可是,我這愿望終于沒能實現。
兩年后,我到了一家報社當記者、編輯,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新聞采訪和編稿,漸漸疏遠了文學創作。但是,每當看到一本《海燕》,頓覺格外親切,心里便會產生一陣沖動和一些美好的回憶:張琳、蔣成文、畢馥華、石硯、盧奕、李慕嫣、文爾、王正寅、沙仁昌、王傳珍……一個個編輯老師像電視劇里的片花一樣在眼前閃過。
一個個歲月風流云散,一期期《海燕》像一片片羽毛飄過,因為種種原因,我終于沒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小說,只好任《海燕》漸行漸遠……
30多年過去了,當初許多和我一起受《海燕》哺育的許多作者,被《海燕》的翅膀忽扇到了多家報刊,名揚全國,成為著名作家。如今,他們的頭發染了霜,面頰聚出了皺,無不步入老年行列,唯有《海燕》不老,依然矯健地飛翔,而且羽毛更加漂亮了。可喜的是,更年輕的作者正乘著《海燕》越飛越高,越飛越遠。
我雖然沒能在小說創作上走遠,但是《海燕》的翅膀把我忽扇到人生高地,改變了我的生活,讓我從一介農夫變成記者、編輯、主編,也掌管著一方寫作園地。多年來,我以《海燕》編輯為楷模,盡可能地為作者,特別是新作者提供服務,爭取做一個好“裁縫”。在我的指點下,許多作者“青出于藍勝于藍”,他們在我主編的副刊上熱熱身,吊吊嗓,亮亮相,然后朝《海燕》撲了過去,讓自己的作品成為《海燕》身上的羽毛。
望著高傲飛翔的《海燕》,望著《海燕》身上一片片漂亮羽毛,我羨慕著,回憶著,感動著……
(2017年6月2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