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界和演藝界從不缺乏聰明人，能夠在短期內獲得較大成功。一方面，由于競爭，只有做到頭部才有規模效應，另一方面，急功近利的焦慮已經深入人心。
倘若報以積累原始資本的心態，也情有可原。不過，想獲得偉大人生的成功，便是急功近利無法做到的。查理芒格曾說，四十歲以前沒有真正的投資者。這里說的并不是年齡，而是一種人生閱歷。人生會在積淀到一定程度后達到某種狀態，逐漸從內心深處出發，尋求真正有價值的事物，對生活有新的理解，并與命運達成和解，處之泰然，精神遺世獨立。
很多人終其一生也無法達到這種狀態。斤斤計較和患得患失無法成為真正的智者。智者似乎看起來很傻，實則胸懷寬廣，波瀾壯闊。擁有這樣格局的人便不會計較由于安檢而延誤了飛機，也不會計較在停車場的角落等候朋友。
真正智慧的投資家，不會計較對沖基金的回報率高于自己，他要做的只是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真正智慧的演員，不會計較自己的戲份是否已完成，而在片場和工作人員反復的試戲，直到完成當天所有的鏡頭。真正的智者都自帶光環，讓身邊的人感受到光明和力量。
無論什么行業，想成為真正的智者，都取決于個人的修行。大師彼此是非常相通的：專業，誠實，謙虛，堅韌。能力積淀出底蘊，人格譜寫出格局，認真對待生活的細節。三度修煉，功到自然成。
商才士魂的典范，人生成功的標桿（轉載）
文/李錄Louis Li
1996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并于1997年創立我的投資公司，自此開始了我的職業投資生涯。從那時到現在，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理念上基本上還是遵從一些“壞理論”。比如他們相信市場完全有效理論，因而相信股價的波動就等同真實的風險，判斷你的表現最看重你業績的波動性如何。而在我看來，投資股市最大的風險其實并不是價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資未來會不會出現永久性的虧損。單純的股價下跌不僅不是風險，簡直就是機會。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發現，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經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論，而且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根本是南轅北轍，因為他們的客戶也是南轅北轍的。他們接受的還是一套“波動性就是風險”、“市場總是對的”這樣的理論。
一個偶然的契機，我遇到了查理·芒格先生。
初識查理是我大學剛畢業在洛杉磯投行工作時，在一位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見到了查理。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對談話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專注于自己的話題。但這位老先生說話言簡意賅，話語中充滿了讓你回味無窮的智慧。
直到我們認識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個感恩節的聚會中，我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交談。我將我投資的所有公司，我研究過的公司以及引起我興趣的公司一一介紹給查理，他則逐一點評。我也向他請教我遇到的煩惱。談到最后，他告訴我，我所遇到的問題幾乎就是華爾街的全部問題。整個華爾街的思維方式都有問題，雖然伯克希爾·哈撒韋已經取得了這么大的成功，但在華爾街上卻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我的那些煩惱永遠也不會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棄現在的路子，想走出與華爾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給我投資。這真讓我受寵若驚。
在查理的幫助下，我把（我創建的）公司進行了徹底的改組。在結構上完全改變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個合伙人公司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投資組合）那樣的結構，同時也除去了典型對沖基金的所有弊端。愿意留下的投資者作出了長期投資的保證，而我們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資人。
我于是進入到投資生涯的一個黃金時期。我無須再受華爾街那些投資者各式各樣的限制。雖然數字依然上下波動，但最終結果卻是大幅度的增長。新的基金從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營運成本外，每年的復合回報率超過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創建開始計算，每年的復合回報率則超過29%。12年間，回報增長超過20倍。
巴菲特說他一生遇人無數，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查理這樣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離了解查理，也對這一點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閱讀過的古今中外人物傳記中也沒有發現類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獨特的人，他的獨特性既表現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現在他的人格上。
查理思考問題總是從逆向開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會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業是如何衰敗的；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查理最關心的卻是為什么在股市投資上大部分人都失敗了。他的這種思考方法來源于下面這句農夫諺語中所蘊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將來我會死在什么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兒了。
查理持續不斷地收集并研究關于各種各樣的人物、各行各業的企業以及政府管制、學術研究等各領域中的著名失敗案例，并把那些失敗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確決策前的檢查清單，這使他在人生、事業的決策上幾乎從不犯重大錯誤。這點對巴菲特及伯克希爾50年業績的重要性是再強調也不為過的。
查理的頭腦是原創性的，從來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束縛，也沒有任何教條。他有兒童一樣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學家所具備的研究素質和科學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強烈的求知欲，幾乎對所有的問題都感興趣。任何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都可以使用正確的方法通過自學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他的思想輻射到事業、人生、知識的每個角落。在他看來，世間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這一整體研究的部分嘗試，只有把這些知識結合起來，并貫穿在一個思想框架中，才能對正確的認知和決策起到幫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學習在所有學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所謂的“普世智慧”，以此為利器去研究商業投資領域的重要問題。
查理這種思維方式是基于對知識的誠實。他認為，這個世界復雜多變，人類的認知永遠存在著限制，所以你必須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時要注重收集各種新的可以證否的證據，并隨時修正，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但即使這樣，一個人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真知灼見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確的決策必須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內。一種不能界定其邊界的能力當然不能稱為真正的能力。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說，如果我要擁有一種觀點，如果我不能夠比全世界最聰明、最有能力、最有資格反駁這個觀點的人更能夠證否自己，我就不配擁有這個觀點。所以當查理真正地持有某個觀點時，他的想法既原創、獨特，又幾乎從不犯錯。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堅持讓查理用一個詞來總結他的成功，查理說是“理性”。然而，他對理性有更苛刻的定義。正是這樣的“理性”，讓他具有敏銳獨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對于完全陌生的領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巴菲特把查理的這個特點稱作“兩分鐘效應”--他說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時間之內把一個復雜商業的本質說清楚。
人人都有盲點，再優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說：“本杰明·格拉厄姆曾經教我只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要讓我從格拉厄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對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查理幫我指出了我思維上的盲點，如果不是他的幫助，我現在還在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慢慢爬行。
查理一輩子研究人類災難性的錯誤，對由于人類心理傾向引起的災難性錯誤尤其情有獨鐘。最具貢獻的是他預測到，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和會計審計制度的漏洞將給人類帶來災難。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經提出了金融衍生產品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愈演愈烈，他們的警告也不斷升級，甚至指出金融衍生產品是金融式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制止，將會給現代文明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幸驗證了查理的遠見。
與巴菲特相比，查理的興趣更為廣泛。比如他對科學和軟科學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強烈的興趣和廣泛的研究，通過融會貫通，形成了原創性的、獨特的芒格思想體系。相對于任何來自象牙塔內的思想體系，芒格主義完全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生。比如說，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統研究人類心理傾向在投資和商業決策中的巨大影響。十幾年后的今天，行為金融學已經成為經濟學中最熱門的研究領域，行為經濟學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而查理講“人類誤判心理學”中所展現出的理論框架，在未來也很可能得到人們更廣泛的理解和應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認識查理是在1996年，那時他72歲。到今年查理86歲，已經過了十幾年了。在這十幾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沒有變化。他永遠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會議永遠是七點半開始。同時由于某些晚宴應酬的緣故，他的睡眠時間可能要比常人少，但這些都不妨礙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記憶力驚人。
86歲的他記性比我這個年輕人還好。這些都是他天生的優勢，但使他異常成功的特質卻都是他后天努力獲得的。查理一旦確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輩子。
查理對我而言，不僅是我的合伙人、事業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我從他的身上不僅學到了價值投資的道理，也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讓我明白，一個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時機固然重要，但人的內在品質更重要。
查理喜歡與人早餐約會，時間通常是七點半。記得第一次與查理吃早餐時，我準時趕到，發現查理已經坐在那里把當天的報紙都看完了。雖然離七點半還差幾分鐘，但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讓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約會時，我大約提前了一刻鐘到達，發現查理還是已經坐在那里看報紙了。到第三次約會，我提前半小時到達，結果查理還是在那里看報紙，仿佛他從未離開過那個座位，終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個鐘頭到達，六點半坐那里等候，到六點四十五的時候，查理悠悠地走進來了，手里拿著一摞報紙，頭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漸了解到，查理與人約會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費時間，會拿出準備好的報紙翻閱。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對我影響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參加了一個外地的聚會。活動結束后，我要趕回紐約，沒想到卻在機場的候機廳遇見查理。他龐大的身體在過安檢檢測器的時候，不知什么原因導致檢測器不斷鳴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檢，如此折騰半天，好不容易過了安檢，他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可查理不著急，他抽出隨身攜帶的書坐下來閱讀，靜等下一班飛機。那天正好我的飛機也誤點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問他：“你有自己的私人飛機，伯克希爾也有專機，你為什么要到商用客機機場去經受這么多的麻煩呢？”
查理說：“第一，我一個人坐專機太浪費油了。第二，我覺得坐商用飛機更安全。”但查理想說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條，“我一輩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為擁有了錢財而失去與世界的聯系，把自己隔絕在一個單間，隔絕在占地一層的巨型辦公室里，見面要層層通報，過五關斬六將，誰都不能輕易接觸到。這樣就與現實生活脫節了。
“手里只要有一本書，我就不會覺得浪費時間。”查理任何時候都隨身攜帶一本書，即使坐在經濟艙的中間座位上，他只要拿著書，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圖參加一個董事會，依舊按慣例坐經濟艙，他身邊坐著一位中國小女孩，飛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積分的功課。他對這個中國小女孩印象深刻，因為他很難想象同齡的美國女孩能有這樣的定力，在飛機的嘈雜聲中專心學習。如果他乘坐私人飛機，他就永遠不會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雖然嚴于律己，卻非常寬厚地對待他真正關心和愛的人，他不吝金錢，總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個人的旅行，無論公務私務都搭乘經濟艙，但與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時，他便會乘搭自己的私人飛機。他解釋說：太太一輩子為我撫育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體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顧好她。
查理一生研究人類失敗的原因，所以對人性的弱點有著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認為人對自己要嚴格要求，一生不斷提高修養，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點。這種生活方式對查理而言是一種道德要求。在外人看來，查理可能像個苦行僧；但在查理看來，這個過程卻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夠讓人過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這么獨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獨特的話，他們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間為伯克希爾創造出在人類投資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業績。
與查理交往的這些年，我常常會忘記他是一個美國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科舉制度結束之后，在過去的上百年里，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體的現實依托，變得無所適從，尤其到了今天商業高度發展的社會，具有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對于自身的存在及其價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個傳統盡失的商業社會，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適用呢？晚明時期，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當時的商人曾經提出過“商才士魂”以彰顯其理想。今天，商業市場力量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導，我以為這種理想更有可能成為現實了。
查理可以說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首先，查理在商業領域極為成功。然而在與查理的深度接觸中，我卻發現查理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哲學家，一個學者。他閱讀廣泛，知識淵博，真正關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養與對社會的終極關懷。查理的價值系統由內而外，倡導通過自身的修行以達到圣人的境界，從而幫助他人。
在取得事業與財富的巨大成功之后，查理還致力于慈善事業，造福天下人。他是一個完全憑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這對于中國的讀書人來講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例子。他用最干凈的方法，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這個商業社會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場經濟下的今天，滿懷士大夫情懷的中國讀書人是否也可以通過學習與自身修養的提升，來取得世俗社會的成功并實現自身的價值理想呢？
查理非常欣賞孔子。我有時會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國，查理大概會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后今天的商業中國，他倡導的大概會是：正心，修身，齊家，致富，助天下吧！
作者簡介：
李錄，國內就讀于南京大學，國外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美籍華裔投資家兼對沖基金經理，對沖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創辦人。本文系作者為2010年5月出版的《窮查理寶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錄》所作序言，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