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沈從文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蘇雪林評價他是“一個以作品產(chǎn)量豐富迅速而驚人的作家”。他的湘西系列作品，以閑適沖淡的筆調(diào)，如詩如畫地展現(xiàn)了鄉(xiāng)村生命形式的美麗，并嚴厲地批判了其對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丑陋，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本于自然而又歸于自然的哲學。他懷著對鄉(xiāng)村文明的迷戀和對城市文明的批判，為我們建構(gòu)了一個奇異的湘西世界，承載著“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其中，代表作《長河》典型地體現(xiàn)了他的文學追求。
一、對美好人性的追求
? ? ? “這個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在水面上建造宗樓杰閣的人，可那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chǔ)，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jié)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里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這位從湘西走出來的具有博大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從人性的角度出發(fā)，一方面用“鄉(xiāng)下人”的淳樸、善良、正直、熱情跟都市上流社會的虛偽、懦弱、自私、勢利、男盜女娟相對照；另一方面是把湘西社會的過去的人情美與當前的唯利唯實的庸俗人生觀相對照，從而表現(xiàn)了作家對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
? ? 《長河》創(chuàng)作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當時的湘西已經(jīng)遭遇封建宗法觀念和現(xiàn)代文明之風的侵蝕。那里的現(xiàn)實生活產(chǎn)生了許多惡性因子：淳樸的民風民情逐漸退化，農(nóng)民逐漸失去了原來的正直、質(zhì)樸、勤儉、和平的品質(zhì)，而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正在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去。思索著根植于這片土地的民族的命運，作者感到刻骨的痛心和肩上的責任。他用手中的那支筆，以一種罕見的熱情寫一群“善良的人”，還把“長河”那獨特的河光山色、民俗民風加以精心的編織。越是意識到變動的來臨、現(xiàn)實的殘忍，越要全力以赴地懷著溫愛去捕捉美的存在，希望通過再一次描繪那些“美”，以期“保留那些本質(zhì)，在年輕人的血里或夢里”，以期給人一點希望，一些向上的勇氣和信心。所以，作者在《長河》中著力抒寫人情、人性的美好，抒寫人們厚道而單純的靈魂和正直善良的品性，以及長河的如桃花源般的圖景，一方面是在為“一切都若腐爛狀態(tài)中”痛苦掙扎的人們尋找理想王國，另一方面，更是作者希冀在這一片有著綺麗山川、完美人性、醇厚人情以及優(yōu)美人生形式的理想王國里使人們能夠遠離齷齪的現(xiàn)實，活得莊嚴一些。讓鄉(xiāng)下人真善美的人性，變成人們的真性情，最終達到重造現(xiàn)實、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
? ? ? 沈從文所生活的湘西曾是個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世界，那里有旖旎秀麗的景致，有原始神秘的古老習俗，更有待人以誠、與人為善、淳厚的古樸民風。作者憑著他對故鄉(xiāng)人民懷有那份“無可言說的溫愛”之情，動用其豐富的鄉(xiāng)村生活積存，用熱情迷醉的歌喉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人性美的戀歌。橘子園主人善良、正直、淳樸，過路人一見到一堆堆火焰似的橘子，不免眼饞口饞，必向橘子園主人買橘子。坐在橘堆上或樹椏間的主人，必快快樂樂地回答：“我這橘子賣可不賣，你要吃，盡管吃好了。水泡泡的東西，你一個人能吃多少，十個八個算什么……橘子園主人寧愿無償將橘子給過路人解渴，也不愿摻進買賣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橘子園主人淳樸與善良。在他看來，橘子是地里長的，過路人吃幾個完全是天經(jīng)地義……在這里，洋溢著一種醇厚質(zhì)樸的人間溫情，閃爍著人性美的光輝，人與人之間并沒有金錢和利益的沖突，展現(xiàn)的是一種自然古樸的人性美。
? ? ? 滕長順一家與老水手是作者刻畫的中心人物。滕長順年輕時，在人家船上做短程水手，“因為年紀輕，手腳靈便，一雙手肯干，對待主顧又誠實可靠”，因此發(fā)家發(fā)人。人老了，卻還能“挑起兩大籮谷子向溪口碾坊跑，走路時行步如飛，不讓年輕小伙子占先”。滕長順勤勞樸實，“且在家業(yè)、年齡和為人義道正公處，足稱模范，得人信服”。他的兩個兒子“小小的年齡時就跟父親在水上漂，一條沅水長河中什么地方有什么灘險，多少石頭，什么地方什么石頭行船頂危險麻而都記得清清楚楚。加之父子人緣好，在各商號很得人信用，所以到他們能夠駕船時，小滕老板’的船只，正和老當家的情形一樣，還是頂?shù)梅Q贊的船只。”他的幾個女兒“因為有母親管教都健康能勤，做事時手腳十分麻利。”一家人“性格明朗暢旺，為人和善而真誠，歡喜高聲笑樂，不管什么工作都象是在游戲，各在一種愉快競爭情形中完成”，對“一切農(nóng)村社會傳統(tǒng)的節(jié)會與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在凡是從俗，應(yīng)有的情景中，得到了節(jié)日的解放歡樂和忌日的嚴肅心境。滕長順一家相處和諧且愉悅，在自然和傳統(tǒng)文化的教化下，他們的人性是自然的，健康的，淳樸的，美得毫無渣滓。可以說這樣的性格特征是原始民風和湘西鄉(xiāng)村兒女淳樸品性的人格化指稱：在這些敬天事神，追求生命自由與和諧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人性的高貴。
? ? ? 同樣是吃水上飯，命運與滕長順形成鮮明對照的老水手滿滿，幾乎集中了湘西“吃水上飯的”所能遭遇的一切不幸和苦難，直到頭發(fā)花白了才重返故鄉(xiāng)準備重操舊業(yè)。遠房親戚滕長順把年紀將近六十的老水手接到家中，“一家大小都對這個人很好，把他當親叔叔一般看待”。滕長順是村里的員外，老水手是一個無依無靠的落迫老人，雖然在作品中也描寫了貧富差異，但他們并沒有因貧富差異而劃分出人的等級，也就是說，在社會地位上，在人格尊嚴上，他們是平等的。階級觀念并不存在于他們的人情關(guān)系之中，他們近乎親情的友情并無摻雜任何功利目的，是純粹的情感，這也是人間美好人情與“人性的體現(xiàn)。滕長順的形象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邊城》中的船總順順，可以用沈從文的話來形容他們：“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惟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yōu)美崇高風度。”
? ? ? 夭夭是滕長順的三女兒，是作者塑造的最可愛的形象她承載著沈從文對新人類的希望，是人性至美的化身。她“乖巧而謙虛，不爭強好勝，心性天真而柔和”。這些淳樸的性格輕盈純潔，像一首不忍凌辱的詩。她追求完美，張揚個性：她的竹背籠“比一般婦女用的，實在精細講究得多”；她對一切事情都充滿好奇，要求父親“帶她下常德府去看看，說隔了兩年，世界全變了，不去看看，將來去走路也不懂規(guī)矩，一抬腳就罰立正，被人笑話”。夭夭雖然對大都市充滿好奇，但從無大都市的幻想。當老水手開玩笑提到搬家到鸚鵡洲，住大洋樓時，夭夭說“那有什么意思，我要住在鄉(xiāng)下。”她舍不得鄉(xiāng)下的一切，對鄉(xiāng)下充滿情感。夭夭為人真誠、熱情，對親情、友情都是一如既往毫無邪念，處處顯示出了一個民族少女心地的純真無暇。她總是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給別人：她單揀大的、好的橘子送給干爹；把在溪口撿到的好看的石子蚌殼全都掏出來送給老水手；家里凡有好菜，總會熱情地邀老水手去吃。她的這種心靈美，與清新秀美的山水交相輝映，同時也是湘西少數(shù)民族淳樸鄉(xiāng)村生活的自然結(jié)晶。夭天的身上還有翠翠的影子，但她比翠翠更精靈，更從容。“摘橘子時，眾人都按照規(guī)矩動手，在樹間爬來轉(zhuǎn)去很費事，且大大小小都得摘。夭夭卻從從容容，舉著那枝長竹竿子，隨心所欲到處樹下走去，選擇中意的橘子。”滕長順和商會會長說到小女兒夭夭時，“很覺得快樂，不由得不笑起來”，他的語氣充滿憐愛與自豪：“夭夭曼，生成就是個小猴兒精，什么都要動動手。不關(guān)她的事也動動手。自己的事呢，誰也不讓插手，通通動不得，要一件一件自己來。”因為她的天真漂亮，活潑乖巧，眾人對夭天皆“懷著一份溫暖的情感”，對她更加憐愛、贊美，更加表現(xiàn)了人物形象的人性美色彩。《三三》中的三三，《邊城》中的翠翠，也都與夭夭一樣有著善良的心地，都如同一尊心靈美、人性美的雕像，閃耀著奇異的光芒。
? ? 《長河》中也寫到妓女，沈從文并沒有反映出她們的罪惡與淫亂，相反倒添了同情與欣慰，她們不是唯財是首，也不水性楊花，更多的是“渾厚”，感情真摯到無可形容。“眼淚與悅樂雜糅，也有唱，也有笑，且有恩怨糾縛，在鼻涕眼淚中盟神發(fā)誓，參加這個小小世界的活動”。從這里不難讀出妓女們的癡情與天真，她們越過了道德的邊境，走過愛的禁區(qū)，勇敢執(zhí)著的天性，分明是一首風骨俱秀的詩，不歡快，不輕柔，卻像極了青山綠水，富含情愫。這里的人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過節(jié)時歡樂，求愛時投人，對每件事情都懷了不可言說的銘記。
? ? ? 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之外，還有一個“都市人生”，實際上，都市對于他并沒有完全獨立的意義，它只是作為整個鄉(xiāng)村敘述一個陪襯或?qū)α⒍嬖凇Ｋ艳r(nóng)村與城市放在一起比較，以城市文明的墮落來凸現(xiàn)農(nóng)村文化的優(yōu)美。在“長河”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美與丑的對照，作者力圖在這種對比中凸現(xiàn)人物美好淳樸的性情。他在《長河·題記》中寫到：“去鄉(xiāng)十八年，一人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有了極大的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墮落趨勢，最明顯的是，即農(nóng)村所保有的那種正直素樸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來實際社會培養(yǎng)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人生觀。”
? ? ? 與《邊城》相比，《長河》融入了更多的社會性，與傳統(tǒng)的重義輕利的淳樸的民風截然相反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價值觀已悄然進入長河。作者對農(nóng)村的描寫不再美化，筆觸指向現(xiàn)實的丑惡，人性的扭曲，政治的污濁。這里的生存狀態(tài)不再是桃花源般的悠然自得，而是聽說“新生活要來了，人人惶恐不安。這里不再只是只有善沒有惡的清明世界，縱然還有夭夭這樣一個“身個子小小的，腿長長的，嘴小牙白，鼻梁完整勻稱，眉眼秀白而略帶野性”的心性天真柔和的女孩，但也有保安隊隊長這樣心懷不軌的仗勢欺人的惡勢力，在安寧背景下潛伏著風暴，讓人惴惴不安，并預(yù)感到悲劇的可能。
? ? ? 作者鄙棄都市異化生命的萎縮與病態(tài)，贊美鄉(xiāng)村自然健康生命的野性與活動。幾個省里來的跑遠路差人向當?shù)厝速I橘子，鄉(xiāng)下人好心送他們吃卻不領(lǐng)情，非得出錢買橘子。鄉(xiāng)下人不好意思收錢，他們卻以勢利的眼光來看待鄉(xiāng)下人，并把這種勢利強加給鄉(xiāng)下人，認為他們刁鉆。面對不講理的過路人，滕長順安慰不知所措的鄉(xiāng)下人：“大哥，算了吧。他不懂你好心好意，不領(lǐng)情。一定是剛從省里來的，你看神氣看得出，這種人你還和他爭是非？”對于鄉(xiāng)下人，沈從文有獨到的闡述：“鄉(xiāng)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xiāng)巴佬的性情愛憎哀樂自有它獨特的樣式，與城中人截然不同！它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得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似乎太認真了，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他抱著一副鄉(xiāng)下人自以為是的逆反態(tài)度，與城里人進行“人性”的較量。滕長順在地面上建立起了一份殷實的家境，卻又時時承受著另一重不斷加重的壓力，這就是地面上“還有另外一批人，為了歷史習慣的特權(quán)，在生活上毫不費力，在名份上卻極重要，來用種種方法或理由，將那些手足貼地的人一點點收人擠去。正常的如糧賦、糧賦附加捐、保安附加捐……常有的如公債，不定期而照例無可避免的如駐防軍借款、派糧、派捐、派夫役，以及攤派剿匪清鄉(xiāng)子彈費，特殊的有錢人容易被照顧的如綁票勒索明火搶掠，總而言之，一年收人用之于‘神’的若需一元，用之于‘人’的至少得有二十元。”保安隊隊長是當?shù)氐谋Ｃ窆伲恰敖陙韺嶋H社會培養(yǎng)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的混混。馬克思的《貿(mào)易鴉片史》中說道：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fā)財?shù)脑瓌t來對抗。滕長順代表的是道義準則，保安隊隊長代表的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quán)。他打著如意算盤，向老實的滕長順強買橘子。最后以滕長順用十擔橘子向保安隊隊長賠不是完結(jié)。這里的鄉(xiāng)下人老實、忠厚、淳樸、憨直性情，面對強權(quán)，鄉(xiāng)下人照例寄托于報應(yīng)。保安隊隊長見著夭夭時，居心叵測，存心調(diào)戲夭夭，見著“眼睛亮亮的，嘴唇小小的”夭夭，產(chǎn)生了“朦朧暖昧欲望”，產(chǎn)生了邪念。受過高等教育的隊長在天夭和老水手面前賣弄自己，他的裝模作樣和炫耀反而顯示出了他的愚昧和無知。“聽的雖不覺得動心刺耳，說的卻已為自己帶做作的話語所催眠”，B]1這是對受過高等教育，沾了文明人的習氣的保安隊隊長的莫大諷刺。夭夭對于保安隊隊長說的“文明結(jié)婚”，“自由結(jié)婚”照例當作沒聽到，對愛情卻是一- 如既往的毫無邪念，這更造就了其人性的美好。本鄉(xiāng)人都怕這個保民官，夭夭卻不大怕他，她想：“人縱威風，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著，沒理由懼怕。”而三黑子聽到了保安隊長到自己家里要橘子的事后，心里便潛藏著一股仇恨。由此看來，夭夭和三黑子已經(jīng)不再是逆來順受的人，他們能主動反抗外來的壓力，能自主的把握人生命運，以抗爭來擺脫人身上的各種沉重壓迫，從而顯示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善良的民眾在惡勢力下萌發(fā)出一種敢于抗爭的精神。《長河》里的夭夭在如此風云突變的社會背景之下，比《邊城》里的翠翠多了一份堅強，變得從容鎮(zhèn)定且不亢不卑。人物在具備了更多的社會性同時，人性真善美卻并沒有消失，依然在滕長順一家、老水手等善良的湘西民眾身上傳承。
? ? ? 作者推崇的人生方式正是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想留住一點美好的、永恒的東西，讓這種樸素的人情美能得到新的發(fā)展，并讓它生長常新，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在沈從文其它作品中也表現(xiàn)了“純粹的人的關(guān)系”、“純粹的人的情感”，它們集中體現(xiàn)著一個“愛”字：《邊城》中翠翠對攤送的矢志盼望；《菜園》中的母子之情，《三三》中的母女之情；(堂兄》、《棉鞋》中作者與堂兄、村弟弟的真摯的友情；《媚金，豹子與那羊》中豹子媚金以死亡兌現(xiàn)愛的諾言的真情……這些作品無一不是人情美、人性美的杰作，無一不傾注著沈從文以善、美為主體的審美選擇的文化價值。
二、對鄉(xiāng)村文明的迷戀
? ? ? 在沈從文純凈美好的湘西世界里，在他對城鄉(xiāng)世界的美麗與丑陋的敏感態(tài)度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鄉(xiāng)村文明的迷戀，對鄉(xiāng)村自然淳樸的人生形式的向往，對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理想生活的追求。《長河》里的人們過著自然、淳樸、寧靜的生活，每個人都安于現(xiàn)狀，滿足自己的生活，正如《詩經(jīng)》中的“適彼樂土”。“當?shù)厝擞幸话朐诘孛嫔仙幸话朐谒娓魈幜鬓D(zhuǎn)。人在地面生根的，靠土地喂養(yǎng)，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復(fù)人于土，新的長成，儼然自土中茁起”“水上人則吃魚、吃蝦、吃水上飯。事實且同魚蝦一樣，無拘無管各處飄泊。”人與地與水是沈從文寫作中的一個重要的維度。如作者所說：“我所寫的故事，多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滿意的文章，常用水上船上作背景。”故事中的水既長養(yǎng)了人，又蘊積了相同或相輔的種種情調(diào)，大大擴展了作品的意義。?
? ? ? 人和自然的和諧在《長河》中表現(xiàn)為多種樣式，具有多種層面，最不著痕跡的是人與棲居地的和諧。如作者在描寫蘿卜溪這個地方：“水路雖不大，因為長年不斷流水，清而急，鄉(xiāng)下人就利用環(huán)境，筑成一重一重堰壩，將水逐段潴匯起來，利用水潭蓄魚，利用水力灌田碾米。”“村中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一片不大不小的橘園，無地可種的人家，墻邊毛坑旁邊總有幾樹橘柚。”“村落中鄉(xiāng)下人為耕牛過冬預(yù)備的稻草，傍附樹根堆積，無不如塔如墳。銀杏白楊樹成行高……沿河橘子園尤星廳觀，綠葉濃翠，綿延小河兩岸綴系在枝頭的果實，丹朱明黃，繁如天上星星，遠望但見一片光明幻異，不可形容。“可見秋景優(yōu)人，人們勤勞，人景相融。
? ? ? 人與自然的互相塑造最明顯的例子還是水對人的塑造。作者曾說“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關(guān)系。”老子《道德經(jīng)》云：“上善若水”。水是主善的代表與象征，水的本質(zhì)是流動的，柔韌與包好又兼之謙和低下卻極具韌性。這不正是長河中? 善良人民的寫照嗎？“人在地面上生根的，將肉體生命寄托在田園生產(chǎn)上，精神寄托在各式各樣神明禁忌上，幻想寄托在水面上，忍勞耐苦地把日子過下去。”日曬雨淋各種勞役，使每人都強健而耐勞。長河人習于水性，染于山情。自然長養(yǎng)了人，也教育了人，成為人物心理、命運、氣質(zhì)性格象征和載體。各種生命相互依存融合為一，就是最本真的和諧。
? ? ? 重人性、尚自然是莊子的哲學精髓，也是沈從文從傳統(tǒng)文化中吸取的最有活力的主題。沈從文不僅熟悉自己家鄉(xiāng)的一草一木，家鄉(xiāng)人民的作息生死，更重要的是作者對家鄉(xiāng)、對自然、對人民愛得真切，愛得純潔，才使得他能以一顆仁厚之心看待和描寫這塊土地上的一切，才能深人的同化在生活中，與長河人同憂同樂，才使人性的純美成為其永恒的主題，鄉(xiāng)村的迷戀成為其解不開的情節(jié)。在人類歷史長河亙古長流中，沈從文以平淡的語調(diào)，執(zhí)著地唱著“人性至美”的田園牧歌。對作家來說，雖然真正的追求和理想也許只存在想象和夢幻的桃花源，回歸精神故園的“鄉(xiāng)下之旅”注定成為無盡悲憫地守望，但他和他的作品也正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般，寂寞而悲壯地盡著那個看輕生死義利的“鄉(xiāng)下人”的道義與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