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已經開始了她的新旅程，而我從得知她死訊才關注到她的生平，內心憤懣、吶喊堆砌至今，才敢小心寫出。
我相信，與她類似的受害者眾多，每一位在心靈上受到的創傷都遠大于身體的傷痕。她在受傷后反復懷疑自己，直至信仰崩塌，開始發問“藝術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甚至于掙扎是否“藝術從來就只是一種巧言令色的而已”？
她太聰慧，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寫下的一個個套中套，是對自己內心的叩問和解答。她評價胡蘭成是一個“思想體系畸形”的人，又同時認為這種畸形的思想很精美，因為矛盾，所以無所不包。這種試圖從文學、信仰角度來解開內心死結的辦法，最終讓她產生的是“文學辜負了她們”的想法。
文學有沒有辜負誰，這太難說。文學本身就是一個人類操作化出來的概念，如果用阿蘭?巴迪歐的話說，文學是一個“贅生物”，是“不存在于情勢中，但存在于情勢狀態中”的概念。這樣一個純操作化、不可具象化的概念，如何要求它“不辜負”呢？
不如僅從人的角度來看吧。畢竟這是人本身的問題。
漢娜?阿倫特曾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提出過一個概念：惡之平庸。阿倫特借這個詞來表達，艾克曼——很可能是大部分納粹分子——都不是惡魔或者變態，他們只是普通的正常人，但成為了作惡命令的執行者、惡的鏈條中的一環，是“對命令不假思索的執行”，讓他們成為了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
我想從中提取出幾個概念：社會角色、本人、面具、別人眼中的人（鏡像）、標簽。一個人（本人），在戴上面具后扮演不同情勢下對應的社會角色，這一連續性的行為會形成別人眼中的人（鏡像），然后別人對他產生出相應標簽，并直接將帶有道德傾向的標簽貼在本人身上。之后，依據標簽對其行為進行期待和評價。
阿倫特筆下的艾克曼如果用這一模式來解讀，可以理解為是：艾克曼（正常人）帶上了納粹的“面具”成為一名納粹分子（社會角色），在執行希特勒的命令過程中，成為世人眼中的惡魔（鏡像），對應標簽是“變態”、“殘忍”等對他本人道德和心理健康的否定。但在精神科醫生鑒定艾克曼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后，鏡像與本人并不一致。
林奕含描述的“迷信文字”，也是一種對標簽、對社會角色的迷信，“文學”、“文字”這種標簽有明確的道德指向性，迫使她相信遇到的狼師陳星，是一個“真正相信中華文化浩浩湯湯五千年文化的人”。結果，她看到的陳星是鏡像，遇到的陳星是其本人。不管陳星本人在傷害她的過程中說了多美多“高度藝術化”的情話，這個人本身就不是林奕含認為的那個骨子里追求美的人。
在采訪中，林奕含提到自己得知奈波爾虐打妻子時內心的震撼，提到一層又一層了解到喜愛的藝術家某些道德污點時的痛苦。這種崩塌的痛苦誰沒有過呢？高中學理，最最經常接觸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牛頓，當我知道他對胡克做的那些事之后，心神恍惚許久。后來終于找到一個辦法解脫——只看作品。只有作品呈現的人是最接近其社會角色的，作品永恒，那些對社會角色和其本人善惡的爭辯，最終都會被時間的塵埃覆蓋。苛求一個人永遠戴著面具在其社會角色下行為，這難免太過絕望。
斯人已去。希望那些對“文學癡情”的房思琪們，能早日解開心中的結。雖然希望渺茫，但還是祈求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少。赤條條來赤條條去，歡笑和慟哭都會消散，刻下的痕跡卻長留生者心底。
至于社會角色和標簽通過鏡像作用于本人的可行性和事例，這將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