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布景至簡：一排椅子，一臺飲水機，一幅水墨背景。
靜默注視著眼前的一切，情緒漸漸上來，開始適應這舞臺渲染的氛圍。突然，幾抔沙土從頂而降，重重地重重地摔打在地上。是的，就是摔打，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妥帖的描述。而后變成細細的流沙，透過光束，似有若無、輕輕飄飄、悠悠蕩蕩，灑落。一曲音樂裹挾著濃重的哀傷愁緒在劇場緩緩響起，眼淚已不期而至......
那種深埋在心底的悲傷就這樣被揪起，它并不是可以歸因于某一件事或某一次經歷的悲傷，而是光陰中所有悲傷碎片交織而成的情緒記憶。它很輕，輕到不去碰觸便會相安無事于生活。它很重，重到沉淀在心底不會隨時間消失殆盡，不時或者偶爾還會被感知到的同質情緒所喚醒。
所幸，我不再躲避、抗拒它，而是接納它作為我的一部分，作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每有那股情緒記憶被勾起時，允許它從心底涌起，體驗它“興風作浪”一陣而后再次歸于沉寂的流動。而生活，會帶著新的心的改變，繼續。
一如現在，迎著話劇《毒》的悲傷，在封閉的劇場空間里，投入地體悟著舞臺上“一旦發生就不再重復的瞬間”，感受那份命運......
二十年前，男人和女人第一次見面。
繼而相戀、結婚，生子......
九年前的一天，他們唯一的兒子遭遇車禍身亡。女人親歷了這一切，而男人不在現場。
或許正因為此，她自責也責他，她憤怒也怒他，她認定在那份喪子的絕望與悲痛里，他是置身事外而無法與她共情的。盡管男人竭盡全力想讓她知道，雖然失去了孩子，可他們還有彼此，還可以一起承受悲傷，面對生活。而女人仿佛看不到他的存在、他的悲傷和他的愛，任由虛無、孤獨和絕望吞噬自己，任由情緒肆無忌憚的宣泄。
男人覺得窒息，于是選擇了離開。那是1999年12月31日的晚上。離開的路上，他一遍遍對自己說“回去吧”，他是多么希望女人可以說一句：“別走”！可是女人沒有。她只是聽著門外汽車發動機的聲音，心里數了30秒。又數了15秒，車開走了。她抬頭看見時鐘的指針指向19:10。
自此，那份本該由他們一起面對與承受的悲傷，變成了各自的悲傷。
女人繼續留在了原來的生活習慣里，每天照常上班，工作，下班，聚會，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也許，正是女人的“努力如常”阻斷了悲傷的真實流動，讓悲傷被冰凍在了男人離開的那個冬季。
而男人，回到了法國，開始了新的生活。
九年后，女人給男人寫信相約在埋葬兒子的墓地見面。事由是，孩子的墓地即將遷移，因為墓地的土壤中發現了“毒”。它當然不是真的，是女人杜撰的。男人在見面以后也知道了。
男人來的早了一些，在這片滿是泥土的墓地前，低沉、惆悵。女人姍姍來遲，她的出場很乖張，一度讓我覺得有點兒滑稽可笑甚至是神經質。然而細想，這又是何等的合情合理。
九年離別，隔著多少的喜樂與悲苦。那被冰凍的悲傷，恐怕是她九年來日日夜夜于黯淡無光處舔舐傷口的唯一陪伴。
九年前，她失去了兒子，丈夫也不辭而別，所有重要的親密關系轉眼喪失，所有情感的連接突然斷掉。她幾乎是同時失去了母親、妻子的身份，更嚴重的是她失去了自我，或者說她能感知到的全部自我在所愛之人的死亡與親密關系的喪失面前都徹底粉碎了……“這是一種腳下的土地被抽離似的‘失去’，失去以后一切不復曾經——那是一種亙古的體驗”，編劇洛特·維克曼斯說。
她緊張又強作鎮定，她在乎又佯裝不屑，她明明愛著眷戀著卻總是譏諷和嘲笑，她那么多的苦澀與悲傷卻要表現的一切還好。她就是這樣擰巴，她也必然只能那樣出場。她讓你為之焦急和心疼，卻又很難責備。因為，她像極了有時候的你我她，說出口的與心里想的總是南轅北轍。
“那一天，你為什么離開？”女人終究是停在了那一天。男人說，看著當時的她，常常有想打她一拳的沖動。他做不到在千禧年來臨前的跨年夜，在凌晨十二點鐘到來的時侯，走向她，與她相擁舉杯，互道一聲“新年快樂”！
如果不是這次見面，男人永遠不會知道女人其實“多么希望他不過是和平日一樣，只是出去一趟很快就會回來“。而女人也不會了解，離開的男人其實多么希望被挽留。他們就像男人說的：“我們現在做的或許是我們想放棄的，而我們放棄的或許恰巧是我們想做的。”寧愿讓愛帶著誤解和遺憾蒙上了九年的灰塵，也不愿在親密關系中放下自我防護的盔甲。九年后，兩個人才肯掰開揉碎了那些表象的情緒，去看清楚底下涌動的其實是彼此對愛與被愛的渴望。
爭吵、抱怨、隔閡、譏諷、誤解......輾轉不停地翻涌呈現在舞臺上，呈現在兩個人時而歇斯底里，時而低沉如泣如訴的對往事的回溯中。
九年，男人帶著悲傷獨自生活了幾年，而后接受了新的感情，組建了新的家庭，并即將成為一個新生命的父親。可女人的狀態仍停留在九年前。在這種巨大的反差面前，她失衡、怨懟。她憤恨自己的生活“就像一坨屎”，抱怨男人坦然的”像個冷漠的旁觀者“......
而一向沉穩的男人，在女人的言語逼迫下終于爆發了，他突然跪地失聲痛哭：“你以為我不痛嗎？！”，當他近乎失控地捶打著自己身體每一個可以感受到刺骨疼痛的部位時，女人終于看見并確認了男人那份深入骨髓的悲傷。原來，她不是一個人在悲傷。原來，他也那么痛。那份孤獨的苦楚好像一下子就找到了連接，而開始被療愈。
女人說，“他就在這，我倒水的時候，我做飯的時候......他就在這......”
而男人也說，“有時，我走在路上，會看到別人的孩子和父親在一起，然后就會想到他.....如果.......”
想念和悲傷一直都在，在每一個可能勾起回憶的時刻里，甚至是每一次轉身和每一次呼吸里......
女人說，“很長時間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把很多事都拋之腦后。”
男人問： “結果呢？”
“結果呢？當然又重新開始。很沒意思，是的。永遠不可能回到過去。不管你怎么努力。”
是，永遠不可能回到過去，不管你怎么努力。這是人生的基本事實。任何企圖回到過去狀態的努力都是對悲傷的抗拒和逃避，它只會讓一切更糟糕。Joy Liu曾經引用過一段Miriam Greenspan《從黑暗情緒中治愈》里的話，我覺得表述恰如其分。
哀傷并不是一場回到喪失前生活狀態的旅行。人們在自己的孩子死去，或者經歷其他重大喪失之后，并不會“回到正常狀態”。哀傷并不是流行文化里說的“解決”，而是轉變：一場對現實，自己，我們愛的人和整個世界的全新的意識。
男人初回到法國時，每天跑步，不停地跑，帶著悲傷。
幾年后的某一天，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聽到了一首歌，伯恩斯坦的《It must be so》（《必然如此》），歌詞中講：活在當下。男人好像突然悟到了：不要陷在過去，也不要懼怕未來，此刻、現在就是最好的、最幸福的。這其實正是心理學的正念教給我們的：全然地活在當下，不帶任何評判地，跟此時此刻的自己在一起。
從舞臺形式上看，這樣演繹好像很突兀，但其實是基于男人之前那些年感悟的積累，當積累達到一個點的時候，量變產生質變，恰巧聽到的這首歌就如一把鑰匙開啟了男人前方的人生。男人嘗試向女人解釋：“關鍵不是這首歌，關鍵是這首歌對我的影響，在我身上產生的作用。”也許，它還可以是一句話、一幅畫、一部電影、一部話劇......誰知道呢，關鍵是你是否準備好了接受轉變。
而現在，九年后的這次會面之于女人，就如同《It must be so》這首歌之于男人，是一個新的起點。
在一段段的回溯中，女人欣慰地發現男人還記得她最喜歡吃的零食，還記得二十年前初次遇見時她的模樣她的青春笑容，還記得很多她都已淡忘的細節——她只記得在醫院與兒子告別時，是她緊緊地抱著孩子，卻不知道男人還緊緊地抱著她；她以為最后的告別只有悲傷，卻從男人那里得知她的唇貼在孩子的額頭一直輕輕地哼著歌......回憶漸漸溫暖起來，當久違的陽光被允許照進心底，悲傷開始融解，而愛也蘇醒了。
他反復追問：“最后，我能為你做點兒什么？”思量遲疑了許久，她說：“也許，抱緊我。”他抱著她，輕聲哼唱著《It must be so》的旋律......那一刻，分明能感受到他們之間某種真正的情感連接產生了，而愛在自在流動。
只是，時光不復從前，他們只能沿著各自的人生軌跡繼續前進......
舞臺上那些悶著的、揪著的、堵著的，終于都順暢了。兩個人終于可以好好說話、溫柔以待了。
人與人之間的深度連接，就從我們放下盔甲和戰袍的那一刻起，從我們懂得溫柔相視、深情相擁、坦誠溝通、共情傾聽開始。
一個半小時的劇，他和她在共同面對過去的追溯中，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對于悲傷的療愈，也讓我們更清晰的認識到喪失和悲傷的價值與意義：
悲傷往往是沉重而無法承受的，請別試圖逃避、抗拒和阻攔，試著直面它、經歷它而后沉淀它，任它自由來去；悲傷綿延不絕沒有終點，它或可減少但卻永不會消失殆盡，請別試圖”消滅“它、”解決“它、”完結“它，試著接納它作為你生命的一部分，與之共處；悲傷永遠的改變了我們，請別奢望回到從前的人生軌跡，試著借由它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重新建構一個更高更深刻的自我，并努力與周遭世界建立起新的連接。生活是可以以嶄新的面貌得以繼續的。
Face Book首席運營官Sheryl Sandberg的丈夫于2015年去世。2016年，她在伯克利大學的畢業演講中以《你要擁有扛過一切悲傷的能力》為題分享了她自丈夫去世后面對至愛死亡的一些感悟，我想以文中的一段話來結束這篇文章：
最終塑造我們的，是我們所經歷的那些艱難時光，而非浮名虛利。我們所經歷的每一次挫折，都會在靈魂深處種下堅韌的種子。我們記憶深處的每一次苦難，都會在日后成為支撐我們走下去的力量。
愿你有直面悲傷的力量，不困于過去也不懼于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