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博鰲觀察》
作者：馬丁?塞利格曼，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心理中心主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1998年當選）
蘇德中，劍橋大學幸福研究院亞太主任、全球華人積極心理學會主席
GDP 在生產性投資和揮霍浪費之間并不加以區分，這意味著各國會以污染和其他長期性后果為代價，盲目追求經濟增長。
談及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時，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將國內生產總值(GDP) 視作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優良指標。然而證據表明，盡管平均收入翻了一番，GDP 也有所增長，但今天的人們平均而言并不比50 年前更快樂。人們的身體更加健康，生活和工作條件更加優越，技術也不斷進步，但在所有富裕國家，抑郁癥的發病率差不多是50 年前的10 倍。
雖然經濟發展毫無爭議地仍應作為優先任務，但有一點十分重要，即在達到一個合理的生活水平之后，我們應以更廣闊的視角看待豐盈我們生活質量的事物。正如經濟學家、諾獎得主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所言：“標準影響行動。如果我們采用了錯誤的標準，將是在努力做錯誤的事情。”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漸趨達成一項共識：各國以GDP 作為衡量社會福祉和進步的主要指標，正將世界帶入錯誤而不可持續的方向。GDP 在生產性投資和揮霍浪費之間并不加以區分，這意味著各國會以污染和其他長期性后果為代價，盲目追求經濟增長。
各國政府希望將衡量國家發展水平的指標擴展到GDP 以外，囊括那些反映生活質量、可持續發展和環境狀況的指標，因此它們對幸福研究產生濃厚興趣，為的是能夠更有效地度量各項進展，改善政策決策，監測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并提升國民幸福。
如何衡量社會和經濟中的幸福
這便是幸福研究發揮作用的地方。 我們提出，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研究的是在不感到壓迫的情況下，自由的人們會作何選擇。他們所選的不可或缺之物被認為是“幸福”的元素，當個人或一個國家大量擁有這些元素時，就可以說這個人或國家是“繁盛” (Flourishing) 的。也就是說，如何衡量社會和經濟中的幸福，以及如何實現幸福，是關鍵問題。
一個根本的直覺性邏輯是，僅僅消除阻礙性條件，并不等于構建能促進社會繁盛的條件。就如同對經濟學家而言，知道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最優分配，并不等于知道什么經濟條件能夠促進繁盛；也如同對心理學家而言，知道如何緩解悲傷、憤怒、恐懼等情緒，并不等于能夠告訴我們，如何擁有更加積極的情緒、了解更多的生活意義、建立更好的人際關系、實現大的人生成就。各國政府如果要努力創造一個“積極的人類未來”，而不僅僅是一個“不消極的人類未來”，就必須弄清幸福的元素，了解如何構建它們。
幸福不僅僅是追求快樂。幸福作為一種構建出來的概念，所包含的元素既有獨立性又有排他性。據本文第一作者塞利格曼的定義，快樂作為一個可測量的因素，它僅僅是幸福的第一個元素的一個方面。幸福的元素包括：
1）積極情緒（Positive emotion，包括快樂和生活滿意度等方面）
2）投入（Engagement）（being totally absorbed)
3）良好的人際關系（Good relationships）
4）意義和目的（Meaning and Purpose，歸屬于和致力于某樣你認為超越自我的東西）
5）成就、才能、對技藝的精通（Accomplishment,Achievement, and Mastery）
可以用一個方便的縮寫PERMA 來代表這五大元素。
以PERMA 概念為基礎，本文第二作者蘇德中與劍橋大學幸福研究院院長費利西亞? 于佩爾（Felicia A. Huppert) 調查了23 個歐洲國家，對于測量各國國民實現繁盛幸福的情況，這是重要的第一次嘗試。作者對于“繁盛”的定義，在本質上與幸福理論相同，而幸福理論提出了10 個指標，分屬三個基本因素：
積極的功能：1. 才能 2. 投入 3. 意義 4. 積極的人際關系
積極的品質：5. 平和 6. 樂觀 7. 抗逆力 8. 自尊 9. 活力
積極的評估：10. 快樂與滿足
塞利格曼認為，這10 個衡量“繁盛幸福”人的指標是“目前為止衡量幸福的最佳指標”。按照上述標準，丹麥人實現繁盛幸福的比例是33%，為歐洲最高。英國的這一比例為18%，約為丹麥的一半，俄羅斯最低，僅6% 的俄羅斯人實現繁盛幸福。這項調查是一個起點，借此可以描繪出全球實現繁盛幸福的概況圖，包括亞洲國家在內，從而為更全面的比較奠定基礎。
幸福是一個有用的概念：監測、指導和評估
我們提出的幸福定義說明了一個核心道理——幸福理論是多元論，就像儀表盤指示多種指標一樣，它是多元理論，而非人類實現繁盛幸福的終極共同路徑或唯一方法。
正是由于幸福的多元化，經濟學家理查德? 萊亞德(Richard Layard) 于2005 年提出的重要觀點——“快樂”是一切政策決策的終極共同路徑和黃金標準——失敗了。萊亞德的理論明顯不同于經濟學家關于財富的典型觀點，即財富的目的是創造更多財富。萊亞德認為，增加財富的目的是增進快樂，因此他主張快樂應該是公共政策考慮的唯一成果指標。
雖然這一理論發展很受歡迎，但我們不同意快樂是幸福的要義和最佳度量。只以主觀快樂為目標的公共政策，很可能如1932 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一樣荒誕（“一劑唆麻就能讓他們感到快樂”）。在人類堅持生小孩這一事實面前，它更是遭遇致命的失敗。主觀上，沒有小孩的夫婦可能比有小孩的夫婦更快樂，因此，假如人類追求的僅僅是快樂，早就滅絕了。對于公共政策，真正有幫助的幸福度量應該是儀表盤式的，既包括快樂及生活滿意度等主觀指標，又包括投入、意義、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積極成就等主客觀指標。
另一方面，幸福并不一定要是政策的基本目標，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概念。例如，幸福可以用來評估和預測客觀的政策結果以及人們的偏好。具體而言，幸福理論可以用于：1) 監測社會進步；2) 指導政策設計；3) 進行政策評估。
監測社會進步，就必須對幸福進行定期度量，從而確定幸福水平隨時間的波動情況。對于確保影響社會的其他變化不會降低總體幸福水平，此類監測十分重要。這類似于當前以GDP 為指標的做法，GDP 得到了仔細的監測，當出現驟降時，就會引起警覺，隨后特定的政策可能就會出臺，以維持GDP 水平。
指導政策設計，就必須對可能受到政策和不同經濟狀況影響的不同人群，測量其幸福水平。例如，幸福因素能夠為失業救助計劃提供強有力的依據，因為不論失業時間的長短，都會對一個人的幸福造成顯著打擊。
進行政策評估，就必須對幸福進行度量，揭示不同分配決策的成本和好處。用幸福數據作為“尺度”，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政策領域，對政策選擇進行排名。可以針對不同的政策領域，估計出預期的幸福增長，這一信息可以用來決定采用怎樣的資源分配模式，使幸福增長最大化。
財富對生活滿意度有極大的貢獻，但當它高出安全線時，它對幸福感和良好情緒的提升會迅速減少。在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上，存在GDP——財富的衡量指標與幸福水平的巨大差異。修建更多的監獄、打更多離婚官司，會增加GDP，但會降低幸福水平。以傳統方式衡量的繁盛，等于消耗的商品和服務量。現在，我們希望提出一個更好的目標和更好的衡量幸福的方式，將財富僅僅看作實現幸福的手段。
我們認為，幸福包含一系列元素或指標，不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家，都是可以度量的。更重要的是，在實證有效的干預下，個人和群體可以通過有關政策或經濟制定提升幸福。目前對這一理論的最大范圍應用的例子，包括本文第一作者馬丁? 塞利格曼的研究團隊對美國陸軍數千名官兵進行的訓練，通過有效的練習提高他們的PERMA。在亞洲，本文第二作者蘇德中及其團隊依據有證據支持的、關于繁盛幸福的研究成果，正在與中國政府合作開展大型項目，包括設計和發展幸福社區及城市。這表明，提升國民幸福可以成為國家政策的目標。
除了本身就是一種目標之外，幸福還可以服務于特定的政策目標。個人的幸福有可能受到不同領域政策的影響，例如，醫療保健、就業（及失業）、稅收、環境，更遑論精神健康服務領域——其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因此，幸福可以為這些領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鑒。例如，任何一個失業率較高的時期都伴隨著幸福感的顯著下降，因而幸福研究對于失業行動計劃是有幫助的。
經濟學領域的幸福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當前圍繞幸福元素和應用的討論僅僅是一個開端，在幸福經濟學領域，理論、方法和實證方面的新研究還有很大空間。隨著幸福研究的不斷深入，它也將為圍繞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可取性和可行性所展開的辯論提供借鑒，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