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如幻的靈光逃到哪兒去了？

那光榮與夢想，如今到哪兒去了？

美國歷史作家威廉·曼徹斯特在他的著名一書《光榮與夢想》的扉頁上，以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詩句，開始了他對1932—1972年美國40年的發展細節描述。在他的筆下，美國40年的點點滴滴盡現眼前，全書無處不在的歷史厚重感和磅礴氣勢，讓那一段久遠的歷史變得立體而鮮明。

另一段偉大歷史就在昨天與身邊，1978—2018，中國改革開放40年。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占全球1.8%，當時的中國極其貧窮和微不足道。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占到全球14.8%，成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

《激蕩四十年》作者吳曉波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家庭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這個巨大變化是如何發生？又怎么解釋？

歷史學家、漢學家費正清1990年代初，寫下了《中國簡史》這本書。

在經過50年的閱歷和觀察后，費正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不是一個沖擊反應的結果，而是自身內在的基因變革和發展沖動的結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

而費正清曾經在1940年代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費正清20多歲，剛剛博士畢業。他認為中國正在發生一場現代化運動。這場現代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國決定放棄自己所有的傳統和制度，并將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語言作為一個對應體。

他認為中國所有的變革是對西方文明不斷沖擊后作出的反應。在很長時間里，這個沖擊反應模式是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現代化的共識。

為什么想法如此相反？

歌德說：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觀察。

園藝作家南茜·羅斯·胡格寫過一本書——《怎樣觀察一顆樹》。想要欣賞一棵樹的生命力，需要多年內定期去觀察它的變化。拿銀杏樹來說，幼年的銀杏樹像青春期的男孩，胳膊和腿都亂長，新長出的枝丫大大咧咧地戳向空中，看起來更像個衣帽架。銀杏樹的生長速度很慢，沒有二三十年的時間，你分辨不出那一顆是雄樹，哪一顆是雌樹，只有老樹才會長出圓潤的樹冠。

何帆在《變量》的前言寫到，我會像觀察一棵樹一樣細致地觀察中國的變化。通過觀察嫩芽與新枝，并不斷把目光拉回母體，我們才能更好地感知中國這顆大樹的生命力。

有時候，我們站著離歷史太近，容易把局部的細節看成整體，把短暫的波動看成長久的趨勢，容易忽視正在萌芽的微小變量。

這也許就是費正清在50年后，推翻自己年輕時的觀點的原因。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吳曉波這樣比喻剛剛經歷的40年。

但對待過去的40年，我們看到的不應該只是生長和升騰，而是生長和升騰背后的發展序列和內生邏輯。只有這樣的歷史感，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命運以及自己所處的時代。

02

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了振興美國經濟，提出了“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口號。但他自己卻把工廠設在中國，連競選宣傳品都是在中國義烏生產的。

義務老板曾經比國際政治學者更準確地預測出2016特朗普會當選美國總統，因為他們拿到的支持特朗普的旗子訂單是支持希拉里的旗子訂單的10倍。

當記者問他為什么如何分裂時，他誠實地回答“我可是個商人！”

商人就應該如此“分裂”嗎？顯然不是。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家有了自己的身份。在1978年以前，中國沒有一個私營企業。到2018年，這個數字是2000萬。這是中國特色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

大部分的人理解是，這是一群熱愛金錢的人，但是當企業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企業家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跟自己日常消費已經沒有關系。

他們在相當的意義上承擔著社會責任，他們解決了幾十個、幾千個、幾萬個、幾十萬個人的就業，這些就業者的背后就是幾十萬的家庭。（他們）這些不確定的冒險，改變了中國一個一個產業，改變了一個一個城市的面貌。

看來商人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背負著其他人想象不到的一切，這也導致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應對方式應該有著與其他人本質的不同。

以中國的第一個商人王亥為例。王亥生在夏朝中期，距今3800多年。他和兒子上甲微是先商時期“讓商族變得偉大”的關鍵人物。

王亥因此被學者稱為“中國畜牧業的創始人”。在王亥那個時代，他對牛的馴養和牛車的發明，也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在發明牛車之后，王亥遂經常率領部落成員趕著牛車，帶著帛、黍、粟以及牛、羊到外部落進行物物交易，“肇牽車牛遠服賈”。

因為交易量越來越大，王亥成為當時各個部落的首富。王亥死后，享受到殷商后代給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國維評論說，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為他是先祖，而是因為“其為制作之圣人”。那他也算“中國制造”最早的杰出代表了。

考古學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商的強大是從王亥的商業貿易這場經濟革命開始的。王亥活到了50歲左右，然后被一個叫綿臣的人，殺了。

媒體人秦朔對此評論到，遙想3800多年前，一個敏感機智的發明家，一個跨境貿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開辟一個時代的氣度和氣象；與此同時，欲望的纏繞，利益的沖突，政治的威脅，兄弟的圖謀，這一切都可以殺死他，讓他死的如此慘烈和卑微。這不就是中國商人的宿命嗎？！他們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從始祖開始，就埋下了永遠要接受多元考驗、挑戰無止境、沒有誰能保你平安的宿命。

歷史深處的聲音又告訴和啟示今天的中國商人，無論你多么成功，都需要多一點夾縫思維，多一點憂患思維，多一點謙卑思維，多一點文明思維，深刻意識到自我的限定性，所處環境的限定性，從而少一點驕妄，多一些歸潛。

03

如果從更深層次去理解中國商人的命運，薛兆豐在《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一書中寫到，你會發現人類面臨著四大基本約束：東西不夠，生命有限，互相依賴，需要協調。

要想擺脫這些約束，你的思維方式首先要擺脫束縛。它助你變得更理性、悅納和進取。你開始學會把愿望和結果分開來評判；你開始學會先去探究現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動不動就抱怨和指責；你開始忘記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均衡世界，而著迷于由創新精神牽引的非均衡的開放社會。

然后，總有一片天地屬于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

中國商人或者企業家對道的強調，是自我啟蒙的開始和強化。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現在企業家追求的道，是使自己成為“德”、“智”、“情”三位一體的商人。

孔子在《論語》中，曾三次將“知（智）”、“仁”、“勇”三種美德視為構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論語·子罕》篇指出：君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君子只有具備“智”、“仁”、“勇”三達德，才能逐步達到“不惑”、“不憂”、“不懼”的精神境界。而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

“德”、“智”、“情”是現代商人理想人格完整的架構體系，缺一不可。三者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整體，彼此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將它們等同起來。只有將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現代儒商人格。

儒家的“三達德”思想，不僅為建構現代儒商提供了理論架構，而且為現代儒商人格的塑造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在塑造現代儒商人格中，既不能將中國古代儒家的“三達德”思想原封不動搬過來，也不能將其視為無用之物，棄之不管。

從“德、智、情”三位一體的角度，有人提出在21世紀儒商應具備12種意識，即新的視野，新的思想，新的知識結構，新的能力，新的思維，新的風貌，經濟意識，市場意識，科技意識，開創意識，風險意識和進取意識。

也有人提出21世紀的儒商應具備10種素質，即信念與追求，權力與服務，改革與繼承，超前與務實，通才與專才，順境與逆境，實踐與總結，理解與尊重，能力與魅力，愿望與體質。

對此，馬云的理解是：商有五商，情商、智商、愛商、責任擔當之商和政商。“從東方的智慧（儒家、道家、佛家，講究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及人與人之間心的和諧）、西方的運作、世界的大市場中，可以找出一套屬于中國自己未來企業發展的治理理念”。

關鍵是，從道出發，回歸自己，自我思考，自我啟蒙。

在增長40年之后，始于中國企業家的下一個“光榮與夢想”在哪里？

21世紀最為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伴隨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民族和偉大的事業，需要回歸到一種“崇實”的價值觀，需要回到“人”本身，回到“實”本身。

中國“實”不僅在于經世致用的“實”，也在于商以載道的“仕”，讓不確定中升起“實”的秩序，讓企業人人升華為思想家。

這是一個自我啟蒙的過程，也是一個通過自我啟蒙呼喚更多的同道中人集體啟蒙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互相學習，我們互相促進，我們共同發展。

04

歷史觀、思維方式和自我啟蒙，是下一個40年的本體論和方法論。

凡事務皆有原因和邏輯，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和制度安排，無一不是為了適應以上四種基本約束而衍生出來的。下一個發展的內涵，在于循著這種約束的內在邏輯，穩扎穩打地前進。

有的經濟學家說，未來是不確定的。于是，你相信了。那是因為你只看見了眼前的一切。

薛兆豐認為，好的經濟學家，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夠看見看不見的。

經濟學家麥克洛斯基說，真正推動近兩百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力量是創新，是企業家精神，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是商人節儉、遵守合約、精益求精、服務用戶的美德。而這些真正推動經濟發展的要素，在傳統的經濟分析體系里，根本找不到位置。

這就是未來，也是你下一個光榮與夢想的起點和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