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時代變幻的時候，經學就會復興，無論是以改革為名義，還是以復古為形式，總之經學總是能給我們帶來某種驚喜。本田成之的《中國經學史》的翻譯和出版歷程，也可以看出經學在中國的興衰。
本田成之，號蔭軒，明智十五年出生于岐阜縣本巢郡，1909年進入京都大學是從內藤湖南，后創(chuàng)辦《支那學》學刊，1927年完成《支那經學史論》，并提交京都大學申請博士學位。1945年3月4日，因胃潰瘍病逝于寓所。
譯者孫俍工，原名孫光策，又號孫僚光，湖南隆回縣門前鎮(zhèn)孫家垅人。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1924年赴日留學，1928年回國任教復旦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后至南京編譯館任翻譯。本書即翻譯在此時。此書出版后，即受到周予同的關注，商務印書館即邀江俠庵翻譯此書，孫俍工的譯本遂交予中華書局于1934年5月出版，次年再版。
上海書店曾在2001年再版，并請陳居淵撰寫出版前言，但是刪去了經學史年表，并于文中對本田成之的《經學史》進行了批評。漓江出版社于2013年初也重版了此書，但是刪掉了陳居淵的前言，僅保留了孫俍工的譯者序，同樣沒有經學史年表。從中不難看出與上海書店版的關系。
全書在“緒言”之后，大致按中國經學的發(fā)展順序，以時代先后列為七章，并篩出二十八個重要專題， 依次是：第一章經學的起源時代，內列經學的由來、上代的教育總說、明堂教育時代、大史教育時代、庠序學校時代、大司樂時代六個專題；第二章經學內容的成立，內列詩書禮樂、七十子后學者與《春秋》、《春秋》傳的興起、《周易》的興起四個專題；笫章秦漢的經學，內列異端雜說的興起、漢初的經學、 傳統(tǒng)與訓詁、齊學的旺盛四個專題；第四章后漢的經學，內列總說、師法及家法、古文學的興起、經學的感化四個專題； 第五章國六朝的經學，內列國時代、晉的經學、南北朝的經學三個專題；第六章唐宋元明的經學，內列唐的學政,《五經正義》、宋的經學、元明的經學四個專題；第七章清朝的經學，內列清初的經學、乾時代的經學、道咸以后的經學三個專題。
從上述不難看出，本田成之這部經學史比較扼要地闡述了中國經學的發(fā)展史，并對具體的經學史問題進行了探討。而且，從本田成之的引文中，不難看出他除了本師內藤湖南的觀點外，對于中國學者章太炎、王國維的論述也是比較熟悉，能夠折中采用。對于歷代的經學家和經學作品能夠平心而論，不蔓不枝。
但是，從篇幅上看先秦兩漢的經學占了整部書的一半還要多，而對于宋元明的經學只給與了兩節(jié)的篇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重的敘述方式，從中不難看出本田成之尊漢學貶抑宋學的傾向。在論述清代經學的時候，對于古文經多有褒詞，而對于今文經則不乏貶語。第一章《經學的起源》中，我們不難看出本田成之對狩野直喜的稱贊，并將其人類學化的上古史研究，運用到中國經學史中，這應該是人類學化的經學史，而并不是經學研究了。
當然，對于晚清以來的今古文之爭，經學帶有很強烈的政治色彩，本田成之能夠從學術史的角度來撰寫整部經學史已經頗為不易。由于本田成之受學于內藤湖南，接受其現代性史學的啟蒙，所以這部書也只能算是現代性視野下的經學史研究。這部作品，可以與周予同、范文瀾等人的經學史作品相互參看，對比中日經學史研究的異同。本田成之不過撰寫了一部《支那經學史論》，就敢宣稱“像經學這一學科，將或失于中國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足見日本學者之野心。其言可畏，國朝學者可不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