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日,新罕布什爾州佩德伯勒松樹街二十五號,一輛黑色汽車靜靜停在路邊。天陰沉沉的,公寓門口,一個男人朝外不經意地張望兩眼,經過的路人和他眼神對視,立刻躲避而走。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種莫名的緊張情緒。
公寓已經被FBI的特工們接管了。他們正在翻查一間屋子——目前收獲甚微,只查到了部分個人雜物、幾張畫和一些文稿。
一個特工正在盤問房東,他們的調查對象是住在三樓的一對夫婦。房東回答,房租每個月61美金,這對夫婦平常都在三樓,很少出門,日子過得相當節約,“似乎并沒有任何財產”。
“兩個人都是作家。”房東強調,也許這是他同意租房子給這對夫婦的主要原因。
房東沒有說假話,三個月之前,特工們已經調查了男主人的財務狀況,包括和他有往來的老牌出版社Lippincott、Charles Scribner’s sons、brown & co等,又查了他的購房記錄,發現他三年前只靠預支版稅度日,毫無財產可言,甚至連汽車也沒有。在詢問男主人的私人賬戶時,居然得到了這樣的回答:“我沒有銀行戶口。”
這位窮困潦倒的老作家之所以被調查,是因為他和被驅逐的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交往過密,在麥卡錫時代,被扣上“共產主義分子”,很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
男主人在問詢中,談到自己的妻子另外有一個私人銀行儲蓄賬戶,但并不是和他聯名的賬戶,特工沒有進一步要求調取妻子的賬戶查看。
被盤查的男人叫賴雅,對于特工的到訪,他似乎已有預料,所以特意讓妻子出門,以免受到驚嚇。
他的妻子叫張愛玲。
一說起張愛玲和賴雅的婚姻,張愛玲的粉絲們都忍不住要嘆氣。
畢竟,當他們結婚的時候,張愛玲36歲,賴雅65歲——比張愛玲的父親年紀還要大。
賴雅當時一貧如洗,張愛玲一直在給賴雅錢,日記里有好多次補貼賴雅的記錄,最困難的時候,他們靠的是賣張愛玲母親留下的遺產。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賴雅的身體很不好,無數次小中風,兩次大中風,這個禿頭男人在晚年甚至無法自己處理大小便,一切都要靠張愛玲。
每個人說起他們的婚姻,都充滿遺憾和反對,甚至有張粉直言——
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
看過《小團圓》之后,這種氣憤更加溢于言表——這種老男人,居然還是她主動逼婚。
但這確實是事實。
1956年初,張愛玲填寫了一張寄往麥道偉文藝營(Edward MacDowell Colony)的申請書:
我是一個來自香港的作家,根據1953年頒發的難民法令,移民來此。我去年10月份來到這個國家,除了寫作所得之外我別無其他收入來源。目前經濟壓力逼使我向文藝營申請免費棲身,俾能讓我完成已經動手在寫的小說。我不揣冒昧,要求從3月1日到6月30日期間允許我居住在文藝營,希望在冬季結束的5月15日之后能夠繼續留在貴營。
她獲得了批準,3月13日,她認識了一個叫賴雅的作家。他曾經闊過,但此時已經今非昔比,我看了賴雅各個時期的照片,看了又看,看完只得到一個結論——張愛玲看人,真的不看臉,她的歷任男友里,論顏值,還是桑弧第一。
過了兩個月,5月12日,賴雅日記里,閑閑記了一筆:Went to the shack and shacked up。(去小屋,有同房之好)。
隨后,他離開了創作營地。如果沒有那天的日記,也許這兩個人就此結束感情。7月5日,賴雅接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懷孕了。
但賴雅并不是第一個知道張愛玲懷孕的人,炎櫻才是。司馬新采訪炎櫻時,她說1956年某日,張愛玲去找她,說明她之困難,并說:“你知道我討厭小孩。”“You know I hate children.”炎櫻則表示自己也初到美國,當年人工流產是非法的,她也無能為力。后來還是找到了炎櫻在美國的女上司,拜托她找到了一個醫生的聯系方式。炎櫻把電話給了張愛玲,從此不問這件事。
在許多文章里,大家都聲稱賴雅同意和張愛玲結婚的條件是讓她墮胎,司馬新當年甚至揣測,也許是張愛玲為了逼婚騙賴雅說自己懷孕。實際上,在《小團圓》里,賴雅的原型汝狄一直勸說九莉把孩子生下來:“生個小盛也好。”
不肯的是張愛玲,她后來解釋說“覺得如果有小孩,一定會對她壞,替她母親報仇”。
他們的愛情就這樣結了果,貧窮。
可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樣窘迫。
證據都在賴雅日記里。
賴雅的日記筆跡潦草,一看內容,便知多半都是家庭瑣事。唯如是,我十分相信日記的真實和不加掩飾。
因為兩人的作息時間略有不同,賴雅習慣早睡早起,張愛玲則相反。賴雅通常七點起床,會主動出去逛一逛(他在日記里稱之為“躲起來”),這多半是因為家里的空間太小,擔心打攪張愛玲的睡眠。他會出去采買日用品,然后回家做午飯,叫張愛玲起床,下午各自工作,傍晚出去散步,吃點小點心。
(十二點)回家時愛玲剛起床。一起把剩的燉肉吃掉了。
日用品采購,回家,吵醒愛玲。
在賴雅徹底中風之前,他基本上負責家里的采購和烹飪,他的做飯水平不錯,張愛玲非常喜歡他的“意大利面疙瘩”,而“不起眼的小漢堡加洋菇”就能讓“愛玲高興起來”。午餐一般豐盛一些,有時候吃牛排,晚上則比較簡單,湯和麥片,就是一餐。
張愛玲的主要工作是睡前為他按摩:
愛玲幫我搓揉后背,帶著對父親的仰慕。
他們也有吵架的時候:
極度觸怒了她!沒有親吻道晚安。
但似乎隔夜就好了。
賴雅之前只知道張愛玲的陰歷生日,他特意弄清楚1958年她的生日應該在10月1日,就在日記中記下這個日子來提醒自己,那天,張愛玲照例睡到中午,他叫醒她,吃了點肉餅、青豆和飯,然后出門看了場電影《刻不容緩》(No Time for Sergeants),張愛玲看得很高興,據說笑出了眼淚。散場后,兩人在蕭瑟的秋風中手拉手走回家。到家之后,他們吃掉了剩飯。
她告訴賴雅,這是她有生以來最快樂的生日——那一年,她38歲。
這場婚姻,真的如她所說,“說不上明智,但充滿熱情。”
賴雅不僅是丈夫,也是知己。他深知道張愛玲的理想:
張愛玲需要養家,她當時手里有一些翻譯工作,酬勞比較高,但她更想創作小說。所以,在1960年,她和賴雅提出想要定居紐約——這大概因為她迷信大城市可以給她帶來好運氣。但其實,對于紐約的迷戀,賴雅自己也負有責任。因為張愛玲曾經和別人講過,賴雅有擔任導游的天賦,“當他跟我住在紐約時,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變成活生生的。”
為了實現夢想,她決定去臺灣和香港。她偷偷瞞著賴雅查了去臺灣的機票,發現要1000美金——這幾乎是他們所有的積蓄。當她告訴賴雅的時候,賴雅沒有不同意,盡管在當天的日記里,他這樣寫:
好,我很滿足現狀,她卻想要改變!
但他依舊讓她去了。
張愛玲離開美國沒有幾天,賴雅中風了。可她不能回頭,因為她連回來的機票錢都沒有。在臺灣,她錯誤的估計了形勢,先是想要采訪張學良而被拒絕,在得到賴雅中風的消息之后,她急匆匆從臺灣轉往香港——為的是賺足夠的錢回去。
我以前寫過張愛玲在香港的足跡,具體可戳(我們一起去香港吧,導游叫張愛玲)。當我們懷著瞻仰張愛玲的心情漫步香港時,1961年的張愛玲卻毫無閑情雅致,她的內心充滿焦慮。夜以繼日趕劇本,趕到眼睛充血,雙腳水腫,卻沒錢買大一號的鞋子,但比這情況更為嚴重的是,她的劇本似乎總是無法過關。
她當時在寫的是電懋公司的劇本《紅樓夢》,因為一直不通過,她甚至跟好朋友宋淇夫婦都產生了隔閡:
宋家冷冷的態度令人生氣,尤其他認為我的劇本因為趕時間而寫得很粗糙,欺騙了他們。宋淇告訴我,離開前會付新劇本的費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兩部,即《紅樓夢》的上與下。……待在我的小房間里覺得快休克了,整個人要爆炸了。3個月的辛苦還欠他們幾百元的生活費與醫藥費,我估計他們會從《紅樓夢》的稿費里扣我的錢。我無法入眠,眼疾剛治好,走到陽臺上,站在一輪滿月下,今夜是元宵節的前一夜。他們已不是我的朋友了,不過我會從如此惡劣的交易中存下幾百元——張愛玲to賴雅 3月2日信。
但實際上,按照宋淇之子宋以朗的解釋,“第一種可能是,張愛玲當時還沒寫好劇本,先付錢給她是說不過去的,宋淇也要對公司負責。第二種可能是,當時電懋和邵氏都在搶拍《紅樓夢》,邵氏動作比較快,電懋搶不到只能放棄,就耍賴跟寫劇本的人說這個劇本寫得不好,不用給錢。”但無論怎樣,寫好了卻沒有付錢(也沒有訂金)是說不過去的,不過,我寧可相信宋淇夫婦當時沒辦法代表公司給張愛玲付錢,因為他們是真心欣賞張,也是真心愛護張的。
在這樣惡劣的心情下,賴雅的來信似乎成了她的安慰:
一想到我們的小公寓,心里深感安慰,請把錢用在持久性的用品上,不要浪費在消耗品上,如果你為了我去買一些用品,我會生氣的,不過,一個二手的柳橙榨汁機不在內。我最需要的是一套套裝、一套夏天的西服、家居服一件、一副眼鏡,大概不超過70美元,可是得等兩星期才能做好,又得先付錢。我想去彼得堡取那只箱子,那只是因為想在華盛頓把它們賣了,好換點錢過日子,不是為了我自己,不過那件事不急。甜心,快樂些,吃好點,健康點,很高興你覺得溫暖,我可以看到你坐在喬家壁爐前的地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附上我全部的愛給你。
最終,張愛玲滿懷失望回到了美國,不久宋淇也辭職,《紅樓夢》劇本鎖在公司的柜里。他離開沒多久,電懋就倒閉了,當時負責處理這些劇本的人是秦羽,但當宋淇問起《紅樓夢》的劇本時,秦羽回答說不在了——我們再也看不到這部讓張愛玲眼睛出血的劇本。
張愛玲臨走時,念念不忘的是1963年,她之前抽簽,牙牌告訴她,1963年是她的幸運年——然而,正是在1963年,賴雅摔了一跤,臥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為了照顧丈夫,張愛玲在他的房間里放了行軍床,可她依舊甘之如飴,在病床上,張愛玲喜歡聽賴雅講從前好萊塢的八卦和笑話。
1967年,賴雅去世,享年75歲。他和張愛玲的婚姻雖然只維持了11年,且多半光陰都在病床之上度過,可我們卻發現,這大概算是張愛玲最為“現世安穩”的一段感情。
由此可見,婚姻的好壞,感情的評價,其實只在當事人的手中。即使被全世界反對,也未見得就是全部的真相。鞋好不好只有腳知道,伴侶是否合適,只有自己清楚。
炎櫻在接受采訪時拒絕評價賴雅和張愛玲的婚姻,但她說,自己從未見過一個人像賴雅一樣癡愛著張愛玲(I have never seen anyone so crazy about someone else as he was.)
賴雅和前妻所生的女兒Faith也對司馬新說,雖然她和張愛玲的關系不好,她也不得不承認,賴雅對張愛玲是癡愛。(He was crazy about her)
但這種愛并不是單方面的,張愛玲對于賴雅的感情,也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
美國學者James K.Lyon是布萊希特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他發現賴雅是布萊希特的好友。確實如此,文章開頭所描述的賴雅被FBI審查,也完全是受布萊希特的牽連。
他從賴雅的女兒Faith那里拿到了張愛玲的電話,于是決定去柏克萊拜訪張愛玲,想請教一些有關賴雅和布萊希特交往的細節。
1971年2月2日,他給張愛玲打了電話,無人接聽。而后去了公寓,按了門鈴,依舊沒人理——張愛玲其實就在屋里,這是她的一貫作風。
最終,傍晚,他在張愛玲辦公室里撞到了張愛玲,他大概成了采訪過張愛玲的唯一一位外國人:
言詞中,她對這個在生命將盡處拖累她寫作事業的男人,絲毫不見怨懟或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態度稱許她先生的才能,說明他的弱點所在,并評估布萊希特與他之間的友情。她認為他這個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過迷人),在于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寫作者(太過聰明以至于變得世故圓滑);在于他缺乏一種固執,一種撐過冗長、嚴肅計劃的忍耐力。用她的話來說,他少的正是“勇氣和毅力”(“gumption,grit”),這種習慣用語一般外國人很少能知道的。作為一名好萊塢的編劇,她接著又說,他知道該耍什么公式、用哪些竅門;而她覺得正是這些把戲破壞了他成為一個嚴肅作家的資質。——James K.Lyon 葉美瑤/譯 ,在美國與避世的張愛玲會面
根據Lyon的研究,賴雅和布萊希特的分手,是因為兩個人在合作美國版的《伽利略傳》時,布萊希特在最后定版中沒有把他寫的部分編進去,賴雅感到忿忿不平。張愛玲覺得這可能有失偏頗(“這些行徑與賴雅素來對朋友的熱誠以及他一貫在合作關系中抹殺自我的作風太不相符”),她認為更大的可能性是賴雅去柏林拜訪布萊希特時曾經受過冷遇。
但她依舊認為賴雅對于布萊希特的才華推崇備至,因為他“鼓勵她去看布萊希特的劇作《四川賢婦》(The Good Women of Sechwan)”
訪談結束沒多久,Lyon居然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信上說:
親愛的萊昂博士:
請接受我遲來的道歉——因為我手邊正有一些工作本周內需完成,怕有人來催,所以才不接電話也不應門。我原來并不知道就是你,一直到我們聊完,我獨自回住所,見到了管理員塞在我門縫里頭的信,才明白過來。
走筆匆促。愿你的書出版成功。
你的友人愛玲·賴雅
附帶說明:在談到他們之間有競爭意味時,請不要提到我。當時因為你說賴雅可能是布萊希特在美國僅有的親密好友,我是頭一回聽人這么說,一時之間覺得這樣的競爭說法不妥。賴雅有值得信賴和性情隨和的特質。當然,爾后他因為對自己的作品在意而心受傷害。或許他往后不復與布萊希特來往與不引用他作品一事有關;畢竟這與寫劇本不同。
愛玲·賴雅,這個簽名,一直到1994年,她還在用。當她揶揄“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時,她只承認自己是賴雅的妻子。
1995年,張愛玲去世,她生命的句號,同樣劃在了75歲這一年——和賴雅一樣。
他們終于站在了同一個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