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坦誠相見的確認
在所有這些事實與感覺中最為強有力的就是為她的真我所知曉和認可的需要。
——卡森·麥卡勒斯，《婚禮成員》
嬰兒被媽媽安全平穩地抱著，盯著媽媽的眼睛，也就有了被注視的體驗。“足夠好的”媽媽凝視著她的寶貝兒，至少在大部分時間里，這種凝視是充滿快樂與擁有的感覺，充滿著愛與滿足。她可能笑了。作為回應，這個嬰兒內化了一種聯系的感覺，這種感覺超越了被抱著本身。嬰兒是用一種不同的方式感受抱持（情感紐帶更勝于身體上的支持）。這些紐帶給嬰兒帶來了在世界上創造具有情感的意義的意識，要對他人有所影響的意識。這是一個穿越空間進行情感交流，確認和共情，在與他人的交談中尋找自己和在我們對他人的影響中錨定我們自己的領域。在發現別人對我們回應的過程中，我們就能確認我們自己確實是存在的。
用坦誠相見的方式建立聯系是確認我們的存在對于他人是有意義的，我們是為他們而存在的。拋開這一點，我們還發現我們存在的方式在他人身上誘導出了感覺（這些感覺是關于我們是什么和我們在做什么的）。我們還發現他人的一些反應令我們愉悅，如情感的一絲流露、微笑和滿面笑容，當然也有另外一些讓我們感到不舒服，如發呆的神情、皺著眉頭、冷淡等。透過這些聯系的形式，我們就可以在縱貫生命整個歷程的越來越多的復雜道路上找到我們與他人之間的定位。
6.1顧盼生情
在我們的整個一生當中，我們是從他人的眼神中讀出我們對他人的意義。眼神似乎遠遠超越了言語：眼睛比言語更加深刻地道出了關系的來龍去脈。它們準確而且毫無疑問地表達出了我們與他人相處得怎么樣以及用什么方式相處的。嘴巴可能說謊，而眼睛不會騙人。
我們覺察到的是一種與我們用深刻而真實的方式所回應的內容相關聯的刻畫尺度。我們開始理解那種因感覺到被人需要和追求，以及對他人顯示我們的快樂而產生的豐富靈魂的喜悅感；我們也明白了當我們從別人眼里發現空虛、疏離以及冷漠時而產生的絕望。
母親（他人）會用最基本的方法（也就是提供情感反應），向嬰兒灌輸生存的愿望和自我的意識（Guntrip，1971；Winnicott，1971）。在我們回顧的眼神中所看到的首要和基本的東西就是我們的存在本身在他人（母親）眼中是否重要。如果我們很幸運的話，我們就能從別人的眼神中察覺出，我們在這里出現沒什么不恰當。當我們還是嬰兒的時候就曾經發現（無論這種發現多么朦朧），在母親眼里（也在別人眼里）的情感流露反映了我們人類本質的仁愛精神，并且這種情感流露構成了我們對特殊性理解的核心。
在一生當中我們都會通過我們能夠相信自己真的對另一個人非常重要的程度來估量自己的重要性，而這種感覺一直是通過我們的眼睛來獲得的。例如，心理學家奇克·魯賓（Zick Rubin，1973）就曾發現，單從彼此深沉凝望的時間長短就可以辨別出哪些人是陷入愛河的，而哪些人只是相互喜歡而已。如果目光中帶著熱切的評價，感到被重視與珍惜，流露出與眾不同的神情，那這就是陷入愛河的樣子。在我一個朋友的婚禮上，當新郎在圣壇旁邊注視著他的新娘向他走來時，我聽到我身后一位中年婦女嘆息著對她旁邊的一位女士說：“我活了一輩子，還從來沒有人像他看著新娘那樣看著我！”她的話里充滿了強烈的痛苦、悲傷、嫉妒和遺憾之感。她似乎在說，從來沒有人這么需要她（不是性的需求，也不是依戀感，而僅僅是對她的珍視）。
這種試圖從他人的眼中看出自身重要性的需要是有著心理學意義的，是在與世界的關系中建構自體感的一個方面。從存在主義來看，“對他人是重要的”這種感覺變成了一種自體定位的早期形式。對于小孩子而言，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他們對父母一方或者雙方的必要性。“你們甚至都不關心我是否活著！”這就是那些失去了其存在依賴于對于他人的價值感的壓抑的人所發出的敵對與絕望的表達。
最初的坦誠相見的回應是無條件的。嬰兒并不是因為做了什么事才獲得快樂，這種快樂是一種本性。而母親出于對嬰兒的本能的貫注（preoccupation），會欣然接受嬰兒的需要與愿望，并且通過滿足嬰兒的需要提供給孩子一種幸福和慈愛的感覺。他人（母親）傳遞了這樣一種信息：“我很高興你在這兒！”而沙利文（Sulivan，1953）則假設，母親對她的孩子所傳遞的體貼的賞識是自尊的最初來源。
在我們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從未中止過這種從他人眼中獲取無條件的、坦率的評價的需求。然而，在我們成年人生活里的那些雜亂而矛盾的要求當中，我們可能很少會發現它。我們能從眼神中看到情感流露的一個地方可能就是在機場等候大廳。就像標示燈在相繼閃爍，當各自的重要他人從飛機上現出身影時，等候的人群的眼睛也一個個亮起來。這就是一種無條件的反應，就像是在說：“很高興見到你！你的存在令我快樂！”我們的眼睛會猛然一亮把某個人從那人群中挑出來。我們對于生命的依戀感其實是依戀那些對我們有情感流露的人。當我們正好是別人所追求的人的時候，我們的生活也因此而更為豐富多彩。這些時刻值得珍惜，因為它們代表了從坦誠相見的關系的巨大復雜性中暫時逃離，而這種復雜性是我們與他人互動的主要特點。
我們需要感到這個世界是歡迎我們的。通過顯示出對他人的意義從而證實我們自身存在的重要性。我想，這就是為什么被領養的兒童會如此賣力地去尋找他們的親生父母。無論是多么出乎意料，他們都希望知道是誰需要他們并把他們帶到這里。這也是為什么那些認為自己的父母曾經打算把他們流掉的孩子在此后的人生中會頗多挫折。他們覺得自己就像永久的闖入者，是不請自來的參與者。那些無情而冷酷的孩子對別人說：“沒人需要你！”。這可能是最殘酷的表述了。
我們人類最深層次的一個需要就是希望得到重視。哲學家麗貝卡·古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在她的小說《心身問題》（The Mind-Body Problem）中提到：“要得到重視！不要做一個無足輕重的人！還有什么比這更深刻嗎？這并不僅僅是如叔本華所講的讓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什么無限意志（unqualified will），也不是尼采所說的權利意志（the will to power），而是某種更為深刻的東西，權利意志只是它的一種表現形式。我們需要權利，那是因為我們需要被看重。”（1983，p.212）
這種希望被他人坦率地評價而感到被重視的需要只是最近才在客體關系（object-relational）的思考范疇里被概念化了，盡管幾乎所有研究主體都很強調這種需要。童年時代的重要他人被回憶起來時，經常是對孩子“關懷備至的”，什么事都優先他們的。所謂重要，其實就是感覺他們自己確實對那些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存在而愛他們的人有價值而已。
6.2知道我們是誰
一旦獲得了充足的回應，嬰兒就開始發展自我意識，并且開始踏上發現自我本質、展現自我風采的漫漫人生探索之路。這時候的需要就是，要有“他人”了解關于自己的情況。通過成為他人的真實而成為我們自己的真實。和一個有回應的人進行目光接觸會讓我們對自己的體驗能夠確信，讓我們感到我們確認了我們是誰，也決定了我們可以相信自己什么。
布伯（Buber，1965）指出，唯獨人類才會要求這種確認感。他說：“動物不需要被確認，因為對于它們一切都是確鑿無疑的。而人類則不同：從物種的自然領域發展到帶有公害的孤獨的種群，而且為嘈雜的環境所困，而這種嘈雜的環境又正是人類自身帶來的；人類私下里局促不安地期待著得到一個肯定的答復，這個答復能讓人成之為人，而這個肯定的答復也只有通過其他人才能得到。”（P.17）
“足夠好的”母親用喂食、抱持、安撫、陪伴和刺激等去回應她的嬰兒的需要，這并不僅僅是回應嬰兒需要本身，更是對嬰兒的內在（如需要）引起外在（如應答）回應的確認。這樣嬰兒就有了被肯定的體驗，成為一個帶有特性和能力的自體。
當然，所有這一切的發生都是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此期間嬰兒逐漸地去了解自我。最初，那是某種與他人幸福結合的感覺，在這種結合中所有的需求都會被滿足，快樂無比。但是，嬰兒會逐漸整合一種意識，即他人并不僅僅就是一種存在，而且他們也有自己的體驗，坦誠相見的聯系是作為一種發現自我的過程而發生的。我們對于確認的需要要求我們周圍的人際環境確認我們（從外表上）感受到的自己是表里一致的。盡管確認并不像抱持那樣是生存的一種必需品，它卻決定了個體將來所擁有的自我的質量。岡特瑞普（Guntrip，1971）強調說，真實的個人自我是如此之關鍵，以至于沒有它生存幾乎毫無價值。
有些母親是發自本能地善于通過目光接觸互通情感。嬰兒剛一伸手指著懸在童床邊上的玩具馬，這樣的母親就會快樂地說“是的，寶貝！你瞧見了一匹馬！”來回應嬰兒的知覺。她會扶著孩子到玩具馬跟前，孩子用小手拍打它。母親再次快樂地說：“對了寶貝，你能讓這匹馬動起來的！”現在，孩子已經8歲大了。她正在學校里和她的朋友一起玩美式足球。球朝她這個守門員飛來。她去接球，但是判斷失誤，結果就錯過了從對手那里得分的機會。她最好的朋友沖她說：“你真是個笨手笨腳的蠢貨！那球就是沖著你去的！”
這個女孩就此放棄了體育運動，稍稍長大些之后，她打算當一名心理學家。在向她的督導報告她的第一次治療會時，她描述了一位女患者，這位女患者苦于她與犯上毒癮的男友之間的關系而她又無法離開他。然后，這位治療師學員描述了她是如何回應這位患者所感受到的她與男友間的緊張關系的：她對于男友的希望應該是更加確定無疑。督導對她評價說：“你確實能夠理解她是多么渴望他能夠改變。”學生想，是啊，那正是我所做的事情！我做了令我的督導感到有些意義的事情（真正的治療師應當去做的事情）！
這只是關于坦誠相見地接觸的發展史的管中窺豹，而這也是一個源自于嬰兒期但卻貫穿整個生命歷程復雜細節的過程。在其中每一個階段，自體的發展都是被制定好的并為他人提供的鏡像所決定。
作為治療師，我們的多數作為（或者應做之事）就是坦誠相見；我們識別出我們的患者是誰，知道他們的所想所感，這樣反過來他們也變得有能力去思考他們自己的所想所感，并借此整合他們自己。卡爾·羅杰斯（Carl Rogers，1951）的整個治療體系都是建立在無條件積極關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和共情式的傾聽（empathic listening）的基礎上，這些都是促進心理和情感成長的必要條件。實際上，對于很多患者而言，這就是他們所需要的全部。
在坦誠相見的關系中，關系發展的趨勢和獨立個性的發展趨勢趨于會合。被共情式地回應不僅僅將我們與那些回應我們的人聯系在一起，同時也在確認我們關于自身的感覺。我們需要別人幫助我們變得更為獨立于他們（擁有更多的自我感）。我們只有當有其他某個人了解我們、知道我們是誰時，才會確信我們就是我們應該是的那種人。正如溫尼科特（Winnicott）所說：“真實感重于存在本身；真實感是發現一種作為自己而存在的方式，作為自己與客體自身建立聯系，擁有一個自體，以便隱身尋求放松。”（1971，p.117）溫尼科特相信，心理治療的實質就是把患者帶來的東西返還給他。只有通過這種鏡像作用，患者才能感到真實感。自體心理學家就是以共情式的回應為立場做心理治療，一再提到他們的患者的緊張焦慮的程度降低了就是感受到被理解的結果。（Kohut，1977，Schwaber，1980；Lindon，1991）
作為理論家，我們最近已經認識到對于歡迎的回應可能是健康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自體只能在人際滋潤的環境中成長，而它的成長歷程是為人們既定的人格界限所限定的。
當我們注視他人的眼睛時，我們會發現他們也正瞧著我們。很多事情都發生在這種坦誠相見的接觸中。我們注視的一個目的是要把他人的眼睛作為我們自己體驗的鏡子；我們看見了我們為人為己所知的那些部分。通過體驗我們的愿望、感覺和思想，通過從他人身上喚起的反應，我們了解我們自己并學會整合我們自己。因為兒童仍然處于早期現實檢驗階段（reality-testing phase），而且父母對于孩子的生活還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結果導致孩子非常容易受到影響，以至于混淆了那些他們自己的覺察和那些來自于他們父母的解釋、要求以及他們自己關于“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的投射。
為了使自體能夠健康地發展，兒童需要從那些與他自己足夠親近的，而且他們也幾乎把他就當做自體（科胡特的自體客體）的一部分的人們那里獲得充足的鏡像（mirroring）。設想一下，孩子去夠那個玩具熊，通情達理的母親說：“你要那只熊啊！”孩子抱著這只熊拍打著。“嗯，它很柔軟呢！”媽媽說道。在鏡像過程中，某個人與我們如影隨形，以至于他或者她事實上就是我們自己。
一旦我們能夠得到共情式的回應，我們就會感到我們自己得到了確認。布伯用“想象的真實”（imagining the real）來強調這一概念，這是一種深刻地理解他人的存在并且能夠設身處地參與進去的形式。這種希望被了解、希望能讓我們的體驗表達得清晰流暢并為他人所認可的需要，是一種深刻的、具有基礎作用的需要。
可能我們大多數都是在失敗的時候才意識到這一過程。當我們發展良好的時候，維持新興的自體的共情養分就如同維持著生理自體的空氣一樣，變得看不見摸不著了。而就在無法獲得這些養分的時候，我們開始發現一系列與無法連貫有序的自體相關聯的情緒紊亂狀態。
我們經常發現那種我認為患有“缺失性”紊亂（“wanting”disorder）的患者（盡管通常把他們歸類為自戀問題）。這是一群喪失了“想要”的能力的人。有這樣一位患者，都是撫養她的母親告訴她該要什么。我的這位患者，那個小姑娘，想要伸手去拿冰激凌。“你不能要那個！”她母親講話了，“你已經吃得夠多了！你已經飽了！”我的患者（像所有孩子那樣）帶著不確信的心情，根據她母親的現實來檢驗大多數事情。這樣，她就帶著到底“哪一個才是更真實的”的困惑被留下來：她自己對自己餓了的感覺以及想吃冰激凌的欲望，還是她母親所斷言的她已經飽了，因此不需要再吃東西。這位女性就帶著對她自己的需要與興趣的困惑長大成人，當她在青春期晚期來尋醫問診時已經處于極度的同一性擴散狀態。
另一位患者花了一年時間來治療，試圖去了解她想要什么。她想要和她的丈夫結婚嗎？或者是她選擇了與她的愛人生活在一起嗎？她的疑惑對于我而言就是澄清什么是她應該要的，什么是恰當的要求。在我為她治療期間，我逐漸了解到，“想要”作為某種源自內心的事情在她這里并沒什么參考。作為一名治療師，我的重點是盡力幫助她了解到底什么是她最為需要的。但是，她對于這個問題的變化腳本感到困惑，因為在她看來想要（want）總是應該優先于應該（should）的。有一次，我問她逛街的時候她會做些什么——舉例來說，她如何挑選哪件毛衣來買。她說這很簡單。她帶了一個朋友一起去，讓這個朋友幫著看哪件更合適。
為了弄清楚我們想要什么和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一定要有人幫助我們去認清這些。但是，這可不是用他們認為我們應該需要的或者他們想要的和想感受的事情去令我們困惑不解。鏡像概念在科胡特（1977）關于發展健康自體的需要的理論中處于核心地位。鏡像他人（或者自體客體）就是憑借我們是什么來確認我們，按照其本來面目接受那些來自我們自身的感知覺。對于科胡特而言，共情，也就是接受、確認并理解人類的反應，是人類心理生活的必需品。他假設，共情可能甚至比升華的性愛會構成更為強有力的人際心理紐帶。
我們自身那些沒有被充分鏡像化的部分就會從人格中解離出去。這些部分被我們藏起來成為我們的隱私，或者把它們一起壓抑下去。這就是在科胡特理論中所講的自戀障礙的緣由。不能被鏡像化的部分就變得或多或少帶有些羞恥的色彩。我們幻想與希望自己飛黃騰達，希望得到人們興高采烈的歡迎，這些就構成了人們奮斗進取的核心內容。然而，這些未被充分鏡像的部分正是特別容易遭受傷害的部分。因為我們害怕自己像個傻瓜，所以我們不會讓任何人知道我們的夢想。
在嬰兒期與童年時代，對于共情式回應的需要是自體的結構（structuralization）與組成（formation）的關鍵。被充分鏡像化的部分就及時轉化為心理組織的一部分。這或多或少是比較確定的自體領域，它令我們感到的是真實客觀的我們。
擁有“足夠好的”共情式回應體驗的人會感到自己是一個被整合的整體；在大部分時間里，他們與世界感到“和諧相處”。一旦他們得不到確認或者被誤解了，因為他們擁有足夠的已經被內化的前期體驗去經受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以他們會很快恢復平衡，而不會因此有太多的痛苦。但是，在遭遇變故或者危機時，對于敏銳的回應的需要一再占據核心地位。舉例來說，當我們嘗試新事物的時候，我們曾一度純粹、無知而且易受打擊。在變革的發展性時期，確認是極為必要的。青春期就是這樣一個階段，在青春期，構建自體就是基本的發展任務。在此階段，問“我是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問誰能理解那種青少年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是什么的“自我”。誰能夠了解并容忍他們的新情感，誰能夠知道他們的內心世界到底什么樣子。這就是青少年們發自內心的充滿搏斗的呼喊：“你們不理解我！”（然而人們事實上并非如此。）
當40歲的瓦倫被采訪回顧他的青春期時，他話里話外帶著對他的父輩鄰居波尼的感激之情：“是他讓我認識了我自己。”而“介紹給某人”是一個相當準確的描述坦誠相見的共情式回應的方式。在瓦倫居住的社區中，每個男人都被認為是“富有男子氣概”而且擅長運動的。“對于生命與死亡我思考了很多，自己還偷偷譜曲寫詩呢！這事我可不能和足球隊里那幫家伙探討。我和波尼的談話是我第一次和一個成年人探討嚴肅的事情，而她則幫助我認識到有這些感覺不算什么問題，而我還把這些感覺當回事呢！你必須隱瞞或者忽視任何脆弱或者感情的流露。而對她，我就不用隱瞞了。”
和瓦倫相似，杰拉爾德回憶說是父母的一個朋友第一次嚴肅認真地對待他的政治理想。“他看起來是真的對我說的感興趣！”杰拉爾德說道，這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當做一個“成年人”來對待，而不是一個小毛孩子。
即使是在成人期穩定下來時，我們仍然需要他人去確認我們是誰。即便是最完美整合的人格，如果脫離了敏銳的、有認可的環境，也會因為缺失確認性的回應而趨于支離破碎。（wolf，1980）
對于共情的持續的需要不僅對我們的構造與成長有用，而且還可以支持我們克服那些可能存在的挫折與失落。為人所理解的那種感受可以使我們的應對機制更為強而有力。即便是別人只是很簡單地了解到我們正在經歷著什么也會鼓舞我們繼續前行。在這項研究中的人一再重復強調有共情能力的他人的重要性，而這些人也正是他們生活中的核心關系。比起其他心愿來，希望被理解的心愿表達得更為強烈。超越了性、懼怕喪失和遺棄，希望被理解和接納這樣一種簡單的愿望看起來是最為接近什么是人們彼此之間所需要的本質。
梅蘭妮提到她痛苦的靑春期：她感到尷尬和孤獨，這使得她和她的那些少一些羞怯、多一些冒險精神的同伴不太一樣。和母親比較疏遠，她母親正把精力集中在一個患有殘障的更小的孩子身上。梅蘭妮開始了她令人傷感的關于她母親的思考和談話：“她是照顧我們，但是那是有區別的照顧！我從不和她講話或者做任何類似的事情。她忙于料理家務，而我也不得不幫著她忙活——我們搬了很多次家。”梅蘭妮很害怕她那殘暴的父親，盡管在她生病時他也會表現得相當溫柔、體貼。她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人就是她的麗迪亞阿姨，盡管她只比她大9歲，卻似乎一直能夠理解她。“其實她能做的事兒并不多，但是她是支持我的，信任我，從不批評指責我，她就在那兒（真的就是我的依靠）。我可以放學后就去她那兒，跟她聊天談事。當我的牧師開始在我身上做奇妙的填充（性行為）時，唯有麗迪亞阿姨是我覺得可以告訴的人。我不知道該如何體驗這些。”
在訪談的人群中，所有那些關系最密切的人看起來都有他們足可依賴以求得到共情式回應的人作為朋友。梅蘭妮對麗迪亞的描述表明，麗迪亞是一個具有豐富的共情能力的人，她能夠憑直覺關心和回應他人。而研究中的其他研究對象看起來是能夠不太嚴格地就地取材“創造”出一個能與之共情的人來。例如，海倫就總覺得她沉默寡言的祖父“理解”她。他幾乎從不講話，但是她相信他知道她的感受。
我的一個名叫威爾瑪的18歲患者想要接受治療但是又發現無法與我交流。她深信無人能夠理解她，以至于她已經對分享她的內心體驗完全麻木了。對于威爾瑪的父母而言，她是多余的孩子。她的父母是作風硬朗、嚴陣以待的職業選手，他們急于開發她的運動天賦，希望她能進入網球錦標賽。每天要訓練很多小時，這讓她感到她只是為贏而存在。
看起來，威爾瑪除了提到她感到非常壓抑和孤獨之外，還不能用任何言語來表述她的內在體驗。放棄了網球之后，她更多的是面對她父母的沮喪，而對于自己將來的生活該怎么辦還沒什么設想。威爾瑪來治療幾個小時了，就這么看著我、盯著我，就好像我是她的網球對手似的。開始治療非常困難。她感到自己很空洞，沒什么好說的，而且她還把我為共情而作的質疑和努力都當做是攻擊。過了很久，她開始逐漸覺察到我在試圖從她的內在觀點來了解她是如何感受的。我問她是否曾經感受到過被理解。帶著很多羞澀，她跟我談起了她的小貓，她經常會感到這只小貓真的能夠知道并理解她的痛苦。她對于這只小貓的回憶和她能夠與我分享這段回憶，標志著她開始從壓抑中走出來。
在人類的痛苦體驗中，感到不被理解是最重要的一個。沙利文（1953）認為，不被理解就等同于中止了存在，等同于自體的解構（destruction）。盡管有朋友和愛人，盡管在人際網絡中有對他人的依戀和嵌入，我們可能仍然會痛苦地感到沒有為他人所理解。在我們的文化里，心理治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共情的提供（盡管有時共情也有著理論或者實踐的掩飾）。而當我們的核心領域遭遇別人誤解的眼神時，我們也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傷害。我們從沒有像被理解時那樣感到自我的完整。
被了解的需要也因此被確認為是具有基礎性地位的。然而，很矛盾的是，我們從來沒有被完全了解過。沒有任何人能夠完全理解我們何以成為我們。那么，對共情的需要則是一種擺脫孤獨的努力和假設彼此之間的橋梁。讓我們稍微回顧一下瓦倫的體驗。他發現一旦他的體驗被波尼所確認了，他就可以擁有許多其他的密友。當他步入成年，他發現他可以和其他很多人探討他最內在的想法。他喜歡和他人深入地談話（談關于生命的意義，談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重要的，談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等）。對于他而言最為重要的就是他能擁有那些他能真正坦誠相見的人，而他也很珍惜這些他可以進行這種談話的人。總體而言，他發現和女性親密更容易些，但是他和男性朋友也會有親近的時候。
不過，在回顧他的生活時，瓦倫也提到很多苦惱和遺憾：
但是我從未有過百分百滿意的關系。我總會感到有某種限制約束著我獲得的所有親密關系。和女人在一起相處可能會容易些，但是我自己也不能說就全然如此。大多數時候我都會覺得必須要隱瞞某種東西。長久以來在我內心就有一個黑洞，這個黑洞會告訴我說，你是與眾不同的，你必須與眾不同！我一次又一次打開這個黑洞嘗試去探索我自己并和他人分享我的發現；但是我還是退縮了，因為我怕我和別人這么不一樣可能不太好。我害怕得不到理解。我無法向自己解釋清楚這些，那么我該如何向別人解釋清楚呢？
結果，瓦倫就是通過寫詩、填歌詞、編故事來滿足他自身這種處于萌芽狀態的需要。20歲時，帶著極大的不安，他把自己的一部詩集送給他最親密的朋友。幾天后，他的朋友把詩集送還給他，還告訴他說：“這些詩絕對很棒！但是我看不懂！”瓦倫感到心碎，從此不再對能有人完全充分地理解他內在的“黑洞”抱有希望了。
瓦倫在我們的研究對象中多少有些不同，他會在關系圖譜上畫上作家或者其他一些英雄人物。他對此解釋說，他在尼采身上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有時他感到通過閱讀這些偉大的哲學家和詩人的作品要比和現實中的人聊天更能得到理解。這些作品通過某種方式能夠清楚而雄辯地表達了那些他所無法表達的思想；無論是對于他還是對于其他多數人而言，這都是一種強有力的（盡管并不直接的）共情形式。
一般而言，坦誠相見體驗的終極是一個他人無法進入的“黑洞”。我們能夠被強烈地理解和確認，但是永遠不會被徹底理解和確認。完全的理解從某種意義來說只是一個理想化的（盡管永遠不可企及的）目標；正是這些目標使得我們要用持續不斷的努力來超越人類陷入無法逃脫的個人體驗時的終極孤獨感。
6.3為他人所知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維持我們自身的穩定性與整體性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項任務需要他人幫助我們去鏡映和確認）。除了這種情感性的回應和共情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了解”：一種對于我們的作為整體性的存在和能力更具有認知性和反應性的“了解”。當別人“了解”我們的時候，他們也在儲存一份關于我們的同一性的記錄。有時這是令人痛苦的，特別是當別人只記得我們是無能孱弱的孩子而且令我們回想起我們從前的不足的時候。如果我們為過去的同一性所困擾，我們就可能希望擺脫人群，去一個我們“被了解”的地方重新開始，希望被我們自己另外一些部分所“了解”。而在其他時候，人們“了解”我們還是件令人舒服的事情。人們保護著我們真實的自我的很多方面，也期待我們能夠做回我們自己，使我們免遭同一性缺失（“記住你自己！”）。
琳達在她丈夫哈維為了另一個女人而甩掉她之后就垮掉了，只是因為她還有對她尚在襁褓之中的兒子的責任感才沒有自殺。她覺得她已經把自己的全部都獻給了丈夫，而失去他，讓她覺得自己被拋棄了，她崩潰了。她覺得自己過去所有的一些都是和他糾纏不清的，在照鏡子的時候，她會發現鏡中空無一物。心理治療給她提供了一點舒適感和安慰。在無所適從的絕望中，她收到了生活在另一個州的兩位高中老友的邀請。盡管他們都見過哈維，但是他們對哈維了解得并不多。和這些在她婚前就認識她的人在一起使她意識到并深刻地了解到在認識哈維之前她是擁有一個自我的。她后來告訴我，和別人談論與哈維無關的她自己的那些事是多么陌生和奇怪。她回憶起在認識哈維之前是什么樣的、是如何體驗的。她的老朋友好像在假設她仍然還是這樣一個人（一向如此的永遠的琳達）而不是把她看成是破裂婚姻中的棄婦。他們回顧的還是對她過去的印象（可能不太明智）。通過看到在他們的鏡像中呈現的這個舊時的自我，琳達能夠再次體驗到這種自我，這個“前哈維時代”的自我，也就能夠想象一個失去哈維后的自我與生活。
在他人眼中，我們也可能會發現那些就在面前一步之遙的自我：一種對于那些我們將要成為的但是現在還不能確定就是的自我的確認。別人可能勸導我們，要朝前“看看”就在不遠的將來的自己，成為一個比現在略有改觀的人。一個好的治療師經常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這也就是在人們說某人“信任我”時的含義。
我強烈回憶起我作為一個“真正的”心理學家穿越第一座通向認識自我的橋梁的時刻。事實上，那是一個很普通的時刻。在我做見習醫師的診所的一位高級職員在一次會后向我走來，笑容明媚可親，對我說：“我有一個青少年的個案，或許你有興趣來做。”我知道她是在和我講話，然而我當時卻不得不艱難克服轉身向后看的沖動。這樣她就無法與我談話。她確實認為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或者足夠成熟去“處理一個個案”嗎？感覺自己就像一個騙子，我不得不恰當地回答她，就好像我真的就是她想象中的那種人，披著斗篷，心里明白還要學習如何披斗篷。還有許多這種時刻，而這是第一次。事情沒有被解決；這里沒有奇跡發生。在行醫25年之后，我仍然在苦苦求索：我到底是否真的勝任那項任務？我仍然需要在他人眼中看到我自己以便認識我自己。
我們在他人眼中是誰影響到我們對自己真實性的感覺（在我們自己眼中我們是誰）。如果我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們就需要通過他人來證實我們自身的體驗，而且除此之外，有時他們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比我們所知的自己更好的版本。
6.4坦誠相見的接納與拒絕
? ? ? ? 望著我們的眼神也可能會誤解，它們能看到那些在我們身上并不存在的東西，也可能會強加給我們的一些方面，而這些本來并不屬于我們。看著我們的眼睛可以拒絕承認我們現在是什么，并且還迫使我們成為另外的某種東西。溫尼科特（1965）提醒我們注意，假自體（false self）在兒童放棄他們的本性去取悅他們的父母時就開始發展了。假自體是一種非常實在的在他人眼里尋求贊賞的努力。兒童會努力與其他某個人對他“是什么、想什么、感到什么、甚至需要什么”的要求相適應。環境的壓力與要求不利于我們把自發的內在體驗和人際交往世界中受歡迎的回應相匹配。結果，成長中的兒童壓抑了真實客觀的感受，把自己塑造成具有良好社會化容納性的人。一旦一個人的行動只是對其他人的要求或者愿望做出反應，那么這個人的發展與其說是個人自身核心品質的展示，不如說是成為環境的延伸。
? ? ? ? 自體所發展的“真實性”與“虛偽性”實際上是正在成長的兒童在世界上所感到的接納的作用。漸漸離開嬰兒所擁有的那種之所以重要只是因為其存在本身的無條件的愛的環境（如果嬰兒足夠幸運就會擁有這種愛），兒童會發現愛與接納原來是有規范和條件的。我們要學會從他人眼里看出什么是重要有價值的、什么是不重要沒有價值的。我們要知道我們對自己表達的限度是什么。我也逐漸明白，世界對于我們的愛并不是因為我們的存在，而是通過我們的所作所為來預期的。
? ? ? ? 除了去了解我們是什么，帶著共情去理解我們的交流，其他人也通過他們自己的眼睛來判斷我們、品評我們，判斷我們是否適合他們。在坦誠相見的接納體驗過程中，我們發現自己被他人帶著不同程度的熱情所贊許，不僅是贊許我們的存在本身，也贊許我們的所作所為（也就是我們對自己的表達形式），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謂重要其實就是“我看見你在那兒了，這令我很開心。”接納就是“我看到你是什么了，我會因此看重你。”）當我們還是嬰兒時就明白我們的一些行為會帶來快樂與微笑，而另外一些行為則會帶來不滿與譴責，盡管我們可能本來就對一些人很重要。
? ? ? ? 一旦嬰兒能在認知層面上建立起行為與他者（母親）反應之間的聯系，他們就開始想要弄清楚母親的贊成與否的含義是什么。對這種極為重要的交流的解釋成為人格發展的核心任務。一些兒童比其他同齡人對“我不喜歡你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不喜歡你”有著更好的區分辨別能力；當然了，一些母親也比另外一些在與孩子交流方面做得更為出色一些。如果兒童能夠發現這種差別，他們就能夠決定是否調整他們自己那些不受歡迎的行為。但是一些兒童只能理解這種解釋：“當媽媽看起來很惱火，在那兒發牢騷、批評我，并且面無表情的時候，那就一定意味著我是個壞孩子。”這種反復出現的拒絕情境就能夠嚴重毀掉一個人的自尊。
? ? ? ? 然而更為要命的是，對于這種否認的理解也可能會危及到其他關系維度的聯系：“媽媽討厭我，所以她會離開我！”或者“媽媽發火了，她不會喂我吃飯了。”或者“這個世界太過于脆弱以至于無法容納我的沖動，我要是不小心就會把它毀掉！”拒絕（也就是喪失坦誠相見的贊許）使得任何一種個體能夠調用的應對資源或者防御都成為必要的。在這個范圍內的病理性防御成為成人期許多情感困惑狀態的根源。
? ? ? ? 隨著我們的成長，在我們了解我們對那些日益增多的從外面看我們的人的意義的過程中，坦誠相見體驗的焦點也就轉向了日漸擴增的圈子里。然而我們卻痛苦地獲悉，我們是不完美的。我們被別人斷定為或是美妙、或是挑釁、或是扭捏、或是機智、或是學習緩慢、或是外表滑稽可笑、甚或是不討人喜歡。我們試圖把這些判斷與我們自己體驗到的事情相匹配，盡力去發現是否還有什么可調節的。然而情況常常是如果人們并沒有體驗到他們自己是挑釁的、學習緩慢的或者不討人喜歡的，那他們就會只感到是被貼標簽了，而沒有被真實地反映出來。這樣，他就必須學會在這個非理性的世界上的生存之道，要么就接受這個被濫用在他們身上的標簽。
直到童年中期兒童還在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他們，別人是別人。到了七八歲時，兒童才開始有了關于他們自己和把彼此歸類的概念。他們發現，一些人更適合學習，而另一些人更適合運動項目；一些更為秀氣，另一些則更為勇武。這些感知也一定要被整合進（或者有時要避免被整合進）自體的意義。
? ? ? ? 就幫助青少年從原生家庭（the family of origin）分離出來的角色而言，青少年同輩群體（peer group）一直具有了心理學上的興趣話題。根據有關青春期的理論，我們發現同輩群體會提供“自我肯定”給那些正在脫離對父母的依賴的青少年。但是，同輩群體這種坦誠相見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青少年對同輩群體的投入是為了達到發現一個可以共度生命時光的同齡人的所在。在童年期要結束的時候，正在長大的孩子開始認識到他們將怎樣經常被一個無情的審判團所裁定，這個審判團注意到并且嚴厲地評價他們所說的任何話、穿的任何東西、他們看到的任何人、任何體驗和個人偏好對于他們而言都是顯而易見、無法隱晦的。“那件T恤樣子有些古怪。”“你怎么會和那種笨蛋交朋友？”“別做討厭鬼！”諸如此類的判斷在年輕人的談話中隨處可見。人們從來沒有像在青年時代這樣成為彼此如此之不寬容的鏡子，也從來沒有相互控制得這么厲害。
? ? ? ? 這個痛苦發展階段的結果就是獲得一種關于別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感覺。發展中的人認識到，在他人眼里他或她的價值、他或她是誰。
? ? ? ? 一位名叫吉爾的30歲未婚女招待訴說道，在青年時代，當一個曾和她約會兩次的男孩子開始約會其他人時，她就“垮掉了”。她推斷說，她一定是個“卑鄙小人”。在此后她喪失了對自己的一切信心，直到兩年后另一個男孩令她大吃一驚地說：“從我的朋友中精挑細選，選中了我，而不是我的朋友”這種體驗看起來和激情，依戀以及共同性，都沒多大關系。然而，這卻是吉爾在異性選擇的市場上了解她個人價值的一部分嘗試。
作為坦誠相見的接納的對立面，拒絕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狀態，為了抵制它人們建立了復雜的防御機制。被拒絕就是被消極地評價（盡管在一些情況下這種選擇可能是根本沒有任何根據的。被忽視就是被他人視而不見，對他人毫無價值可言。作為蔑視或者憎恨的客體至少是存在的。但是這種拒絕體驗經常激起自我憎惡和無法克制的侵犯。對拒絕的恐懼經常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人們要學會扭曲他們自己，遠離自己的內在嗜好，為了安全和可接受的一致性而遠離個性特征。
? ? ? ? 當人們談到他們的關系史時，關于接納與拒絕的話題要比其他所有相關話題都反響強烈。舉例來說，卡萊爾描述，她的全部關系就是一種追尋，要在某個地方發現一個無論她怎樣都能夠完全接納她的人（這種希望她最終在她現在的丈夫身上找到了）。在她的婚姻中，她作為重點而特別強調的就是既不要肉體上的吸引，也無需共同的興趣。對于卡萊爾而言，她的丈夫首先要能夠無論如何都認為她是正確的，這樣才能令她在一家風險投資公司自由地從事這項高風險行業，并決定不要孩子，而且還要最充分地做她自己。她感到她總能指望她的丈夫毫無疑問而且無條件地接納她、贊賞她。這種體驗與卡萊爾人生中出現的其他人是多么的不同：其他所有人似乎都對她有所期待，對她的愛都是有附帶條件的。
? ? ? ? 其他人談到關于不被接納的痛苦的故事都帶著這樣一種感覺，感到他們自己是誰并不為他們的配偶或者朋友所重視。那些努力爭取讓自己被父母所接受和看重的辛酸故事最終往往以屈從或怒火中燒告終。然而有時也會有些幸福的收尾。芭芭拉談到，她用了一生時間去尋求她那沒受過教育的母親對她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予以看重。當她想要上大學時，她母親認為那是浪費錢，因此芭芭拉在整個就讀州立大學期間都是自己付費的。在畢業時，她母親只問了句：“現在你該結婚了吧？”
? ? ? ? 芭芭拉從事廣告工作已經好幾年了，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位她以前的同學，她現在正在完成她的文學博士論文，而芭芭拉以前也正好是主修文學的。這位老同學說，芭芭拉曾經在課堂上說的一些話鼓舞了她的論文研究。芭芭拉陷入沉思：在她朋友眼中她是一個富有洞察力的文學評論家。因此，芭芭拉決定自己要重返研究所。她母親對她并不諒解；她無法想象芭芭拉為什么要浪費時間和金錢甚至不去結婚，只是去做一個學生待在散發著霉味的圖書館里。但是當芭芭拉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工作并給了她母親一本裝訂好的論文復本時，她在母親眼里看到了一線光亮，而這是她前所未見的。透過模糊的淚水，母親望著她，說道：“那么，這就是你這些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寫一本書。一本書！”然后抱住了她。書就是某種具體的東西，這種東西是她母親所能理解的。最終，在她們母女之間有了理解與接納的聯系紐帶。
父母無疑是第一個重要的形象，有了這一形象自尊感和接納感就被鞏固加強了。同齡人提供了另外一系列（往往是更為激動人心的）必須被跨越的障礙。我的研究中的大部分參與者都自發地描述到在他們的不同年齡階段是如何被他們的同齡人看待的。這提供了一幅關于他們的發展得以發生的背景的素描輪廓。男人幾乎一致地報告了他們的個頭：對于男孩子而言，個子太矮是一個嚴重的發展性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體育運動方面的超凡能力對于獲得足夠的社會地位是很重要的。而對于女孩子來說，羞怯與超重是在感受被接納方面的相似障礙。無論何故而被同伴拒絕，積少成多就會導致持續的對拒絕的預期，甚至可能對他人產生嚴重的回避退縮行為。這樣就沒什么好值得驚訝的了，在我的調查對象中，那些感到事實上至少能被他們的一些同齡人所接納的，他們所講述的人生故事與那些沒有為同齡人所接納的人的就非常不一樣。
? ? ? ? 而在依戀的消極一端就是喪失了最為重要的他者，在坦誠相見的關系中我們害怕失去他者的愛。我們在坦誠相見的關系中的需要并不僅僅是要他者的存在，而且還要他者的贊賞、理解或認可。
? ? ? ? 在研究對象對他們生活的敘述中，圍繞著坦誠相見的確認與接受的緊張和興趣從10歲開始，到成年早期達到頂點。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這是一個發現別人如何看待我們的階段：我們從他人那里獲得哪些觀點是富有特點的、哪些是可預測的。我們也會去探索自我哪些方面是具有可塑性的、哪些方面是固定的。舉例來說，一個男孩可能了解到盡管喬治滿街說他是臉上長滿粉刺、身上帶虱子的卑鄙小人，可是其他大多數人還是會公道地認為他是有吸引力的。相似的，一個女孩可能會明白，無論她在她的頭發上花費多少時間，買多么貴的化妝品，她都永遠不可能被認為是美麗非凡的。
? ? ? ? 人們到了大約25歲的時候，他們似乎已經在現實中積累了足夠的經驗閱歷，使他們能夠知道自己在他人眼里是多么機智、有吸引力、受歡迎、風趣、好勝、敵對等。他們交到自己的熟人并認為是理所當然。他們也開始解釋這一事實，即他們可以滿足關系需求（對共情、共鳴、情感、依戀，等等諸如此類的需要），即便他們并非絕頂聰明或者魅力非凡或者廣受青睞也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而言，他們已經完成了一個發現的過程（至少有一些人能夠真誠地對待他們）。
? ? ? ? 約翰是一個極為英俊瀟灑的年輕男患者，他的自我很脆弱，有著奇怪的強迫癥狀，他覺得和別人在一起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和別人在一起時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難以松弛下來。他特別害怕女性的注意和男性的競爭。他最初和人打交道都是僵硬而冷漠的，他也意識到人們可能因此認為他很奇怪。由于無法調整他這種“奇怪的”行為，他最后就忍受了他們對于他的這些看法；他認識到人們之所以認為他是一個怪人是因為他行為方式古怪異常。這就容許他對別人盡量少去做些古怪的事情。
另一位患者是15歲的斯蒂芬妮，她總是戴著大檐牛仔帽。在我逐漸了解她之后，我問她為什么總是戴著這頂帽子。她說這很容易解釋：人們總是拿她戴著這頂帽子開玩笑，但是這樣一來，人們再開她的玩笑的時候，她就知道那不過是因為她的帽子。
約翰和斯蒂芬妮最糟糕的恐懼就是被某種難以解釋的事情所拒絕（感到簡單、深邃和無法挽回的不可接受）。而我們一旦能夠把拒絕體驗放在我們整體的自我并沒有被拒絕，或者被拒絕是因為他人的無能而非我們自己本身緣故的背景中去考慮，這種被拒絕的體驗就變得更容易控制了。認知建構療法就是重點運用這一主題思想，重新解釋拒絕的含義以維護自我固有價值的意義。
羞恥感就是我們呈現了我們自己某些重要的部分但是卻在他人眼中看到不厭其煩的結果。羞恥感的極端表現就是一種遭到毀滅的體驗，更概括地說，它是位于坦誠相見體驗的消極一端。未被鏡像的自我就破碎了。由于沒能成功維持它的凝聚力，結果就面臨著遭到毀滅的威脅。因此，來自他人共情的、重視的以及接納的坦誠相見的反應是非常重要的情感營養素；沒有這些我們將不成為我們。
6.5瓊
瓊作為三姐妹中的老二，和大姐、三妹各差一歲，她從小是在一個小鎮上的一個為大家庭所包圍的親密家庭中長大的。瓊的母親投入很多精力去哄孩子，帶著她們玩、帶著她們看電影、給她們講故事，也讓她們接觸競標和比賽。而相比之下，瓊的父親就太心不在焉了。他非常繁忙，常常是在一項接一項的工作和責任之間奔波沖刺，很少有時間陪伴孩子們。瓊的袓母就住在附近，每當瓊和姐妹們去看她，陪她消磨時光時，她看起來總是很開心。
瓊覺得和她的姐妹們是共同成長的，同時也被看做是一個整體。但是當瓊回顧過去時會感覺到她比她兩個姐妹更需要擁有父母的興趣和情感呵護。“我似乎更愿意和父母走近，發現能夠吸引他們注意力的方式，并去發現我和他們的共同感興趣的事情。我盡量模仿他們，這樣我就能發現我們共同的事情。他們過去常常說我是一個從不給他們惹麻煩的好女兒。我是個令人愉快的人；他們對我很滿意。”
只要有人在旁邊關心呵護，瓊總是感到安全放心。當她的父母忙碌時總會有她那些有空閑的叔叔阿姨或表兄弟姐妹來陪著她。她可以去很多家去看電視，留下來吃晚餐、玩耍，或只是打發時間。瓊感到很受歡迎，到處自在閑逛。當她的父母外出旅行時，她很容易和其他親戚或她朋友的家人相處。在和姐妹爭奪父母的愛的競爭中，瓊感受不到和她們多親近。即使才5歲，她就已經開始選擇和她自己的朋友玩要。盡管很艱難，她還是盡其所能忽視她的姐妹們。試圖成為她朋友中的領袖人物，把他們組織起來，為他們籌辦活動。她在這個年齡段對自己的思考就在盡力模仿成年人；她努力成為幼兒園老師的助手，而且也希望成為班里面最有責任感、最值得依賴的一個人。
描繪她10歲的生活時，瓊勾畫出一個“男友”，在她8歲的時候變得對她重要起來。他們是同班同學，而且“我們認為我們就像一對，是真正的好朋友。我們甚至思考我們將會擁有的夢一般的婚姻生活。我們真感到自己陷入愛河了。”瓊回憶說，她在這個年齡段的渴望就是成為成人世界的一部分，而有一個男孩能夠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和她相處令她感到自己長大成人了。
在這個小社區去上學，她感到很強烈的對班級的歸屬感。但是當有這么強烈的群體感受時，她就很難感受到和任何特定的人的親近感。她和她的群體成員一起參加了很多活動，包括參加童子軍、參加教會活動、參加課外學習，以及在周末去旅行和戶外活動。關于這個小小的、鄉土風情濃厚的環境，瓊說：“我一向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環境，而且還是和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情的美妙地方。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有一種親密無間的溫暖感覺，但是那里并不存在談及個人事情的差異，就像我和家里的關系那樣。與他們分享情感看起來似乎并不恰當。”
在10歲左右這段時間里，瓊開始感受到她自己對于家人的保守與冷漠。她覺察到情感表達對于她而言并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她有一種想和父母親近的愿望，但是她又感到對他們所有人來說，讓自己體驗到親近感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和同齡人關系很近，這花費了我很多注意力。我家里人開始關注得更多了。通常情況下，我的父母忙于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并沒有感受到他們真實的存在。我猜測，我是放棄了，沒有再努力去感受到這一點。我那時已經意識到在我所希望的關系狀態與它的實際狀態之間的差距。我想那就是我和他們之間的某種距離。我試圖和我母親談話，而她卻沒有真的用心和我交流。她昏昏沉沉的，不知所云。而如果我和父親談話，則通常會談到一些需要動腦思考的事情，而我也會感到他并沒有真正覺察到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到底發生了什么。我試圖為他所接納，做那些能接近他的事情。我尊敬他。我的父母也很為我而驕傲。但是他們沒有察覺到我的困難，他們真的不了解我。
即使是她的祖母在那時也和她有很大隔膜。“她更適合那些更小的孩子。隨著我們逐漸長大了，她和我們之間的聯系就艱難起來了。我不再和她那么親近了。”
而在她的大家族里面，瓊也感到了更多的躊躇和疏遠。“去他們家里，我感到不舒服。我還是有更多的自我意識和害羞，會感到我可能在那兒不被接納：仿佛不太確信他們是否喜歡我（他們是否真的愿意我在那兒）。”
即使到了10歲，關于自己是如何被期待的瓊還是有種強烈的感覺，不會“表達自己的恐懼或者陰暗面。我總是感到我不得不堅強而且恰當，但是還有些我無法展現的方面。我不能像個傻瓜。我是非常嚴肅認真的。”
在她的青春期中期（在15歲時），瓊發現自己對母親日益挑剔、苛刻起來。她覺得她的母親太個別了，一點不知道自我控制。她希望她母親能夠多關心一下別人都在想什么，就像瓊自己做得那樣；而且不要穿戴那么扎眼的外套或者做派就像她自己還是十幾歲似的。在這段時間里，瓊試圖和姐姐親近，但是她們的競爭阻礙了她的努力。她感到受到打擊，覺得她姐姐指責、奚落她。
這時瓊也開始第一次在學校作業上遇到了麻煩。數學難住了她，但是唯恐任何人知道這事兒。當她無法再掩藏她失敗的成績時，她向她父親吐露了這個秘密并且愿意向他尋求支持。“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夠表達自己的一點軟弱。我感到即使我有所有這些瑕疵也依然會被接納。”
在這段時間里，瓊和兩個男孩子的關系最為密切。奈德是一個比她大3歲的朋友，已經移居到另外一個州了，瓊感到可以很安全地向他坦白一些她和家人的不和睦。她可以向奈德在一定程度上“打開心扉”。在他們不斷地主要通過書信來共同創造的安全而又激情的關系中，他們幻想著他們正擁有著的關系，為彼此失去而感到痛苦。（他們彼此很少見面。）瓊之所以能和奈德談話是因為他是一個外來者而且離得足夠遠，這樣她就能夠忍受因為分享更多她的內在自我而帶來的風險。
瓊的另一位密友是拉爾夫，瓊的第一次性關系是和他發生的。他們在一起很愉快，但是大部分都是肉體關系。他出身于較低社會階層，很愛慕她。和他在一起非常美妙，因為他能夠全然接受她；這樣她能夠感受到自由與舒適。
20歲的時候，瓊離開家上了大學，她發現自己屬于幾個不同的朋友圈子。她和一些一起長大的人加入了社區團體，試圖在大而冷漠的州立大學中營建一個有很多分享的安全的環境。瓊再一次成為領袖人物，但是她和任何人也沒有特別的親近感。她富有責任感，能料理事情，但是她依然還是害怕向任何人顯露出她的“陰暗面”。人們信賴她，指望著她的力量與能力；但他們對她平靜外表下的忽隱忽現的沖突與痛苦卻視而不見。
瓊可以從看起來有足夠耐心、試圖去理解她的邁爾那里尋求到某種親近感。她覺得可以向他敞開一部分心扉，但是他最終還是離開了社團另覓他路尋找他自己。隨后，瓊把注意力轉向了拉瑞，盡管和他在一起她并不感到很舒服。拉瑞“并沒有敞開心扉。他拙于表達自己的感受和真實地談論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覺得他對我有興趣，而且愿意和我拉近關系，真的在用心維持這層關系。”
盡管離開學校已經很久了，瓊還是一直努力和那些與她共同成長的人保持聯系。“我們真的必須努力使這些關系發展下去。和家鄉人的關系有著深刻的感情，因為我們是一起長大的，而且曾一起經歷過每一件事，因此這里就有一種承諾的感覺。我會有一種強烈的與團體有聯系的感覺，我身邊會有親近的人。跟老朋友在一起可以滿足一種強烈的社會需要，即便是我不和他們談論我的近況或者我的感受。”
當她在家待業時，瓊再次試圖和父親拉近關系。“我仍然尊敬他，并對他的工作贊賞有加。我自己在計算機方面的興趣是和他比較相像的，因此我們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有共同點的。我試圖讓他成為我生活許多方面的一員，和他走得更近些。這起作用了，但是我總是為我們不能足夠親近而感到挫敗。他雖然有興趣和我交流，但是卻仍然忙于他一直在做的那些事情，因此當我需要他的時候他未必會真的出現。向他表達我自己真的很艱難。”
而在另一方面，瓊感到她母親正在努力接近她，但是她說她母親“并不真的知道怎么和她建立關系。她靠近，我也感到不舒服。她太關注她自己那些各種各樣的問題，無法真正走出自我的樊籠。看起來她不太與現實接觸。她一向非常理想化而看不到問題所在。一旦我試圖告訴她發生了什么問題，或者我的任何恐懼或者疑惑，她都將受到打擊并完全心灰意冷了。”
瓊在25歲時，生命中的主要焦點是努力和人們發展更多的私人關系。她正在鑄就一段意氣風發的計算機程序員職業生涯，但是卻覺得在她生活中的主要任務是把她自己作為一個人來開發。雖然被眾星捧月一般，她依然感到孤獨。
她最近的男友亨利曾經幫助她學會擺脫這層束縛她自由的軀殼。“他和我父親非常不一樣——非常容易相處，更自然一些，不那么費腦筋或者嚴肅。盡管我總有一種希望關系狀況能更上一層樓的意愿，我還是感到和他在一起真的很自由，可以相當多地表達我自己。我覺得他了解我，至少比以往任何人都了解我，我希望自己對他更重要。我們既是情人也是朋友，但是他不想要任何承諾。”當亨利在另一個城市有了一份工作后，瓊發覺她不得不試著自己生活。要忍受與亨利親近感的結束而又不退縮到她自己的保護殼里去，真是一種挑戰。
瓊開始破天荒地第一次與女性朋友有了情感上的親近關系。她加入了一個宗教團體并找到了一些朋友，和這些朋友在一起她能夠分享她的感受和經歷，盡管她一直在和她壓制自己和無法在關系中感到自在的傾向作斗爭，仍然怕對自己的表達太情緒化。通過她不斷提高的自我意識和與他人的親近關系，瓊開始對她母親理解得更清楚了。她開始去填補那些使得她母親看起來如此空虛的空白，并且開始形成一個她母親真實的也更為成熟的形象。在此過程中，瓊也開始更多地為母親所“了解”。
當瓊變得能夠更加條理清晰地講述她和別人之間距離感的體驗時，她才發現原來她妹妹和她感受到的東西都差不多。對于這種普遍掙扎的發現把她們凝聚在了一起，她們開始去探索在她們人格和早年歲月中的相似之處。這種對內在探索歷程的分享使她們能夠在人生中第一次走到一起，而瓊現在也開始把妹妹看做是自己最棒的朋友。
同時，她和妹妹也開始一起接近她們的父親，談到她們是如何開始感到彼此之間情感上是如此遙遠的。“我們開始聊些很私人化的事情，包括我們的關系和這些年來所發生的事情。我開始以更加平等的身份看待他，而不是仰視他，這樣我們就成了朋友。我開始發現我們人格之中有很多相似之處。”
瓊詳細談到了在她生活中所有其他的朋友和人們，談及他們是如何很好地了解她的，以及她自己能向他們展現到什么程度。奈爾是瓊的一個親密共事的女性，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感到放得開而且自然——可以就做我自己，不需要為了什么事情對我加以判斷。她接納我，而這一點幫助我真的接納我的本貌。”她仍然因為和姐姐的關系疏遠而感到沮喪。“我真的希望我能使她明白我是怎么看待事情的，但是我們不太能夠領會彼此的意思。”
而對于她在計算機顧問組中的一個朋友馬爾蒂，她說道：“我可以和他分享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些我關心的事情和那些他所關心的他家里的事情。我過去常常對他抱有幻想，但是現在我們明白了，我們只是兄妹關系而已。”
對于她偶爾的情人湯恩，她說：“那是一種非常開放的關系。我可以表露我的感受。我們可以爭得面紅耳赤，然后通過這個變得更親近了。我們肉體上感到很親近；我們也可以就是一起分享一些事情。”對于她的一位宗教團體的朋友本則感到一種強烈的友誼。“我感到精神上和他很近。我們就是覺得我們相互了解（真的很清晰），就像我們真的能夠彼此看見一樣，而且談論那些深深觸動我們的事情。”
26歲時，盡管這要冒著揭露自己并被了解的風險，瓊還是開始強烈地專注于盡力把她的真實自我帶入她與他人的關系當中，并為他人看到和認可。由于是在一個顯得富有安全感和依戀感的關系環境中長大的，瓊以變成一個“令人愉快的人”的代價在家中換得一塊“特殊的”地盤。她學著做一名特別乖的女孩，埋藏了她自己所有那些可能不會被接納或者喜歡的部分。瓊熱切希望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而非姐妹中的一部分，她急切希望自己“長大成人”加入到她父母的行列中去。通過做這些，她必須否認自己的愚蠢和不成熟——而這正是一個兒童自然而然的感覺，有了這些才像個孩子。但是在早年，當她開始意識到她要把自己的一個重要部分拋在身后時，她開始痛苦掙扎：什么時候（甚至她是否能夠）敢于冒著她作為一名令人仰慕的成功領導者、模范女兒和杰出學生的風險，去暴露那些她自認為是自己“陰暗面”的部分。從那時開始，瓊開始與那些能夠接納且有所回應于她自身更為情緒化更易受傷的“真實”部分的人建立關系。她非常強烈地需要人們去確認她的內在體驗，而不是期待她去做那些假定她應該做的事情。她需要那些能夠映射和聆聽她的人，而不是那些“昏昏沉沉不知所云”的人（就像她母親留給她的印象）。不管多么矛盾，她都希望人們能夠“了解”她。
就像其他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那樣，瓊也是從他人的眼神中來看自己，希望從他們對她的接納中發現一條接納她自己的小徑。由于很容易在團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感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瓊希望在他人那里看到具有她自己唯一性的秘密，但是又怕太特立獨行、太與眾不同。這樣，到底是為他人而存在還是為與他人共存的問題就主導了瓊與他人建立聯系的漫長之旅。
“漫長之旅”原文為“odyssey”，首寫字母大寫為《荷馬史詩》人名，小寫喻其所經歷漫長之旅。——譯者注
6.6透明：了解過頭
盡管大多數沒有因拒絕或傷害而受到太大的精神創傷的人都在努力爭取讓自己與人際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交流，我們仍然會有對我們的一部分有所保留，把這份作為我們的秘密和隱私（至少我們要知道我們能做到這一點）。當我的患者感到他們被了解得太多了而缺乏個人空間的時候，還有當他們為我們之間太沒有距離感而感到恐慌的時候，他們就會帶有挑釁地說：“還有些事情我從來沒對你講過。”萊恩（Laing，1965）指出，過于被了解就會陷入疆界脆弱而帶來的危險。假如這些疆界被破壞了，自體就將難以避免被侵犯或吞沒。作為獨立存在的個體，我們希望能去決定和那些與我們關聯的人分享多少我們自己的故事。當我們不需要的時候卻暴露無遺就會感到自己像被侵犯或者被控制了。
我的一位研究參與者路易莎是一位30歲的社工，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帶著一個幻想，就是她的母親是全知全能的，知道她所有的小秘密。在她上一年級的某一天，她和一個朋友逃學了，這使她母親幾個小時后去接她時就生氣地問她干什么去了。對于路易莎而言這就像是她母親具有“看穿”她的能力的證據，她感到無助，無法確信如何才能完全擺脫她母親。這種關于她母親的幻想使得路易莎一生都在為捍衛她的隱私而努力。她不愿意告訴別人自己的太多事情，只是告訴他們“想要知道的”內容，同時她也學會通過做一個幫別人答疑解惑的人而與他人接近。但是一旦提到關于她自己的任何事情她就變得很恐慌，除了那些最表面化的細節之外無法分享任何東西。當我訪談路易莎的時候，她剛一會談就開始大哭起來。她已經同意了把訪談作為嘗試著談論她自己的第一步，同時也是試著獲得鼓舞而去看治療師的。
對于那些沒有堅定的自我感念的人而言，共情式的回應從一開始就是缺位的或者有問題的，他們必須非常努力地去奮斗，以便能夠在后面的發展階段體會共情。對于這種人來說，為人所了解可能更像是敵對的或者危險的。由于沒有那種坦誠相見的體驗賴之以傳達并發生堅定的自我與他人的界限，他們會感到自己就像是透明的。
我的“沉默”患者威爾瑪（有一次她能夠和我講話）告訴我說在那沉默無聲的幾個月里她都有什么感受。好幾次她都希望我就像她的貓，根本不用說任何話就能理解她。但是與此同時，前景令她痛苦不堪。如果我能夠不用她說一句話就了解她的全部思想，她將會對我沒有任何防御了：我將接管她（就像她父母過去那樣），而她可能就像是我的玩偶，沒有一個自我的存在。
這種透明化的體驗是一種對我們要“展示”什么失控的體驗。盡管這經常會在邊緣性或者精神病狀態中發現，它仍然還是有非精神病化的關系發展的一面。赤裸裸的展現（就像被看到“內褲掉了”一樣，公開面對那些嘲笑和沒有共情的眼神）瓦解了我們與他人之間的聯系并引導我們希望掩飾我們自己并藏起那些可能比較脆弱的部分。坦誠相見的接觸必須要校正準確并且恰如其分，過多或過少，會招致痛苦。有時候，我們不想現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