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蘭與自家兄弟姐妹和小公爺同在一家私塾念書，明蘭字寫得不好，先生罰她抄寫鹽鐵論。一方面是鍛煉她的書法，一方面，鹽鐵論本身也極具思想價值。
明蘭一聽說是《鹽鐵論》，立即傻了眼。洋洋灑灑六十篇，6萬多字，讓明蘭三天抄完，怪不得明蘭一聽就呆掉了，為了求老師寬限一天，拿出了烹飪絕活，討得先生歡喜，寬限了一天，這6萬字，抄4天也是夠辛苦了。可見古代的私塾先生，是相當嚴厲的。
小公爺見不得明蘭受苦，送了她兩支紫毫筆，還說要替她抄一半鹽鐵論，可是明蘭拒絕了，畢竟先生是為她好。所以，她認真抄了鹽鐵論。鹽鐵論本就是為國家各項治國政策而辯論，或許也正是明蘭認真做好了先生的作業，所以，后來在先生問及 嫡庶誰好的問題時，她才能思路清晰，才思敏捷，不卑不亢，讓小公爺更是傾心有加。
漢昭帝始元六年，漢朝主政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接受諫大夫杜延年的建議，召開了一次鹽鐵論會議。會上以文學、賢良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就是否罷鹽鐵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漢宣帝時期，桓寬根據鹽鐵論會議記錄進行整理，形成《鹽鐵論》這部名著。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桓寬之所以將這本書取名為《鹽鐵論》，是因為朝廷僅僅接受文學、賢良的部分建議而廢除酒類專賣，仍然繼續保留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政策，“故寬作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義不盡行也。”
這次鹽鐵會議是在漢武帝長期內外經營之后召開的。漢武帝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生涯中，充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內興功利，外伐四夷。這些政治軍事大手需要耗費巨大的財力物力。為了彌補空虛的國庫，漢武帝實施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元狩四年。漢武帝采納東郭咸陽，孔僅的建議，實施鹽鐵官營。同年漢武帝下詔初算緡錢，對商人征收財產稅。元狩五年，朝廷下令鑄造五銖錢。元鼎元年，漢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議，試行均輸、平準。所謂均輸，是在郡國設置均輸官，負責收取各地民眾向朝廷進貢的土特產品。再拿到附近價高的地方出售，將錢交給中央。所謂平攤，是中央設置平準官，用價低買進、價高賣出的方法平抑物價。元封元年，在全國推行均輸、平準之法。元鼎三年，漢武帝下令告緡，罰沒偷漏稅商人的財產。天漢三年，漢朝推行酒榷令，國家實行酒類專賣。這些經濟政策的實施，一方面也重創了當時的工商業者。漢武帝晚年對自己的內外經營頗有醒悟，征和四年，漢武帝下《輪臺詔》，表達了追悔之意。霍光本人雖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是他的基本思想傾向是明確的。
是否罷鹽鐵酒榷均屬平準，是鹽鐵會議的中心議題。文學、賢良堅決主張罷鹽鐵官營，他們的主要理由是：
1、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算緡、鑄五銖等經濟舉措與民爭利，朝廷應該還利于民。
2、官府制作的鐵器規格統一，質次價高，不適農用，鐵官經常不在鹽鐵商店上班，民眾不能及時買到鐵器，貽誤農時，有些民眾不得不用木器耕種，吃無鹽的淡食，器用不便嚴重地影響農業生產，造成田地荒蕪，民眾生活貧困。
3、均輸、平準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了官吏強征賤買、因壟斷而導致物價飛漲、奸商囤積居奇等弊端，結果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并未帶來朝廷所期待的均衡勞逸、方便貢輸的好處。
4、鹽鐵官營支持了漢家外伐四夷的征戰，而長期戰爭影響了民眾的基本生活，內地民眾苦于兵役和徭役，邊境民眾則 苦于戍守防御，實在看不到鹽鐵官營給民眾帶來什么福利。
5、禮儀是立國的根基，而權勢財利是為政的殘賤，不推崇仁義就無法教化民眾，不大力務農就無法使國家富強。
桑弘羊等人堅持鹽鐵官營的理由是：
1、鹽鐵官營是朝廷為解決征討匈奴費用而采取的經濟政策，如果廢除，就會導致邊境軍費不足，不利于完成漢武帝未竟的外伐四夷大業
2、鹽鐵私營為諸侯反叛提供了經濟基礎，促進了豪強勢力膨脹和邪惡勢力聚集，造成不法奸商壟斷市場，形成“一家害百家”的惡果，因此不能放任鹽鐵私營。
3、官府資金充足，器具完備，鐵器規格和價格統一，鹽鐵官營無論對國家還是對私人都有利。
4、中國古代有“名山大澤不以封”的傳統，漢家實施鹽鐵官營政策完全符合古代傳統做法。
5、實施均輸、平準，是為了“平萬物而便百姓”，是出于富國民足的目的。
6、戰國秦漢之際儒生方士用五行配五方，這說明均衡有無、流通萬物是天地之道。
7、鹽鐵官營等經濟政策對內極大地開辟了山林川澤的財利，使各種貨物越來越豐富，朝廷經費充足，民眾生活不再困乏，農業根本和工商末業共同獲利，上上下下都很富足，對外則可以通過貿易獲取外國的資財，削弱敵國的經濟實力。
由于鹽鐵官營等經濟政策是由外伐四夷特別征討匈奴所引發，因此在后武帝時代，漢家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制定對待匈奴的政策，也是雙方辯論的一個重要論題。桑弘羊指出，中國在東、西、南三方邊陲已經消除邊患，只有北方匈奴尚未歸附，因此漢家要完成武帝的未竟事業，猛追窮寇，繼續征討匈奴，以短痛換取漢家的長治久安，不能讓伐胡事業半途而廢。他認為中國天子是全天下人的父母，而匈奴卻沒有向漢天子臣服，這是漢家所不能容忍的。如果不從事征伐和軍備，就難以平息暴力侵害，將黎民百姓推向敵人。文學、賢良則痛陳連年征伐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認為連年伐胡導致士死民疲，使人民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造成老母在家中垂泣，征人在前線忿恨，怨女在閨中嘆息的后果，希望漢家能夠休戰，與民休息。文學、賢良指出，匈奴住在沙漠之中，過著茹毛飲血的野獸般生活，中國沒有必要用禮儀去要求匈奴。尤其沒有必要犧牲無數將士的生命，去占領匈奴所居的不毛之地。文學、賢良高舉孔子修文德以來遠的旗幟，主張朝廷放棄武力，運用文教德化的方法來感化遠方異族，與匈奴和親，用道德感化的力量使匈奴主動前來歸附漢家。
除了辯論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算緡、告緡、鑄五銖錢等經濟政策以及伐胡論題之外，與會雙方還就一系列論題展開論戰，諸如對商鞅、鄒衍、李斯、晁錯、顏異、狄山、主父偃等人的評價，如何看待儒學價值、貧富原因、孝養父母、漢代奢侈風氣、官員貪腐、真假儒生、國家安全等問題，天子諸侯的園池是存是廢，當世要務是什么，要不要開拓邊疆，要不要遵守先王之道，什么樣的人才是賢才，究竟是以德治國還是以刑治國，朝廷應該堅持王道還是霸道，導致水旱自然災害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在所有這些論題上，辯論雙方都爭鋒相對，提出截然不同的思想主張。
文學、賢良都是當時的儒生經師，他們熟讀五經，思想完全來自先秦以來儒家闡述的經學，而桑弘羊雖然也引用儒家經典，但他更多地雜取法家、縱橫家、兵家、陰陽家等百家之說。漢代被學者稱為經學昌明時代，自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之后，漢家以儒家闡述的五經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鹽鐵論》中可以看到，身為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丞相史、御史居然會在朝廷學術會議抨擊儒學，嘲笑孔子，貶低王道，宣揚百家思想，而桑弘羊這位雜取百家之說的朝廷重臣，居然會深得漢武帝的信任。這說明即使在漢武帝尊儒之后，漢家官方學術思想并不是一刀切，君主往往會出于朝廷的需要而進行調整，臺面上所說和臺下所行并非完全以至。或許漢宣帝所說的“漢家霸王道雜之”更符合漢家官方思想的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