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女子系列】梅娘：黑夜中尋找光明
初識梅娘，很多人會被“南玲北梅”所吸引，會慨嘆一位與張愛玲齊名的民國女作家竟會被歷史遺忘至此。
2014年5月18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在梅娘逝世一周年后，刊登了謝其章的一篇文章《梅娘自編自演的“南玲北梅”》質疑了“南玲北梅的真實性”，謝甚至慨嘆自己失去了對梅娘最后的敬重、同情和理解。
我識梅娘，不拘泥其作品，而窺之一生，從名作家、右派到平反昭雪，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梅娘始終堅韌不拔，如是品質已然令人折服。
我們可以對歷史質疑，謝其章有理有據地揭露梅娘的自編自導，或許更能使我們全面地認識梅娘，但不影響我們佩服她堅韌不拔、樂觀冷靜的性子。
面對政治運動帶給她的災難，或許她也曾有過迷茫、猶豫、彷徨、無助和些許的妥協，但她仍在搖擺不定中堅守自我，用迎難而上的勇氣和堅強筑起自己強大的內心，她曾說：“真正的淑女，不會流眼淚。在心里挖口井，充足的鹽分會滋養強壯的生命。”
于我而言，欣賞梅娘，是因為無論現實對她文字多有誤解，她仍舊選擇用她的文字來愛這個世界，晚年的梅娘筆耕不輟，用心守護文字。
梅娘的前半生
梅娘，原名孫嘉瑞，1920年出生于被沙皇俄國割據的海參崴，成長于“滿洲國”（東北淪陷區）都城“新京”，父親孫志遠曾是東北實業巨子，后因拒絕擔任“滿洲國”的中央銀行副總裁和“通產大臣”的職位，舉家搬遷至華北。梅娘親生母親為偏房，在梅娘兩歲時，被正室趕出家門。
年幼無知的梅娘以為正室是自己的親娘，親近正室，喊她娘親。有一次，年幼的梅娘不小心踩壞了狐仙堂供奉的泥塑狐仙的尾巴，正室便用鞭子使勁地抽她，自此她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世，因為哪有親生母親會對自己女兒這般狠厲。
知道真相后，備受打擊的她為自己取名“梅娘”為筆名，諧音“沒娘”，暗含她童年時期因為愛而不得承受的痛苦。梅娘文章《我沒看見過娘的笑臉》深刻地表達了一個小女孩對母愛的渴求。
所幸梅娘有個疼她愛她的父親，父親孫志遠是白手起家的典范，在他身上書寫著一個山東少年一躍成為東北富賈的闖關東神話。一個有本事又疼愛自己的父親，使得梅娘四歲開始跟著前清老秀才讀經寫字，跟著老教員學數學，跟著俄國老太太學習英文。那時的她被父親被父親當成大家閨秀培養著。
梅娘《長春舊憶》中記載了父親買來勝家縫紉機，梅娘三下五下就在縫紉機上噠噠地踩踏起來，引來了姨娘們和姐姐們的詫異，也掀起了父親計劃開辦一家鐵工機器廠的想法。但天不遂人愿，九一八事件發生了，日本關東軍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并栽贓嫁禍給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此后不久，東北淪陷，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傀儡政權。梅娘父親實業救國的壯志被粉碎，也結束了梅娘無憂無慮的童年。
父親拒絕出任偽滿洲國要員之后，攜全家前往華北，他聯絡石友三、韓復榘等各地軍政大員共謀反滿抗日，終無結果，后被迫回到被日軍占領的故土。
1936年梅娘父親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向來崇拜父親的梅娘倍感悲慟，那時的她覺得家“像墓地一樣空曠和死寂”。
次年，梅娘在父親生前好友張鴻鵠的幫助下，與弟弟妹妹一同遠渡東洋留學。吉林女中的日本副校長村田琴給東京女子大學寫了一封推薦信，在信中她稱贊梅娘是自己教育出來的“滿洲淑女”。
抵達日本后，梅娘進入東亞日本語學校高級班學習。該校的創辦人是松本老人，他是一個中國通，并極力反對日本侵華的行為。松本老人對梅娘說：“日本進滿洲，是趁菩薩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給菩薩的油豆腐。”后來，梅娘回憶說：“侵略者造成的各種傷害，是嵌在我們的骨髓之中的。松本老人給我的啟迪，至今難忘。”
赴日留學期間，梅娘在神田街內山書店閑逛之時，遇見了自己的此生的愛人柳龍光。柳龍光，北京人，彼時的他在早稻田大學就讀經濟學。一心想將梅娘嫁給長春當地軍閥兒子的孫家，對他們的戀愛十分反對。梅娘堅定地認為柳龍光同自己的父親一樣，愛她且有本事，值得托付終身，她不顧家人反對，離開了孫家，并于1938年與柳龍光結婚。
此后，梅娘跟隨丈夫再次東渡日本，在日本期間，梅娘最具代表性的水族系列小說《蚌》、《蟹》、《魚》問世，三篇小說像是跟大家族陽關三疊式的告別禮，小說中的女主角都有著梅娘過去的影子，她們像水生動物一樣活著，卻最終鉆進那張早就鋪好的網。她在小說《蚌》里寫道：“與其賣給一個男人去做太太，還不如去做野妓。”
1942年梅娘與丈夫回到北京，柳龍光當時在日偽文化機構身居要職，是“東北作家協會”干事長，也是北京文化界出版界實權人物，同時，他又與中共北方局保持某種不為人知的活動，暗中支持抗日活動，營救進步青年。而梅娘受聘于北平《婦女》雜志，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寫作和翻譯上，以書寫女性為主，繞開政治，在官方倡導和個人興趣之間平衡得小心謹慎。
1943年梅娘的作品《魚》獲得了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賞的“賞外佳作”獎，次年同系列小說《蟹》也獲得了第三屆打動也文學者大賞正賞。
誰也不會知道，這些榮譽帶給梅娘的除了名聲大噪，還有傷痛委屈。
梅娘將獎金捐給了一家報社，作為一次短篇小說征文比賽的獎金。她以為如是一方面可以不得罪日本人，另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場。
可惜，歷史不給她辯解的機會。
日本戰敗后，柳龍光成了國民黨政府通緝名單上的“漢奸”，他向外人委婉地揭露他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使得他暫時躲過了國民黨政府的抓捕，但是躲不過1949年1月27日那一場著名的海難，他成為了上海開往臺灣“太平輪上”近千名遇難者中的一員。
對于這段時光，梅娘的大女兒柳青曾在回憶錄《未曾忘記的》寫道：“弟弟是暮生，三個月前帶著我和妹妹在臺北等待爸爸來過春節，不幸爸爸乘坐的太平輪在臺灣海峽遭海難喪生。太平輪是一艘由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的貨輪改造成的客輪，往返上海和臺灣基隆港之間，戰亂期間一票難求。輪船超載。爸爸并不是和國民黨一起撤退臺灣去，而是帶著北方局劉仁給的特殊使命：說服他的好友，內蒙古政府陸軍參謀總長烏古廷起義，為和平打通河西走廊，解放大西北而奔走。他正是陪著烏的家眷去臺灣的。得知爸爸的噩耗，媽媽選擇不留臺灣。雖然她有可能留在那里，或者接受日本大學的聘請去教書。但是她選擇回到大陸，回到新中國。這一選擇，不僅決定了她的，也決定了我和妹妹，還有肚子里懷著的弟弟的命運。”
梅娘這次的選擇使得她在后半生承受著常人無法理解的苦難，也使得三個孩子備受磨難，所以后來柳青始終無法釋懷母親的選擇，梅娘也平靜地說，她能理解柳青。
梅娘的后半生
1949年梅娘謝絕了去日本執教的邀請，回到大陸，在農業電影制片廠做編輯。那個時代，梅娘曾為“淪陷區”作家的身份，使得她被認定為“漢奸文人”。1952年在忠誠老實運動中，又被認為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遭到批判；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又因丈夫柳龍光的身份和個人歷史較為復雜被打為“日本特務嫌疑”；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革命分子，“文革”期間，梅娘又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公職，寫作權利被剝奪，并被送到北京昌平的一處勞改農場。
1959年，她13歲的小女兒因體弱多病無人照料，不久便在救濟院離世。大女兒柳青到勞改農場哭著告訴她時，她平靜地安慰著女兒。后來，她唯一的兒子孫翔在“文革”中串聯時染上肝病，治療幾年都不見起色，于是在23歲時就離世了。梅娘為了還醫院所欠下的賬，她在建筑工地上搬過磚，挑過土，和過泥。在北京的防空洞，從東四頭條到十條，梅娘都挖過。后來她還學會了泥瓦匠，不用拉線就把墻砌得又快又好。在街道做繡活時，這位神戶女子大學科班出身的淑女，繡得比街道大媽都漂亮。
十年浩劫期間，大女兒柳青或許是因為政治因素，或許是因為她始終介懷母親的選擇，她選擇和梅娘劃清界限，直到結束后兩人才恢復母女關系，梅娘說：“我不計較柳青給過我的傷害。”
梅娘的后半生幾乎是在被批判和洗白中度過的。
在1991年秋，梅娘到長春出席“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大會發言中，梅娘不談淪陷時期文學的學術意義，而是專門做了題為《一個插曲》的簡短的講話，只談到一件事：當年，作家袁犀在北平被捕，當時日本華北駐屯軍軍法處法官竹內義雄，出于日本反戰同盟者的立場，找她設法保釋，她勇于擔當，將袁犀營救出獄。她最后說：“我今天所以說到這段插曲，確是有感而發。袁犀沒能參加今天的大會，他猝死在稿紙上，他為中華民族奉上了一腔碧血。我只想約略地說說我們當時的處境是多么復雜與艱難，這其中的酸甜苦辣，豈是漢奸文人那紙糊的冕旎所能涵蓋得了的？這是一種鍥而不舍的民族之魂。當然這一切都是逝波了……”
梅娘想表達的是自己營救過革命分子，不應該被戴上“漢奸文人”的帽子。我想對于梅娘來說，她并不渴求自己當年的作品可以重新走入人們的視野，她大概想告訴世人“二元對立模式”非黑即白的觀點實在太過于武斷。
1996年4月6日，有關單位在組織召開了“《淪陷區文學八年》暨華北淪陷區文學座談會”。這個會本來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而準備的，但是，因為涉及到淪陷區文學，會議主辦者“為了避免本不應當成為問題的誤解和麻煩，一拖再拖，足足推了半年”。
也許知道會議召開過程中的波折，所以，參加這次會議的梅娘情緒上有些激動，她慷慨激昂地說：“過去我們評價歷史習慣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間色，這實際上是對歷史的裹讀。抗戰期間，中國有一半的國土淪喪，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淪喪了，個人無法選擇。怎么能說生活在淪陷區的作家就一概是漢奸文人呢?怎么能對他們的作品統統不予理睬，不予承認呢?解放初期，康濯曾經對我講過，你們寫的那些東西不要自貼封簽，不要自卑，自認為是漢奸不對。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這么多的漢奸，有些漢奸完全是人為造出來的。后來，康濯主持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時，把很多淪陷區作家的作品選了進去。我當時寫小說，是要想在高壓政策之下說點心里話。我們不拿偽政府的錢，也沒有受命于任何人去寫作。我所追求的，是敢于以人的良知來寫作，這是文學的第一職責。我寫的東西白紙黑字放在那里，可以接受檢驗。”（來源于張泉：《認識梅娘的歷史》）
梅娘不住地像世人闡述“二元對立”的片面性的同時，她也在歷史中掙扎和困惑，對于“白紙黑字放在那里”的作品，心有余悸的梅娘為了漂白自己的需要，干了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修改了自己的早期作品。有學者研究指出：“梅娘的修改，并非詞句的簡單調整，有時甚至是創作意旨的根本改寫。梅娘致力于個人歷史記憶再營造的同時，有時甚至不惜傷害文本精髓，將作品中流露自己在民族國家認同方面曾經歷的迷惑、動搖，艱于選擇的心路歷程以及表現殖民歷史的復雜形態等內容，統統修改、抹殺，作了“純凈化”處理——一除去殖民化的過濾，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歷史真相。”
其實梅娘無需隱藏在那段歷史產生的彷徨，而應該尊重歷史原生態形勢，保留時代的痕跡，給后人認識淪陷區人們復雜的精神和思想。后來梅娘也認識到了自己修改作品迎合某種意識形態的“沒必要”，她說：“《僑民》的修改，反映了我的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我在極力洗刷我的漢奸文人，其實這沒必要，很愚蠢。”
梅娘的一生像極了她筆下的蚌、魚和蟹，一生掙扎在時代的大網之中，她似以為自己能夠掙脫，但是選擇讓它在其中彷徨不定，最終進退維谷，幸運的是她等到了歷史還她真相的那一刻，更重要的是她從未因命運的不公和坎坷而妥協。
史鐵生在失去雙腿后痛苦迷茫，有人說，他還不如一位老太太堅強，那位堅強的老太太就是史鐵生口中的梅姨，也就是梅娘。晚年，梅娘喜歡看韓劇，每周都會打幾圈麻將，喜歡和來訪者坐在沙發上閑談。有時候，她會感慨道：“生命必然伴隨七災八難，韌才能支撐人類到達彼岸。”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鄭板橋的《竹石》——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幾度失去寫作權利的梅娘仍然作品頗豐，2013年5月7日上午10時35分，梅娘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2歲，遵照梅娘遺愿，不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式。
老人生前遺言：永遠感謝喜歡她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