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脫鉤存在必然性與階段性，由技術霸權爭奪、意識形態差異、全球治理主導權所構筑的中美結構性矛盾決定了脫鉤是長期趨勢，但短期內完全切割不現實。美國需時間重構供應鏈，我國則需消化過剩產能并培育新市場。
未來中美談判策略需堅守底線思維，應聚焦臨時性安排，避免簽署束縛長期發展的結構性條款。需預設協議失效觸發點，提前部署反制工具，以此來達到分層目的，短期緩解壓力、爭取產業升級窗口期，長期服務于雙循環，以東盟替代部分美國市場。
1985年"廣場協議"時，美國可通過美元貶值轉嫁成本，當時外債占比僅15%，如今國債占GDP比例接近100%，貶值將直接推高30年期美債收益率，觸發養老金體系崩盤。我國可采取外匯儲備多元化舉措，進一步鞏固本幣結算網絡。我方可探尋的區域經濟整合的破局路徑是，與東南亞進行基建綁定，開展產業協作，實施貨幣同盟。
面對從高增長到穩定增長轉變的挑戰，我國具備他國無法企及的優勢。我方具備更多的空間來防止潛在的增長率降低，人口從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的遷移還有改善空間。我國社會接受新思想和新舉措的敏捷程度很高，這對生產率增長產生重要影響。我方在部署必要政策措施方面相當迅速。
中美博弈的本質是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爾伯格陷阱的疊加——既要避免硬沖突，又要填補美國退縮留下的全球公共品缺口。中國的最佳路徑是：在東南亞復制中國2.0，2023年對東盟投資增速達18%，通過區域一體化對沖西方圍堵。歷史經驗表明，任何大國崛起最終都要實現戰略耐心與戰術敏捷的平衡，當下需要的是在半導體、新能源、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加速形成非對稱優勢，迫使美國在談判桌上接受新的力量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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