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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帕斯捷爾納克初次感覺到疾病的征兆。他的左肩胛骨開始發痛，沒過多久，就已經無法以坐姿書寫，只能站著謄抄話劇的開篇。大夫從他體內發現了積液，但他不相信。他想起當初在鮑特金醫院的一位病友，醫院也曾說此人患有神經根炎，體內有積液，可帕斯捷爾納克知道，這位病友患上了肺癌。

當年4月復活節那天，帕斯捷爾納克最后一次來到波塔波夫胡同，跟伊文斯卡婭相見。母女倆正在為伊琳娜·葉梅里揚諾娃的法國未婚夫喬治·尼夫送行，一場大病之后，他準備回巴黎休養。“鮑·列心情不錯，曬黑了，看起來跟健康人沒兩樣，依舊語出驚人。”在這次見面中，帕斯捷爾納克勸告伊琳娜·葉梅里揚諾娃不要移民。“你習慣于用蘇聯的條件向自己解釋人的愚蠢，可是在那邊，你會徑直遇到愚蠢，遇到卑鄙與無恥，而這些都是無條件的，對你會是一種精神上的打擊。可我相信你的命運。”他還稱贊了喬治·尼夫——為他的率真與質樸。幾個人喝了兩瓶“寡婦香檳”。[1]帕斯捷爾納克說他想寫一本書，關于文明的意義，關于藝術中的人性在俄羅斯和西方的淪落。“不，這當中總該有某種意義，理當如此！”他打算把這些思想的一部分帶入阿伽松諾夫之口，通過劇中人物來預斷藝術在未來時代的命運，或者寫下單獨的篇章。傍晚，他和伊文斯卡婭一起去了別列捷爾金諾。她回自己的住處，他回“大別墅”，在那里接待了同他長期通信并首次來訪的雷娜塔·施韋澤。書房里的簡短交談過后，他領她去跟伊文斯卡婭相識。施韋澤動不動撲過來吻他，他假裝生了氣，請求伊文斯卡婭諒解。回到家時，他在過道里一邊脫衣服，一邊嘟噥道：“大衣真沉啊！”然后卻在復活節的餐桌前坐了許久，又是一番激情的言談，喝了許多酒，很開心。

次日，他的胸部出現了劇烈的疼痛。伊文斯卡婭帶他找一位熟識的神經外科大夫，吉森加烏森男爵夫人[2]。她查看了他的身體，贊美了他年輕時的詩文，用沉靜的女低音宣稱，未發現任何大問題。帕斯捷爾納克略微打起了精神。

4月末，他的病癥明顯惡化。他費力地來到別墅管理處，往莫斯科打電話。伊文斯卡婭詢問他感覺如何，他用虛弱的聲音說：“哎，活不到一百歲！”同時從另一只話筒聽他們談話的葉梅里揚諾娃叫喊道：“你能，能活到！”

4月20日，施韋澤前來道別，將她侄子一副帶有寓意、題為“老虎”的圖畫贈送給他，老虎一條后腿畫成黑色，男孩的意思是，帕斯捷爾納克在故土玷污了自己。帕斯捷爾納克興奮地贊嘆道：“這是小夏加爾[3]！”當即給男孩寫了明信片，表示謝意。帕斯捷爾納克送別施韋澤，從門前的臺階上向她揮手，艱難地回到樓上的書房，對尼娜·塔畢澤說：“請別嚇唬濟娜和廖涅奇卡，可我相信，我得的是肺癌，肩胛骨疼得要命。”

4月23日，他又一次去“小別墅”找伊文斯卡婭（注：帕氏情人）面色蒼白，神情惶然；她回憶道，他那樣吻著她，仿佛想要還原生命、健康、力量……

5月1日，克拉謝寧尼科娃來看望他。按照她的講述，葉甫蓋尼·鮑里索維奇寫道：“他請她一道進行懺悔儀式，雙眼閉合，變形的面容發亮，一口氣背誦了所有相關的祈禱文。儀式的力量和活生生的基督降臨之感是如此驚人，甚至當他意外地說到死亡的迫近，也成了細枝末節。”

五月的節日期間，雨下個不停。伊文斯卡婭和女兒搬回了別列捷爾金諾的住處，等待帕斯捷爾納克，卻不見他的蹤影，直到5月3日傍晚，科馬·伊萬諾夫送來了他像往常一樣樂觀的書信。帕斯捷爾納克稱自己患有心絞痛，血壓過高，神經衰弱，“別難過，我們要戰勝的不是這種東西”信的結尾說。

5月5日，他的病情突然加劇，卻沒有改變日常作息。第二天，他想洗個頭，胸口和肩部一陣急驟的疼痛差點讓他失去知覺。懷疑是心肌梗塞。心電圖未顯示任何異常。根據5月9日的心電復檢，涅恰耶夫醫生斷定為深度雙部位梗塞，弗赫利森教授支持這一診斷，于是，文學基金會門診部為帕斯捷爾納克派來了安娜·戈洛捷茨醫生。

他已經躺倒在床榻上，在一樓的鋼琴房，不被允許起身。他的弟弟和弟媳趕到了別列捷爾金諾，塔瑪拉·伊萬諾娃[4]也時不時來看望。帕斯捷爾納克沒有喊疼，只是為禁止翻身側臥而痛苦按規定必須平躺。他睡不著覺，不禁思前想后，連聲喟嘆，對護士說這是“沒有夢的噩夢”。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說，他晚上通常會吃點東西，以便更好地入睡。醫生允許夜里十一點給他喂食，但他還是睡不著。

帕斯捷爾納克受不了別人看到他胡子拉茬的模樣。他讓兒子給他刮臉，廖尼亞照辦了。閱讀同樣不許可，他卻依然說著、想著文學，囈語中念叨的也是文學：“莎士比亞和歌德的譯本之間相互爭吵，吸引我，又消失不見了。”

護士告訴他最好別說嚴肅的事情。

“那我該說什么？”他生氣了。“我說的難道不是左肩胛骨？可它不會講俄語。”

他不斷地向幾位護士致歉：瞧，我病了，你們不得不照料……

“您有什么錯？”

“我的左肩胛骨早就出現了不適和疼痛，但似乎并不嚴重。而有時也會很嚴重，以至于不敢承認。原先我以為，通過病體內部的抵抗即可戰勝疾病。我錯了，是我給自己造成了這一切。”

這種相信身體狀況取決于精神狀況的觀念，完全是帕斯捷爾納克式的。難怪兩三年前的一天，當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問到他有什么抱怨，是精神的還是肉體的，他大聲說：“我生來不是為了以肉體的方式感知自己！”

樓上，他的書房里正在維修。沒完沒了。關于修繕的話題，伴隨了他一生，如今再度浮現。

卓婭·瑪斯連尼科娃帶來了這時節少見的櫻桃，榨汁給他喝。他的進食已經很困難了，說了一句：“好極了。”

13日晚上，情況更糟了。他第一次叫喊肚子疼，夜里，對安娜·戈洛捷茨說，他生命的歷史不會隨著疾病的歷史而終結。“往后議論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接下來，所有人都會認可。不管怎么說，我終歸是諾貝爾獎得主。”

心電跡象每況愈下。腿部也開始疼痛。在鴉片全鹼的作用下，他似醒非醒地說：“兩個腳跟像我忘了他們姓名的私敵，自作主張。”即便如此，他卻不讓護士靠近，直到妻子給他梳洗完畢，他自己親手裝上假牙。他稱之為“活在牙齒下”。

5月14日，應伊文斯卡婭的請求，1952年為帕斯捷爾納克治療過心肌梗塞的多爾戈普羅斯克教授前來查看他的狀況。次日做了會診，斷定是胃癌。未告知親屬。給他注射了強力鎮痛劑，他睡著了，一醒過來就問：

“列昂諾夫在哪兒？”

“列昂諾夫沒來”，護士回答。

“他剛才還坐在這兒，我們聊著《浮士德》……請別再給我打什么麻藥了。”

為緩解病痛，給他使用了氧氣帳，這樣一來，他就能入睡了。

有一次，護士問道：“您自我感覺怎樣？”

“一切都有可能發生，但在此過程中，我內心平靜”，他回答道。

他不再喝他喜歡的濃茶。他得知自己有潰瘍，又不知聽誰說，在此情形下，味道濃郁的飲食對身體最有害。開始拒絕家庭女工塔尼婭為他準備的食物：“在這個問題上，她簡直愚蠢透頂。”

“瞧您說的，塔尼婭奉獻了整個一顆心！”

“她奉獻的是心，臟污卻留下來。”

他對尼娜·塔畢澤說：“我愛你們所有人。但如今，我已不存在，只剩下胸口和肚子里一團亂糟糟的東西。”

荷蘭人送來一大束郁金香，他請求不要帶進房間，因為不喜歡花瓶里的鮮花，只喜歡大自然里的。他每天都問櫻桃是否已經開花。那是一個濕熱的五月，但櫻桃遲遲未開。“在我生病期間，我寧愿天是陰的”，他傷心地說。他受不了熱天氣。

安娜·戈洛捷茨稱贊了他年輕人般健康的肌肉、彈性的皮膚。五月的最后日子里，他卻越來越消瘦。他最害怕的是，親人們提出把伊文斯卡婭叫到他身邊來。戈洛捷茨猜測，在他看來，這意味著他的情況沒救了。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甚至打算在她到來之際離家外出，他拒絕了這個主意。

在5月18日的晨檢中，戈洛捷茨觸摸到他左側鎖骨上部有病灶轉移，便立刻趕往莫斯科，尋求咨詢。

傍晚，又給他擺設了氧氣帳。他幾乎動彈不得。

“看我變成了什么！落入了書頁之間枯燥的表格。”

瑪爾法·庫茲米尼奇娜是一位上了年紀、態度嚴厲的護士。帕斯捷爾納克對她說：“瑪爾法·庫茲米尼奇娜，您大概沒有受過生活的寵愛。但您有一顆善良的心，您如此威嚴，愛惜名譽，您一切都能辦到，只要您愿意。請為我做點什么吧，瑪爾法·庫茲米尼奇娜，我真想活下去。您別急，請坐下，考慮考慮再去做……我過著雙重的生活。哦，要是您了解她，您就不會譴責我。您也曾有過雙重生活嗎？”

他再未跟任何人說過伊文斯卡婭，只是偶爾打發十六歲的護士瑪麗娜·拉索辛娜去伊文斯卡婭那邊，安慰她。

5月22日，在自己的兄弟、一位著名的放射科專家幫助下，葉蓮娜·塔格[5]居然把一臺透視儀搬到了別墅。

“喏，這下好了”，帕斯捷爾納克說，“一切都會弄清楚，會是另一種結果。”

根據透視圖像，塔格教授斷定是左肺癌腫，而且兩片肺葉均有擴散。這是一種最迅速的癌變，通常由強烈的精神打擊所導致。看來，癥狀是從1959年最后數月開始發展的，當時形勢模棱兩可，當局直接的威脅取代了迫害。

透視過后，帕斯捷爾納克瘦得厲害。第一次不戴假牙。這副義齒就這么擱在他床頭，在一只琺瑯脫落的褐色匣子里。匣子跟了他許多年。始終完好無損。

護士告訴他，片子上表明是慢性肺炎。他不信。

23日，文學基金會門診部主治大夫來看望他。“可愛的大夫”，他說，“有點兒像費定。（注：蘇聯作家，帕氏的鄰居）”

一些外國記者時刻守候在別墅附近。整個莫斯科都知道了診斷，西方也有所了解。帕斯捷爾納克要求把妹妹利季婭從倫敦召回。她原本準備立刻啟程，但蘇聯大使館延誤了簽證。

5月27日凌晨4點，帕斯捷爾納克的脈搏消失了，給他打了幾針，才恢復過來。“我感覺很好。本來什么都感覺不到了，可你們的針劑又把我帶回到不安。”

“假如就這樣死去”，幾天來他重復著同一句話，“也沒什么可怕的。”

“生命美好”，他對護士說，“如果生命延續，我將用它反抗庸俗。在世界文學和我國文學中。太多的庸俗。人們的書寫文不對題。”

他還說，要寫護士的工作：“嗯，是的，你們是勞動者。世上的麻煩如此之多，任何活動都如此復雜和艱難，在這里卻展現得如此高尚、真摯和無私。這就是我要寫的。”

又問奧列沙（注：蘇聯作家）是否還活著。他不知道，奧列沙于四月病倒，五月初就去世了。

“我感覺自己周圍充斥著污穢”，他對長子說，“聽說應該吃東西，好讓胃口動起來。但這很折磨人。文學界同樣如此。認可根本算不上認可，而是一無所知。沒有往事的回憶。人際關系以不同方式毀壞了。仿佛置身于一堆穢物。不僅在我們這兒，全世界到處都一樣。為保全人的自由不羈的天賦，整個生命都成了一場同絕對鄙俗之間的對決。整整一生消耗于此。”

5月27日，為他輸了血。他說自己在戰爭期間獻過血。當針頭從靜脈拔出，血液流到了床鋪和醫生的白大褂上。

“血腥的畫面”，帕斯捷爾納克說。

第二天早晨，他問醫生：

“您收治過我這樣心肌梗塞之后出現并發癥的病人嗎？”

“是的”，醫生回答說。

“他們康復了嗎？”

“是的。”

“那就說說他們的名字吧。”

她說出了幾位作家的姓名。他似乎平靜了。

夜里，值班護士當他面睡著了一會兒，很快醒過來，感覺他正看著她。

“對不起”，護士難為情地說。

“沒關系”，他微笑了一下，“您的狀況不錯。”

有一次，戈洛捷茨請他朗讀。

“要知道，我自己就在寫書，為什么要我讀別人的？”他有點氣惱地答道。

28日，他的病情徹底惡化了。

“既然你們知道一切”，他對護士說，“又何必用這種索套把我的生命拴在里面？請看看自己的心靈深處。生命是美好的，非常美好。但終究難免一死。”

到了第二天，他卻迫不及待地等著輸血，因為第一次輸血后，他感覺好得多。叫來了廖尼亞，問他考試情況如何。傍晚，熱尼亞也來了。帕斯捷爾納克叫他來，但一句話都沒說。

卡希爾斯基教授是唯一一位未收取診費的大夫。他說，帕斯捷爾納克只剩下不到五天光景了。一星期過去，帕斯捷爾納克卻還活著。5月29日，尼娜·塔畢澤來探望。他像往常一樣，抓住她的手，摸了摸手指，說了一句：“蓋那茨瓦列。” [6]塔畢澤當天特意涂了點口紅，穿得比平時鮮艷些帕斯捷爾納克說過，她和濟娜完全變了，顯得不成樣子，他還一再說自己就要死了，這會讓她們擺脫對他的擔憂。尼娜決定以一副略顯年輕和新鮮的面容出現在他面前：

“您的身體有好轉，我和尼娜看起來也挺好！”

他搖搖頭說：“不，尼諾奇卡，我的身體糟透了，你們倆也不怎么樣。”

5月30日早晨，像平常一樣，他讓妻子給自己梳頭，俏皮地說，分頭不是這么刷出來的。等候輸血。醫生半天未做決定，他不知道是為什么。輸血終于開始了，一股鮮血從他喉嚨里噴涌出來。

“麗達[7]已經上路了”，長子反復說，“等她來吧”。

“麗達，這好呀”，他說。

他請妻子單獨跟他待在一起。

“我愛生活，我也愛你”，他對她說，“但我與你離別并無遺憾：周圍有太多的庸俗，不僅在我們這里，整個世界都一樣。無論如何，我都不會與之和解。我對你感激不盡。”

他讓妻子把兩個兒子叫到跟前。

“怎么樣，我們該告別了吧？”

這句話夾帶著疑問。

“你們兩個是我合法的兒子我死以后，除了自然的悲傷和痛苦，除了這一損失本身之外，你們不會受到任何威脅。你們是被法律所承認的。但我的存在還有另一面，非法的一面。它在國外廣為人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的命運、我的事業中的遭遇，尤其是因為近來卷入的諾貝爾獎風波……等麗達來了，她會關注這些情況。有很多東西，她應該不僅從你們這里得知。麗達會處理好這一切……這是非法的一面，在我死后，誰都不可能維護它。你們懂了嗎？”

“您是想說”，熱尼亞問道，“您要把您留下的一切托付給我們，對嗎？”

“不，根本不是這個意思。我希望你們與此無關，但愿這種迫不得已的淡漠不要讓你們難堪，成為累贅。”

他的喘息變得急促了。

“你們下一個程序是什么？氧氣帳嗎？那就用氧氣帳吧。”

他對托著他頭部的瑪爾法·庫茲米尼奇娜說：

“我有點聽不清。眼前好像有一團霧。不過，這終究會消退吧？”

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和兩個兒子一直守在他身旁。

當晚十一點，他對妻子說：

“請原諒。”

停頓了片刻，又說：

“我快樂。”

2

與此同時，在他終生與之過從密切、交往偶爾也有中斷的那些人中間，正在籌備一場恍若神秘劇的酒宴：有人忙碌于宴席前，查看大家是否都已來到他喜愛的地點；主持人紀齊安·塔畢澤一邊安排客人們就座，一邊斟滿用來罰酒的碩大角杯，為操持盛宴的權利而自豪；帕奧羅的朋友建議弗拉基米爾[8]的朋友不必從一開始就將情況道明（“想想您當初的感覺”），萊納占據了略近的位置：“我總算能見到他了！”一群老者聚到近前：喂，快點兒……人們尚未各自落座，閑談一如平常：哎呀，要是預先知道，有誰會耽擱哪怕一分鐘！事實上，假如前天不被干擾，他恐怕早就出現在這里了。即將到來的歡聚的氣氛吸引了所有人包括對他心懷怨恨者，盡管這類人，應當承認，遠比通常此等重要客人來臨之際要少。計劃反復斟酌。方案一改再改，需要立即將他列入其中，因為他這個級別的大師在這里也會爭先恐后，況且您知道，這是非凡的時辰。幸福的等待達到高潮，想到他最終的旅途之艱辛，也不再有人覺得傷感：歸根結底，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一程，沒什么大不了。他曾經頻頻做出異樣之舉，仿佛早已（不在人世）……就本質而言，倘若所有人都有這般舉止，世界又該多美好！

旋風飛舞，烏云疾馳，群星傳遞眼色；一切均已齊備，騰空了走廊，餐桌上完成了最后的擺設；忽然間，從天上的歡宴透出一道蒼白的反光，將他親手栽植的櫻桃樹的林蔭映得發白。五月里不常見的熱天。活動定于十一點二十分進行；“他來了，他在這兒！”，坐席間傳來竊竊私語。帶著無限誠摯的表情，帕奧羅和紀齊安向他迎面走來，沒有誰跟他們競爭最先歡迎他的權利。他環顧四周，看到無數模糊的人影排成隊列，隱沒于慶典的金輝；所有人都懷著悲欣交集的復雜心情，漸漸地，欣喜明顯占據了上風。他已經聽到樂師們調試弓弦。只等他首先致辭，宴飲即可展開；無須在此字斟句酌并為之勞神顯然，每個人都能夠正確地理解。奇怪的是，呼吸越來越輕松。他朝著朋友們邁開腳步：面前是連綿的祝酒，華麗的辭藻充滿敬意。此時此刻，只要一句無比簡樸的話語就已足夠，只要一個詞，他們就會認出原先的他，不懷疑他的真實。因為自己幸福之至的感悟再度神奇地吻合于現實，而洋溢著喜氣的現實則無限超越了這些感悟，他的心頭不由得涌起快慰，他向迎面而來的人們俯首示意，簡短地說了一句：

“我快樂。”

一片歡呼聲響起：這依然是他，是真正的風華正茂的他。其余人以為，他轉身面對他們，大概是想說，他感到歡欣為他們的光臨，為安然死于家中，或者為他遭受的苦難終于結束，然而，所有這一切其實都已無關緊要了……

尾聲? 死后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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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太陽信守諾言/如期而至，透過窗口/將橘黃色的光線/斜射在窗簾和沙發之間。”[9]1960年5月31日的清晨來臨了這是人世間失去帕斯捷爾納克的第一天。

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和家庭女工塔尼婭一起洗凈了他的身體。早晨六點，伊文斯卡婭匆匆趕來，沒有遇到阻攔。她在床邊待了許久，與他無聲地道別。她感覺他似乎余溫尚存，手仍然是軟的。6月1日，城里運來了棺木，將遺體殮入。文學基金會派來兩名操辦喪事的人員，向濟娜伊達·尼古拉耶夫娜詢問，她覺得葬禮該如何進行。“要讓音樂不斷奏響”，她答復道，“我的心情平靜，事情也要辦得平淡、簡樸，就像他平淡、簡樸的一生。”

靈柩停放在餐廳。體格健碩、發胖的尤津娜被人攙扶著，費力地登上臺階。她、斯塔西克·涅加烏斯和里赫特[10]分別演奏了樂曲。在小提琴和大提琴伴奏下，尤津娜彈了帕斯捷爾納克心愛的三重奏柴科夫斯基的《追憶一位偉大的藝術家》。[11]然后單獨彈奏了舒伯特的多首樂曲。雕塑家維連斯基從死去的帕斯捷爾納克面部翻制了面模。鮮花簇擁著靈柩，絡繹不絕的人群從旁邊繞過，跟他告別。

黃昏時分，伊琳娜·葉梅里揚諾娃和喬治·尼夫前來送別帕斯捷爾納克。向來懼怕死亡和死人的伊琳娜對他冰冷的遺容深感震驚：她從未見過他梳分頭的樣子，原先他額頭上總是留有下垂的額發。

“躺在這里的簡直就是另一個人一副高貴的面容，年邁、靜穆、消瘦，譴責的（不，不如說是嚴厲的）神色。曾幾何時，這樣的人完全有可能活在世上，但不是鮑·列，而是別的什么人。死，無論他有過多少對它的思索，無論他就此寫過多少文字并且多少次準備迎接它，都不曾接近他。死并非來自他的日常生活。他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死并不能適應他它直接偷換了他。這變化令我如此驚顫，甚至哭不出來。倒像是如釋重負。我沉思了片刻，恍然大悟：這一切與他何干？這不是他，不是！

我和喬治·尼夫相互看了一眼。是的，鮑·列不在這個空間。可他又在哪里？我無法描述自己的感覺。或許，這是我一生中絕無僅有的宗教體驗。心顫動起來：萬一呢？萬一，難道是預兆與暗示我們不會死，直到最終也不可能死？存在萬一嗎？

大家走出來，站在門廊邊。他在這里，與我們同在。瞧，這是他愛過的天空、樹木，這溝渠、遠處的鐘樓，春日里斜落的太陽所有這些都是更大的他，超過我們留在房間里的那個。這的確是對于奇跡的感受。就這樣剎那間，出其不意地，它與我們這些未及準備的唯物主義者不期而遇。

返回到村莊。奇跡沒有拋開我們。它從每一條細小沙路的轉彎后面望著我們。從半干的小溪邊。從一片荒誕的干草垛如今，對我們來說，這片草垛永遠就在沒有月光的長長草棚的陰影里[12]……而更多地是從天空。奇跡跟隨我們，一直走到那座屋舍，然后消失了，讓我們獨自跟混沌與恐懼待在一起。但關鍵是，它曾經來過，轉瞬即逝，這便給了我們力量。”

傍晚，來自別列捷爾金諾教堂的大司祭約瑟夫給他做了安魂祈禱。葬禮定于6月2日這天。基輔火車站郊區線路售票窗口旁，貼出了一張手寫的通知：

“同志們！1960年5月30日深夜至5月31日凌晨之間，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鮑里斯·列昂尼德維奇·帕斯捷爾納克與世長辭。民間祭禱儀式將于今日15點舉行。別列捷爾金諾站。”

刊登在《文學報》上的公告，作為報復死者的實例，作為卑鄙的明證，足以載入史冊：“蘇聯文學基金會理事會宣告，由于長期身患重病，作家、基金會成員帕斯捷爾納克·鮑里斯·列昂尼德維奇于本年5月30日去世，終年70歲，故此向死者家屬表示慰問。”

整個村莊的人們，身著最好的嶄新衣裝，都來為他送行。從莫斯科趕來了許多花白頭發的女士和神情嚴肅、身板挺直的老者為這些昔日的少男少女，他書寫了自己的作品；他們早已不再相聚了。這曾經是莫斯科日益稀少的一小群舊知識分子，他們關系密切，從他身上找到了自我慰藉與辯白。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毀于時代，但終究不可能毀掉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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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凱歌香檳”，創立于1772年，1805年，酒廠老板不幸去世，他的年輕遺孀繼承了丈夫的事業，不斷追求完美和創新，釀造出品質超群的產品，從而使“凱歌香檳”成為世界最著名的香檳品牌之一。

[2] 原文如此。

[3] 馬爾克·扎哈洛維奇·夏加爾（18871985），白俄羅斯裔法國畫家，二十世紀先鋒派繪畫藝術的杰出代表，出生在沙皇俄國，1922年離開蘇俄遷往西歐，最后定居在法國。

[4] 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的妻子。

[5] 葉蓮娜·米哈伊洛夫娜·塔格（18951964），俄蘇詩人、散文家、回憶錄作者。

[6] 格魯吉亞一個常用語的俄語音譯，相當于“親愛的”、“我的朋友”、“同志”，表示對聽者的喜愛與敬意。

[7] 利季婭的愛稱。

[8] 此處的“弗拉基米爾”或許指的是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隨后提到的“萊納”指萊納·里爾克。

[9] 引自《八月》（1953）。

[10] 斯維亞托斯拉夫·特奧菲洛維奇·里赫特（19151997），德意志血統的烏克蘭鋼琴家，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鋼琴藝術家之一。

[11] 這是柴可夫斯基《a小調鋼琴三重奏》的副標題。

[12] 引自《愛吧，走吧，雷雨未停息》（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