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復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斗，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于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茍取于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人事考察條例，也就從這里著眼。按照規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滿應當入京朝覲述職，由皇帝及有關部門核定他們政績的優劣。但是全國有1100多個縣，任何精明強干的人事官員也無法詳細知道他們的具體成績，而只能在大節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個地方官所統轄的地區安靜無事，稅收沒有多大虧欠，該地區的民風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頑”，這一位地方官必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為“京察”，考察也很難根據實際能力和成績，而大抵是視其人事應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對這種考核總是戰戰兢兢，因為一旦得到一兩個不良的評語，則一生事業可能立即付諸東流。本朝歷史上最嚴格的數次考察，曾使兩千多文官停職降級。在當政者來說，沒有這樣的辦法，朝廷上就無法去舊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來說，這樣大批的斥退的確令人寒心，于是他們更要互相照顧，以作為保護安全的必要手段。
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恒不變。古代的圣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注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鐫刻，以為后人的典范。
他的前任和后臺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能夠記憶千頭萬緒的詳情末節，同時又極能了解各種人事的機微。在隆慶皇帝去世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廷臣都厭惡高拱，而對張居正卻表示好感。甚至他為了獲取首輔的地位，不惜與大伴馮保周旋，并以此得到慈圣太后的垂青種種情節，也得到同僚的諒解。1572年他開始為文淵閣主人，確實是一帆風順。然而在10年之后竟身敗名裂，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的主角。申時行對這一悲劇的內容十分了然，張居正的根本錯誤在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作必要的讓步。申時行生平不愿宣揚別人的缺點，對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會妄加批判。他只是從這悲劇的內幕中得到了教益。
張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這一文官制度受各種環境之累，做事缺乏條理。張居正力圖振作，要求過于嚴厲，以至抗拒橫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猶可利用權勢壓制他的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業也隨之付諸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