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資治通鑒》第二卷
魏國相府，哀風愁云，老公叔痤躺在塌上，正在與死神做拔河比賽，呼吸急促而困難。他之所以撐著一口氣不肯就死，是因為他還在等一個人，要交代一件大事。
公叔痤所要等的這個人就是魏國國王魏惠王，魏惠王當時剛剛上臺不久，大小事務對公叔痤多有倚靠，如今公叔痤大病不起，自然要來探望。
魏惠王來到相府，瞧見公叔痤躺在榻上，像個破風箱，知道他將不久于人世，便問道：“如果您不幸去世，國家大事如何來處置？”公叔痤說：“我府內有個中庶子，叫公孫鞅，此子年紀雖輕，卻有奇才，希望國君把國家交給他來治理！”
魏惠王聽罷，默然不語。公叔痤見狀，又說：“如果國君您不采納我的建議而重用公孫鞅，那就要殺掉他，不要讓他到別的國家去。”
魏惠王離開相府，對左右近臣說：“公叔痤病入膏肓，真是太可憐了。他一會兒讓我把國家交給公孫鞅去治理，一會兒又勸我殺了他，豈不是糊涂了嗎？”
公叔痤對魏惠王提到的公孫鞅，出生于公元前395年，死于公元前338年。因為公孫鞅來自衛國，所以也有人叫他衛鞅。后來，秦孝公把商地封給公孫鞅，人們才改叫他為商鞅。
等魏惠王離去后，公叔痤又召見公孫鞅，道歉說：“我必須先忠于君上，然后才能照顧屬下；所以先建議惠王殺你，現在又告訴你，你趕快逃走吧！”
公孫鞅聽了這話，真是既好氣又好笑。公叔痤這個好好先生，既對魏惠王盡了忠，又對公孫鞅盡了義，都已經是快死的人了，還想著如何兩頭討好、兩頭不得罪。
遺憾的是，魏惠王和公孫鞅都不準備領情。魏惠王不領情是因為愚蠢，公孫鞅不領情則是因為看透了魏惠王的愚蠢。
所以，公孫鞅搖頭說：“國君不能聽從你的意見任用我，又怎么可能聽從你的意見來殺我呢？”因此，公孫鞅沒有馬上逃出魏國，魏惠王也沒有對公孫鞅怎么樣。
公元前362年，秦國的秦獻公去世，他的兒子嬴渠梁（秦孝公）繼位。
此時秦國所處的情況是，黃河、崤山以東有六個強國，淮河、泗水流域十幾個小國林立，楚國、魏國與秦國接壤。魏國筑有一道長城，從鄭縣沿著洛水直到上郡；楚國自漢中向南占有巴郡、黔中等地。各國都把秦國當作未開化的夷族，予以鄙視，不準秦國參加中原各諸侯國的會議盟誓。
排外情緒歷來有之！泱泱“中國”只有在被“外來者”揍疼了，才會睜眼看世界。自以為中心的“中國”思想，對中國的發展進步歷來禍害不小。
嬴渠梁正是受到這種排外觀念的刺激，決心要發憤圖強，整頓國家，修明政治，讓秦國強大起來。
嬴渠梁當時才21歲，卻雄心勃勃。為了達到心中的目的，他向天下發出了招聘人才的告示，說：“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一個國家希望由弱變強，最關鍵的是人才。嬴渠梁目光如炬，看到了問題的本質，誠意招賢納士，很不簡單！
但真正吸引公孫鞅的，是嬴渠梁所說的“奇計強秦”這四字。“奇計強秦”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彎道超越”，弱者想要趕超強者，如果亦步亦趨，只能是永無出頭之日，所以需有“奇計”，不走尋常路。嬴渠梁能看到這一點，不僅不簡單，而且很了不起。
于是，公孫鞅只身前往秦國。
在當時的幾大諸侯國中，秦國可算是最為貧窮落后的國家，公孫鞅又是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所以剛開始很不適應。更令公孫鞅沮喪的是，他無法馬上面見嬴渠梁。后來，公孫鞅只好通過景監這個內宮太監，才得以見到嬴渠梁。
后世對公孫鞅通過太監景監得見嬴渠梁頗有微詞。其實這并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歷朝歷代，不要說通過太監，就是通過后宮的關系往上爬的人也不在少數。自古成大事者多務實而不拘小節，何況公孫鞅當時的情況也不容許講究這許多。如果他被虛名所困，被細枝末節所束縛，他就無法見到嬴渠梁，還談什么成就大事業？
事實上，嬴渠梁的秉性與公孫鞅相似，他也是個務實而不講究虛名的人。
公孫鞅第一次見到嬴渠梁，試圖以的王道來說服他，結果嬴渠梁毫無興趣，聽得哈欠連連，根本聽不下去；第二次公孫鞅再見嬴渠梁，試圖以霸道之術說動他，嬴渠梁還是無精打采，心不在焉。
經過這兩次試探，公孫鞅大概了解了嬴渠梁的為人，于是拿出他的看家本事，說出變法圖強的辦法。嬴渠梁果然聽得津津有味，與公孫鞅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公元前359年，公孫鞅準備開始實行變法改革，但秦國的貴族都不贊同，于是公孫鞅與秦國的貴族之間發生了一次辯論。
公孫鞅說：“對下層人，不能和他們商議開創的計劃，只能和他們分享成功的利益。講論至高道德的人，與凡夫俗子沒有共同語言，要建成大業也不能去與眾人商議。所以圣賢之人只要能夠強國，就不必拘泥于舊傳統。”
大夫甘龍（秦國貴族代表）反駁說：“你說得不對，按照舊章來治理，才能使官員熟悉規矩而百姓安定不亂。”
公孫鞅說：“普通人只知道安于舊習，學者往往陷于所知范圍不能自拔。這兩種人，讓他們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們商討舊章之外開創大業的事。聰明的人制訂法規政策，愚笨的人只會受制于人；賢德的人因時而變，無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公孫鞅的意思很清楚：其一、真理只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有效決策無需人多，人多則嘴雜；其二、做大事不能受制于愚蠢的人，因為愚蠢的人缺乏遠見，目光短淺又喜歡安于現狀，不希望變法，所以，我們要做聰明之人、做賢德之人；其三、秦國想要富國強兵，不再受制于人，就必須實行變法，打破舊有的思維習慣和利益體系。
嬴渠梁顯然聽懂了公孫鞅的意思，贊成道：“說得好！”并馬上任命公孫鞅為左庶長，讓他制定變法的法令。
法令已詳細制訂但尚未公布，公孫鞅擔心百姓不相信變法，就在國都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桿，下令說，如果有人能把木桿拿到北門去，就賞給十金。
從南門搬一根木桿去北門就能得到十金，這抵得上老百姓幾年辛勤勞動的收入，天下哪有這么便宜的事情？老百姓們都覺得此事不可信，所以沒人動手去搬。
公孫鞅于是提高了賞金，說：“能搬過去的，賞五十金。”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終于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走出來。他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半信半疑地把木桿搬往北門，后面跟著一大群看熱鬧的民眾。
當他把木桿搬到北門，公孫鞅果然立刻賞給他五十金。百姓因而相信秦國政府的公信力，相信公孫鞅的變法政令。
這就是歷史上“徙木為信”的故事。
徙木為信，歷來被看作是公孫鞅講誠信的證據。其實，公孫鞅并不看重個人誠信問題，他所以這么做，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讓民眾相信政府，相信政府的公信力，進而讓民眾相信，政府接下來的變法措施是真實可靠的，是說到做到的。所以，徙木為信其實是公孫鞅為了變法而特意搞出來的一次宣傳造勢，或者說是公孫鞅為了變法而導演的一場政治秀。
變法法令頒布一年后，秦國百姓前往國都控訴新法使民不便的數以千計。甚至連秦國太子贏駟也無視變法的措施，觸犯了法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組織紀律的維護，變法政令的貫徹落實，都需要執法者公正嚴明，不能厚此薄彼。否則上行下效，組織紀律必遭破壞，政令也必定無法貫徹落實。同時，公孫鞅也知道，此刻大家都在看他如何處置太子觸犯法律的事件。如果公孫鞅對太子不加以處罰，那么，剛剛在秦國展開的變法就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
變法能否成功在此一舉，公孫鞅頂住了巨大的壓力，向秦國的百姓宣布說：“新法不能順利施行，就在于上層人士帶頭違犯。但念在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所以不能施以刑罰，然而太子的老師們沒能教導好太子，所以必須替太子受罰。”于是便將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嬴渠梁的哥哥）處以刑罰，在太子的另一個老師公孫賈臉上刺字，以示懲戒。
第二天，秦國人聽到公孫鞅的處理結果，無不信服，從此都小心翼翼地遵從法令。公孫鞅連太子以及太子的老師都處罰了，老百姓誰還敢以身犯法？！
新法施行十年，秦國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百姓勇于為國作戰，不敢再行私斗，鄉野城鎮都得到了治理。
這時，當初那些反對變法，說新法帶來諸多不便的人，又來說新法的好。公孫鞅討厭這些見風使舵的墻頭草，說：“這些人都是亂法的刁民！”下令把他們全部驅趕到邊疆去。從此以后，秦國老百姓再也不敢議論法令的是非了。
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孫鞅之所以禁止百姓議論法令，原因可能就在于此。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公孫鞅依靠自己過人的智慧與手腕，在秦國強力推行變法，終于獲得巨大成功。那么他后來為何又慘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