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打電話通知你幾點過來的？你看看現在幾點了？”
漫天雨水帶來的微涼尚未散去，趕來面試的我，心中又碰上了一盆劈頭蓋臉的冰水。整間辦公室頓時籠罩著尷尬、緊張的氣氛，一個中年男人斜靠在大班椅上，漫不經心地看著我事先交去的簡歷，我坐在門旁的椅子上，完全跟等待命運宣判毫無異樣：
“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住在哪里呀？”
“你之前在哪里工作過呀？”
簡歷上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的類目，他莫名其妙，又像饒有興致地問起來，正當我規規矩矩地回答時，他頓時嗆了一句：“說普通話！”——但明明我是用粵語接他說的粵語呀。
“如果讓我們在你們當中選一人，你有什么優點讓我們信服你能勝任這份工作？”?站在我旁邊的工作人員示意我看了看先到的一個應聘者，挑起了對陣架勢。
“我寫文章還是可以的。”?我無奈地吐出這句話后，他便帶我到另一間辦公室的電腦前，讓我半小時把一篇寫好的新聞稿重新編輯為內部發表和媒體外送兩個版本。當我結束面試走出這棟小小的公安分局辦公樓時，回望淺思，盡管應聘遲到，現實的我本就身份卑微，但仍深感僅有的尊嚴被剝奪得一干二凈。我義憤填膺地默念：即便你們讓我來工作，我也不會來的——事實上不受待見和故意刁難已經攤好了面試結果。我發泄強烈不滿的情緒是人性必然，試想他們真的錄用了我，寄人籬下恐怕也是當時的必然選擇。
我大學畢業兩年多以來，歷經政府機關、國企、私企、社會團體等眾多單位的面試，早已忘卻那是第幾次外出應聘了，客觀原因導致的遲到被強壓在心底，哪怕磨破嘴皮，我都狠命抓住一線希望展示自己期盼得以錄用。“不到黃河心不死”或許是我貫穿多次應聘的真實寫照，但凡看到大致符合自身條件的招聘信息，特別是文職類招聘，我都會放手一搏。摘掉庸碌無為的人生標簽，告別卑躬屈膝的折腰生涯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沒有后臺、沒有“關系”、沒有地位的我在前進路上唯有一邊默默忍受外界帶來的種種刁難刻薄、工作壓力，一邊重新撿起散落遍地的心靈碎片慢慢拼合，百忍成金、堅定信念、厚積成果，沿著既定的公務員從業最終目標砥礪前行。
我大學畢業不久后，圍繞文職類工作應聘輾轉于珠海市內眾多單位。有過面試失敗的無功而返，見過性別歧視的天然門檻，趟過低薪文職的尷尬境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找工作的蹉跎歲月中，頻頻失手使我不得不改變擇業觀念，抱著嘗試應聘其它工作，站穩腳跟后“騎驢找馬”的心態再次發力。即便如此，我應聘釣具廠包裝工被嫌效率低，當天晚上主管給我50元打發走人；應聘華發商都閱潮圖書管理員遇上“滑鐵盧”；應聘游艇廠文員空手而歸……一次次殘酷無情的現實不斷沖擊著我的心理防線，但同時一次次應聘經歷也讓我擁有了經驗積淀，直至我找到適合自己的穩定工作。
令我頗受掣肘的是文職類工作招聘的性別歧視。大多數文員招聘第一要求就是女性，姣好面容、高挑身材、認真細心被潛意識定義為女性從事文職類工作的有效匹配砝碼。一個相反的事實是，我從事統計文員時，全廠的阿姨一致認為我比歷任女性統計文員更加認真和貼心。每當阿姨們向我指出我計算的產量與她們寫的單據有偏差時，哪怕產量很少，我都會不厭其煩地翻查統計表加以說明或更正。而我的前任，出現較大產量偏差時，也狠心當著阿姨的面不理不改。要知道，每一個數字的背后都是阿姨們的辛勤付出，作為統計文員沒有理由對數據偏差置若罔聞，否則便是失職。
“何健華，你是男生呀！”在校期間，老師們曾遞給我這句刺耳的話。當時我無法理解遇到同樣一件事，對男生、女生的要求為何存在較大區別：女生從不被叫去幫忙搬抬東西、女生稍微有點成績就受到老師們熱情洋溢的表揚，而我卻比女生們多挨點批評。畢業后經過社會烽火洗禮，我終于明白了老師們“愛之深，責之切”的良苦用心。如果擁有生理優勢的男生不以更高標準爭取上進，不愿承擔能力范圍內的社會責任，那么注定成為埋沒對象。話說回來，盡管文職類工作精工細活、工資偏低的特點像是不太適合男生去做，但從長遠來看，打下牢固的工作經驗根基才有機會獲得更高層次的同類崗位——競聘眾多文科專業要求的公務員就是最好的事例證明。
從表面上看，各行各業的招聘崗位多不勝數，工作機會無時無刻存在，每個人都應該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但從實際上看，就業競爭白熱化、招聘要求升級化、選人用人奇特化、崗位兼職多樣化等諸多問題深刻影響著應聘者的前途命運。一方面，新時代發展變化倒逼人們不斷提高自身綜合能力水平，淘汰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落后者，有利于促進人才拔尖多樣化；另一方面，人們常說工作“從低做起”，本來一些匹配低技能要求崗位的人由于招聘方過度挑剔，導致他們喪失工作機會。在這個應聘群體中，所占比例較高的是初涉世面的大學畢業生，如果年輕人缺少實踐機會的話，無論他們多么努力地去找工作，等待他們的將是接二連三的質疑和冷落。
改革開放40年來，穩定寬松的國內環境給懷揣夢想的人播撒了希望的種子，每個人都享有一定的發展機遇，但社會在急劇變化中至今未能破除不當條件限制和思想固化藩籬。比如政府機關招聘合同工基本要求學歷至少是全日制本科，當中問題不在于他們因擇優錄用而排斥非全日制學歷的人，關鍵此舉破壞了國民教育序列的均等性。本來國民高等教育序列是指普通高等全日制畢業生、自學考試畢業生、成人高等教育畢業生、廣播電視大學畢業生、遠程教育畢業生等。并且從法律意義上講，無論是不是全日制，同等學歷都要一視同仁，都是被國家和社會承認的。從事實上講，全日制學歷與非全日制學歷，乃至學歷高低都不是判斷工作好壞的重要因素。與其認定全日制學歷的人比非全日制學歷的人好，不如反思和改革流于形式、“注水”不斷的非全日制教育。
“得就得，唔得翻順德”（粵語）。1990年代，時任廣州市市長黎子流立下“軍令狀”，以實際行動成功解決了當時廣州的民生用電問題。他更以巨大勇氣和遠見卓識終結了廣州地鐵長達近30年的論證期，推動廣州地鐵正式施工，走向運營。這位廣東省省會的“平民市長”曾受到許多人的質疑和非議：一是他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學識才能“憑證”。他的全部求學經歷是只在學校讀過兩年書，后來進黨校學習了兩個月；二是他完全不熟悉廣州的情況，對他主政廣州持不認可態度。后來實踐充分證明，面對廣州多年來積累的社會民生問題，黎子流以他獨特豐富的智慧帶領人們順利走出難關，贏得了廣州人的信任和支持。可見，學歷并非是工作水平的“測評神器”。
每一步都是領悟，自己的高峰自己建筑。生命爆發出無窮的力度，去推開未來的窗戶。中國青年堅信“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他們上下求索，不懈努力，然而留給他們綻放青春活力的舞臺又是那樣狹小。好不容易自考本科成功，立馬被人貼上“非全日制本科”標簽擋在求職門外，國家教育部從未認真對非全日制學歷教育進行有效的正規化改革，使得“同等學歷同等看待”成為一個笑柄，獲得全日制學歷身份又幾乎只有高考一條路可走，針對社會學員培養的技術技能校企合作體系尚未形成，一批批本來可以為大眾提供優質服務，為國家創造更多財富的人被“唯學歷論”無情拋棄，迷失突圍方向……這些進退兩難的失落者，豈不為之痛惜哉？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回首當年踏入大學的那一刻，我沒有滿載激情隨時準備挑戰未來，但也不曾對將來時光失去信心。我謙虛謹慎地向別人表明自己無悔擔當、行穩致遠的心態從不改變，倘若問我理想如何，我淡然回應：做自己想做的文職工作，隨遇而安。慶幸自己沒有年少輕狂而是估計不足，慶幸自己頑強拼搏而不是怨天尤人，否則畢業后連連失利的應聘陰云早已擊垮我至九霄云外。曾在燦爛星空下仰天長嘯，回放種種嘲弄和壓抑后，我有過向命運妥協的想法，為了避免身無長物，我不得不放棄自己原本的擇業計劃，選擇去多個行業謀求一個小飯碗。放棄理想也許是暫時擱置，也許會終身遺憾，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可誰又能跟生存、跟錢掰手腕呢？數月前我坐在辦公室，做的是喜愛的文職工作，現在我是一名勤務輔警，辭職意味著從頭再來，我還有多少賭注投入到無休止的競爭當中呢？
打下穩固的經濟基礎，配足自己的生活成本其實是年輕人實現理想的首要條件。有了工作，才有收入，有了收入，才能支撐起將來為跳槽付出的伙食費、車費、房租和水電費；工作之余，備考本科或公務員才會生成自我加壓的十足干勁和避免失敗的救生氣墊。
有過數段工作經歷的我，深刻認識到每一份工作背后，除了難以啟齒的工作壓力以外，還存在著復雜多變的人際關系。“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儼然成為生存游戲的金科玉律。很多人提出自己是做一個真實的人，也希望別人不虛不假。試問做一個老實人，風險之大、難度之高，眾所周知。一個單位，為了避免領導的指責、同事的排斥，有多少人能不圓滑處事，不想著八面玲瓏、左右逢源？我也說過違心的假話，但絕不是心機，更不會害人，僅是為了保護自己。我跟別人交流的除笑話外的大多數話基本上都是真話，我也希望別人能真誠相待，只可惜我遇過多次自己真誠待人，別人卻誤當笑話或敷衍逢迎的事，我內心不得不變得疲倦了。
你再有能力也比不上關系戶；你再高水平還得屈從大權力；你再不努力就端不了破飯碗。面對人情社會、“官本位”思想、貧富差距拉大等多重頑疾交織碰撞，我們不得不拋出“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現實”的論調，我們不得不在社會大染缸中獨善其身，但我始終相信，醉生夢死于燈紅酒綠的廟堂高人只會成為蓄勢待發者的墊腳石。
我大學畢業后去過數個政府機關工作，有些親朋好友聽聞我的工作單位后，不約而同地連聲稱好，我一笑置之，然后跟他們說：“我只是一個勞務派遣工，說白了就是一個臨時工。”勞務派遣用工制度是我國法律明文允許的用工制度，并且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用工數量也是有限制的。但是現在政府機關不加節制地大量采用這一用工制度招聘編外人員，甚至連一些政府部門招聘主營業務的重要崗位如消防員、審計員等都采用勞務派遣用工制度。政府會打著“購買服務”或者“人才租賃”旗號招聘編外人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拿的都是比在編人員低得多的工資，并且兩者存在較大的社會地位差距。編外人員往往被強加工作量，他們工作做得再好也基本不會有升遷、轉正的可能性，日后能否加工資也是未知數。工作出色的編外人員甚至被在編人員漠視，加上大多數編外人員跟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一旦犯點錯誤，或者用工單位的人看不順眼，就可能被辭退；一旦有些事情搞砸了，上級追究責任時，編外人員就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用工單位的人會說：“就是他這個臨時工在某個環節出錯了，才釀成了這個后果。”而且還可能加上一句：“他只是派遣過來幫我們干活的，不是我們的人。”
勞務派遣用工本身就是一項極不合理的制度。人明明跟這個單位打工，卻又跟第三方簽合同，違背了“誰用工，誰負責”的原則。即便勞務派遣公司為用工單位減輕了人員招聘、核發員工工資、繳納員工社保和公積金等多項業務壓力，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弊比利更加突出：用工單位與勞務派遣公司容易產生推諉扯皮，配合效率低下，甚至聯合剝削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失當狀況。勞動者在自己應得且不多的工資中還要扣除一部分給勞務派遣公司當作服務費，等于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一部分給勞務派遣公司的員工吃。有些勞務派遣公司是政府機關招聘編外人員的定點機構，當出現勞務糾紛時，勞務派遣公司不一定會幫助或幫不了跟他們簽合同的編外人員說幾句公道話，“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是編外人員普遍的艱難生存縮影。在擁有巨大經濟總量的中國，有一群自力更生、辛勤勞動，熱切期待名正言順、尊嚴回歸的人，請記住，他們是披著狼皮匍匐前進的新型臨時工。
彈指一揮間的兩年多，錯愕誤踏萬千旅，誰人知我此時情？江河污濁身奇凈，遙指紅花一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