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經濟學人》刊登了一篇名為《Spies like us--to understand Britain,read its spy novels》的文章。文章講述了間諜小說在英國獨占鰲頭的地位原由，以及從小說中對英國歷史文化窺見一斑。

文章分別講了三個原因：間諜小說的眾多作者曾經都有過間諜工作經驗；間諜的現實生活遠比小說更加光怪陸離；間諜小說是展現英國獨有屬性的一種典型形式。這三種原因又以最后一原因最為重要，即對機密性的癡迷，國家體制的性質，帝國衰落的失意以及復雜的愛國主義情感。而這些恰好反映了英國獨有的歷史文化。

這說明什么？其實在某種意義上，間諜小說承載作者經歷的歲月，而這些歲月又同時與國家，社會的形勢密不可分。它不是通俗小說能夠同日而語的。隨意的取出任何間諜小說，只要是翻過小說的讀者，也絕不會說錯其背后發生的年代。對讀者而言，沒有清晰的歷史背景，閱讀間諜小說無疑是走馬觀花。

間諜小說作為題材出現，可以從1903年出版的柴德斯的《沙岸之謎》算起，這能稱得上是間諜小說開山之作，也被冠上了“第一部現代間諜小說”的地位。但嚴格意義上說，拉迪亞德·吉卜林的《基姆》問世的更早。之所以從《沙岸之謎》開始算起，是因為柴德斯對間諜者賦予了新的意義。間諜一詞在字典中的意思是“秘密監視別人的人”，這也就說明間諜為達目的可能采取悖倫理的手段。而柴德斯卻是將人物高尚化，讓故事道德化，賦予小說愛國主義基調。而在間諜小說中，能夠真實反映間諜的境況和真實的社會背景，那便是約翰·勒卡雷筆下的小說。其中《柏林諜影》被二十世紀小說大師格雷厄姆·格林稱“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間諜小說”。

《柏林諜影》的歷史背景正是發生在冷戰時期。此時世界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社會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直接交戰外，在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等各方面都處于對抗狀態。而英國，因其處在美國的庇護中，對美國推崇的“男性質量”——堅定、愛國、強壯、能夠不懼害怕站起來同蘇聯反抗的男人，刻畫出“007”這類灑脫的男性，推上了救世道路。他們將希望寄托在這樣的人物上，讓其成為孤世英雄。而不被信任的間諜者，正是勒卡雷筆下的，終日在猜疑中不安，恐慌，時常游走在責任與情感，現實與理想，無助與彷徨中。這本書呈現的是真實間諜者的境遇。不論是所處的背景，還是間諜者的不安，都造就了本書給人滲透骨髓的冰冷。故事通過主人公利馬斯一一展開環環相扣，推理嚴謹、縝密的情節。內容充斥著狡詐，陰晦，血腥，冰冷，卻讓人不可自拔的愛上此書。這本書引起了西方媒體的廣大關注，同樣其作者約翰·勒卡雷也被媒體猜測，正是因為其原有間諜的身份，造就了這本人人稱道的最好間諜小說。盡管約翰·勒卡雷一直否決這一原因，但媒體始終堅持己見。終于在這本書誕生五十周年時，他將對媒體的厭惡和不如意吐之為快，寫了一篇“五十周年紀念版前言”。約翰·勒卡雷寫道“偏偏我的小說讀者們都深深地迷戀著‘007’系列，正迫切渴望著來點兒007以外的新鮮故事，于是這個謎團便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注意力”。

勒卡雷筆下的利馬斯的形象是，“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邊的入紋透出堅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說他有著愛爾蘭人的小眼睛。從外貌上，別人很難對他定位。如果他走進倫敦的高級會所，看門的一定會認為他是會所的成員之一。事實上，在柏林的夜總會里，他總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個很難惹的人，絕不會充當冤大頭，但也不是那種一本正經的紳士。”

這樣的形象不僅僅只是他自己，這恰好同樣代表當時背景下所有的英國人。紳士的文化，戰爭的陰影，道德的束縛，以致他們總是以面具示人，隱藏自己真實的身份。他們在不同的場合，扮演不同的角色，遮掩真實的情感，塑造最完美的形象，也保持著同形勢和諧的姿態。這一點恰好是英國文化的典型代表。

約翰·勒卡雷另一部小說《完美的間諜》中恰是完美的詮釋了英國政府是高度出產間諜的機器。在無政府和恐怖主義活動盛行的時候，英國政府最喜與眾不同的間諜者。本書主要有兩條人物線。一條是瑞克，另一條則是皮姆。這兩則是父子關系。瑞克一生行騙，但卻騙術之精，反倒讓人敬佩不已。瑞克在破產之際才發覺，他的兒子即皮姆，是他唯一驕傲的產業，這是一位有名的英國外交官。事實上，皮姆是個間諜，還是雙重間諜。他為了逃離父親，選擇了踏上這條間諜的不歸路。

這是約翰·勒卡雷揭秘一生傳奇的半自傳情感小說。對他而言，這是謊言，背叛的人生。而這僅僅是眾多間諜者中的一員。對當時的英國政府機構而言，謊言和背叛是間諜者的必備特質。勒卡雷曾說“父親并無奇特之處，與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在實質上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大人物打著為國家利益考慮的幌子說謊，而他父親則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行騙?！?/p>

同樣，在《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也反映了英國政治地緣的衰落。故事就是發生在冷戰事情，英國沒落，倫敦似乎再也不見日光。陰冷的秋冬季，讓故事的所有人、景都置身在灰暗的陰影中。約翰·勒卡雷塑造的比爾·海頓即為裁縫，因對西方信仰動搖，促使背叛英國，利用職務之便，效力蘇聯的行為也反映了英國在地緣政治上的衰落。比爾·海頓的原型正是金·菲爾比，他曾是英國情報局的高官，卻暗中效力蘇聯，目的是因政治信仰。后來因身份暴露，逃到蘇聯。蘇聯還授予他“紅旗勛章”。這是公民義務與政治信仰的分裂，大英帝國的衰落讓它沒法生產“007”的邦德形象的英雄，所有的間諜都像是茫目的回旋在冷戰時期的時間軸里，疲倦、麻木，到最后只剩悲哀。英國此時成了美蘇對壘的附庸。即便努力促使歐共體，希望自身成為第三方，重回大英帝國的巔峰，但終究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間諜小說在英國文壇上能夠占據一席不是沒有道理的。它能夠真實的反映社會背景，讓讀者透過文字解讀一個國家的文化，了解間諜在不同時期，背負的責任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