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茅盾先生巨著，于1933年首次出版。該書圍繞舊上海以吳蓀甫為代表的民族實業家與以趙伯韜為代表金融買辦資本家之間尖銳斗爭，并最終破產的悲劇，揭示了舊中國民族實業崩潰破產的根源。
小說背景設定在1930年的盛夏，準確說是5月到7月兩個月的時間，現代中國史上最大的一場軍閥混戰——從5月初持續到11月初的中原大戰激戰正酣。盡管戰場遠離上海，但戰況卻與上海灘的公債期貨市場密切相關，而公債正是吳蓀甫和趙伯韜角力的主戰場，公債市場的動蕩，直接決定了吳、趙之戰的勝敗，乃至雙方的生死存亡。
也是這一時期，李立三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啟了被載入黨史的“立三路線”的左傾冒險主義，具體表現在大城市里，就是組織飛行集會，工人罷工甚至武裝暴動等冒險行為，使我黨在白區的力量大面積暴露，遭到重大損失。在蘇區，則采取了要奪取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軍事冒險，紅軍一、三軍團被勒令進攻武漢等中心城市。當時的三軍團長彭德懷在分析敵我形勢后，最終選擇了進攻長沙，并在7月27一度攻入長沙。因此，小說中有詳細地描寫幾個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在吳蓀甫的紗廠中組織罷工，與吳蓀甫的廠方資本家斗爭的情形，而罷工并不僅發生在吳記工廠，從小說來看，是整個紡織業的全行業大罷工。同時，小說也通過人物之口，不時出現“共匪”將要攻擊長沙的流言，而這種流言也影響到了公債期貨市場。
戰亂和外資的入侵，也導致了實業家們步履維艱，就以當時上海民族工業最集中的領域：紡織業和火柴業來說，他們的生產規模和成本，決定了其產品無法與日貨競爭，降薪和延長工作時間就成了吳蓀甫們苦苦掙扎的手段，這進一步激化了勞資矛盾，罷工也就愈演愈烈。
故事從吳蓀甫與二姐吳芙芳、二姐夫杜竹齋一行于五月十七日，在蘇州河碼頭接父親吳老太爺、四妹吳惠芳、七弟吳萱開始。居住在離上海二百多里水路鄉下雙橋鎮老家的吳老太爺，因傳言周邊有紅軍活動頻繁，而現實狀況則是下鄉“剿匪”的國軍為非作歹，欺男霸女，敲詐勒索，安全難以保證，于是由吳蓀甫做主，全家遷到上海。
然而，從碼頭到吳公館的汽車里，古板守舊吳老太爺一路目睹了光怪陸離的上海街景，大受刺激，也可能是水土不服，剛到兒子家就急病發作，搶救無效，遽然離世。在第二天吳家為老太爺出殯的集會上，吳蓀甫、趙伯韜、杜竹齋、王和甫、孫吉人等一幫實業和金融家們緊密合作，定下了在即將交割的公債市場上做多的密謀。而后，吳蓀甫、王和甫、孫吉人、杜竹齋等一批有心實業的人又一通合計，決定成立一家叫益中公司的工業銀行，擬收購一批無法維持的小廠，以發展和壯大中國的民族工業。
一開始似乎很順利，吳、趙聯手做多，在交割日當天獲利。吳蓀甫等人的益中公司也如期成立并收購了八家小廠，吳還趁著朱吟秋資金周轉不靈，強行低價收購了朱手上的大批絲原料。這種擴張，抽走了吳蓀甫等人的大批流動資金。但工廠運作卻很不順利，不但收購來的八個廠幾乎沒法開工，就連吳自己的工廠，運行起來也磕磕絆絆。兵荒馬亂的時局，洋貨傾銷的市場，民國政府高額的稅收，重重壓迫下，吳蓀甫這些民族工業家除了加大對工人的剝削，也沒其它辦法。因此，工人則不斷反抗，罷工浪潮一波接一波。
工廠做不下去，吳蓀甫等人又湊了些資金投入公債期貨。這次他們選擇了做空，與趙伯韜成了對頭。然而，禍不單行，益中公司耗掉了吳蓀甫大量資金，卻看不到任何賺錢的希望。仍保存了大量財產的雙橋鎮老家卻也因戰亂而損失慘重，吳家在雙橋鎮的產業，因淪落“共匪”手中而歸零，錢莊放出去的貸款也無法收回，虧損三十余萬。
深知已陷入困境的吳蓀甫處境，趙伯韜主動找到吳，提出要用給吳放款三百萬，前期先放五十萬，條件是以吳的益中公司為抵押。吳蓀甫與王和甫、孫吉人等商量后，認定趙不可能真拿出錢來，趙伯韜本人也只是個掮客，他收購益中公司，也不過是替背后的洋人出手而已。于是吳、王、孫等人將公司質押給了外國人，自己直接做了買辦，書中沒明確指出是賣給了英商某洋行，還是日商某商社。出賣公司的錢，吳、王、孫轉手投入了公債期貨，幻想著在投機市場上挽回損失。
隨著交割日臨近，為了確保勝利趙伯韜運用手段，更改交易規則，單方面提高空頭的保證金，本來資金就捉襟見肘的吳、王等人，也四處籌款，吳蓀甫將自己的工廠、公館等最后的資產也全部抵押出去，并聯絡二姐夫杜竹齋，在交割日前的最后一個交易日全力做空，要與趙伯韜決一死戰。
但對吳蓀甫而言，這場戰爭卻注定是個悲劇。吳、王等人的交易經紀人韓孟翔，卻將他們的交易數據全盤透露給了趙伯韜。決戰時刻，杜竹齋卻選擇了與趙伯韜站在一起，全力做多，買下了吳蓀甫等人的拋盤，直接打爆了空頭。從電話中得到孫吉人的交易實況報告后，心知大勢已去的吳蓀甫從抽屜中拿出把手槍對準了自己的胸口，卻最終沒有扣下扳機，他當機立斷地通知家人要出去旅游，實則是帶著太太逃亡。小說也在此戛然而止。
從小說結構和情節來看，作者原本構想應是一部上百萬字的現實主義的巨著，但因種種原因，最后的實際作品份量有些不足，僅三十余萬字。從作者的《后記》來看，確實如我猜想。茲摘錄《后記》中的幾句話，來解釋為何《子夜》有些分量不足的原因。
“我的原定計劃比現在寫成的還要大許多。例如農村的經濟情形、小市鎮居民的意識形態（這次不像某一班人所想象那樣單純），以及一九三0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來打算連鎖到現在這本書的總結構之內；又如書中已經描寫到的幾個小結構，本也打算還要發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為今夏的酷熱損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馬馬虎虎割棄了，因而本書就成為現在的樣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寫。”
我想，后記中特意提到的“某一班人”，大概就是指那些將人和人性看得過于簡單，對中國社會階層不做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套完全脫離現實的政策，從而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害的李立三之類的左傾冒險主義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