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無疑是揭開答案的線索之一。

毛澤東、蔣介石都認為：曾國藩為人行事“足為吾人之師資”。

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慈禧評其為：古往今來最完美的一個人。

1.“立德”：品德修為的境界。

曾國藩的一生是追求成為圣賢（道德完美的人）的一生。

他的座右銘是“不為圣賢，便為禽獸”。

他看來，人生只有兩種境界：要么是圣賢，要么是畜生，沒有中間的余地，沒有妥協的空間。

這種成圣成賢的理念，構成了他一生追求卓越的強大的內在驅動力。

他一生歷經挫折、打擊與苦難，但是他始終不曾放棄，憑借的就是要做圣賢的志向。

中國古人十分推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把自己先管理好，才有能力打造和領導管理隊伍。

立德的修養，使曾國藩有了遠非常人所及的眼光、胸懷、氣度、格局和境界，這是成就他事業的基礎。

僅僅立德是不夠的。很多人品德好，但卻是書呆子，做不成事。所以還要“立功”。

2.“立功”：建功立業，把事情給做成。

曾國藩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憑一己之力組建一支湘軍（地方武裝）平掉了中國戰爭史上最為慘烈的太平天國起義。

曾國藩，一個完全不懂軍事的文人，打造和帶領著一支體制之外的臨時武裝，竟然完成了正規軍都完成不了的事業。

（1）他怎么做到在那么短的時間內，把一群草根起家的烏合之眾，打造成了那個時代最有凝聚力、最有戰斗力的部隊？他抓住了哪些最基本的成功要素？湘軍是怎樣煉成的？

（2）為什么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優秀人才都愿意為他所用？領導力藝術的核心，其實就是用人的藝術。他是怎么識人、育人、留人以及用人的？

（3）他最多就是做到大學士、兩江總督，他要想成事，就必須首先處理好各種復雜的關系（與朝廷、與同僚、與下屬…）這是把事情做好做成的前提。在這方面，他究竟表現出怎樣的智慧？

3.“立言”（總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

曾國藩：

（1）悟透了中國文化

（2）有非常豐富的管理實踐經驗。

他一輩子帶兵打仗，

經歷生死存亡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件，

見過的各色人等不知道有多少種，

所以他對人性對社會的理解就遠遠超出一般人。

（3）又特別善于總結，經常把自己對人生、對社會的體悟總結成一個字、一句話。

人生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天道三忌：“忌巧、忌盈、忌貳”

居官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復多詐者敗”

治事五到：身到、心到、腳到、手到、口到

課心課身六法：“敬、恕、誠、靜、勤、潤”

處事八德：勤、儉、剛、明、忠、恕、謙、渾

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哪有空閑的光陰？

“好人半自苦中來，莫圖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錯，且更從容”

“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

凡此等等，都是領導者可以作為箴言來讀的。這是曾國藩給后人留下的最寶貴財富。

二.曾國藩領導力的核心是理念。

曾國藩認為自己天資愚鈍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別無下手之處。進而發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誠”的功夫。

“困勉”：就是一步步從艱苦中勉力做出。

“拙誠”：就是做事做人不存投機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做，實實在在地做。

他認為“天道忌巧”。

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梁啟超認為曾國藩的成功，恰恰就是這個“困勉”“拙誠”的功夫，

“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

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

不求近效，

銖積寸累。

受之以虛，

將之以勤，

植之以剛，

貞之以恒，

帥之以誠，

勇猛精進，

堅苦卓絕。

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蕭一山也說曾國藩“不尚機權，惟務質實”。

這是曾國藩人生哲學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處。

在我們今天看來，

曾國藩的領導力中，

并非完全沒有權謀的因素，

但其大體，卻是：

以衛道為激勵之本、

以純樸為用人之本、

以推誠為馭將之本、

以耐煩為治心之本、

以包容為處世之本、

以大局為決策之本、

以勤實為治事之本、

以力行為修身之本。

而其核心，則是“忠義血性”的理念。

曾國藩以書生之身份從戎，所面臨的環境非常險惡。

在曾國藩看來，

可怕的還不是太平軍的造反，

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橫流。

軍事的失敗只是一種表象，它的背后是價值體系的崩潰。

沒有兵不必深憂，沒有餉也不必痛哭。

唯獨放眼向這個世界望去，竟然很難找到一個見了有利可圖的事情不奮勇爭先、見了急公好義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

這是真正令人深深嘆息的現象啊！

要扭轉這種局面的關鍵，

就在于一兩個領導者的價值追求往哪個方向。

這一兩個人追求大義，那么眾人就會與之一起追求大義；

這一兩個人追求私利，那么眾人就會與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國藩看來，當務之急，是以：

“忠義血性”為核心的理念來激發天良，

改變人心，號召那些“抱道君子”，

以“舍身衛道”“殺身成仁”的精神，

以“打脫牙，和血吞”的剛毅，

以“志之所向，金石為開”的信念，

投身于挽狂瀾于既倒的事業中。

在“舍身衛道”“忠義血性”的驅動下，曾國藩的湘軍確實表現出了異于其他軍隊的戰斗力。

這些平時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竟然“敢戰勝于勇悍愚夫”，與“忠義血性”的激勵是有很大關系的。

曾國藩回顧湘軍成功的原因時說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話：

君子之道，沒有比“以忠誠為天下倡”更大的了。

世道混亂的時候，

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沒有節制的欲望，

用奸偽之心相互吞并，

用變詐之心相互爭斗，

各自圖謀自己的安全，

而不惜把別人置于最危險的地方。

畏難避害，就連捐出一絲一粟來拯救天下的力量也不想出。

得到忠誠之人的幫助奮起矯正這種風氣，

克己愛人，去偽崇拙，

親臨艱難而不苛求人共患難，

浩然獻身如同遠游之人回到故鄉而無所猶豫擔心。

于是眾人效其所為，也以茍活為羞，以避事為恥。

我們同鄉的幾位君子之所以能夠鼓舞大家的士氣，縱橫天下，戡平大亂，難道不正是拙和誠的效用嗎？

這是對曾國藩與湘軍成功之道最好的總結。

可以說，

他的信念、抱負、道德、品格、毅力、胸懷和強烈的救世意識，以及他執著地將自己的理念付諸行動所形成的強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領導力的核心。

正因為如此，他不僅暫時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變了那個時代的風氣。

因此，曾國藩的領導力，

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他用理念

所謂的“忠誠”、

所謂的“衛道”、

所謂的“以道德、氣節、廉恥為提倡”

激勵起一批有著同樣價值觀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謂的事業，

從而使湘軍成為中國歷史上

“第一支有主義的軍隊”，

成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樸實，耐勞苦”的軍隊。

這是他能最終完成戡平“大亂”事業的根本原因。這一點，也是歷代的共識。

梁啟超說：

曾國藩出生的時代：舉國風氣的敗壞，幾乎達到了極點。

唯獨曾國藩與羅澤南等人，講求：

舉世都不去講求的學說，

以傳承圣人的價值體系為己任，

最終排除千難萬險，成就了功業，

而他們的這種影響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斷絕。今天一談到特立獨行、敦樸篤實的志士，人們一定首先想到三湘大地。……

由此可見，曾國藩所說的“以轉移社會風氣來造就一代之人才”，并不是不可達成的事業。即使在舉世混亂至極的時候，它的效果都未必不為壯觀。

抑或說，正是在舉世混亂至極的時候，

仁人志士立于漩渦之中，

其卓立獨行、滌蕩人心的功效，

才更加不可阻止。

曾國藩理念的核心，其實就是傳統的

儒家思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卻只是想、只是說，而不敢做、不去做。

曾國藩與一般的儒生不一樣的是，

他以“忠誠為天下倡”的信念，

以“拙誠”地“力行”的功夫，

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

把儒家的理念轉化為強有力的行動，

從而完成了他的功業。

毛澤東對曾國藩的這一點非常佩服。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有三種人，

一種是辦事之人，

一種是傳教之人。

三種就是曾國藩一般“辦事兼傳教”之人，而且是通過“傳教”把事情給做成的。

中國歷史上只有三個人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曾國藩、范仲淹、毛澤東。

從歷史興衰中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僅僅著眼于做事，只能成就一般的事業。

偉大的事業背后一定是需要偉大的價值追求的。

理念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我們的道德判斷，

我們對他人行為的反應，

我們對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的投入程度……

理念為我們每天要做出的各種決策設定了坐標。

與理念相反的意見很少付諸行動，

即使付諸行動了，也不會很投入地去做。

理念是我們個人的‘底線。

事實上，這也是偉大的領導力的共同特點：偉大的領導力，

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為核心、

以堅定的踐行為關鍵的，

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

曾國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

正是領導力中真正的大智慧。

毛澤東所說的“傳教”，可以說是點出了曾國藩關鍵的領導特質與成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