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寫下《輪臺罪己詔》時的內心想必一定五味雜陳。這份被我們稱之為“罪己詔”的文檔，其內容是這樣寫的：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余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后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 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使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當意氣風發逐漸成為風逐殘年之時，漢武帝力行的開疆擴土政策，在其暮年所收獲的更多的是“天下愁苦”這樣一個局面。詔書收尾處“悉罷之”三個字讀起來頗有些英雄無奈的意味。假若上天好德借漢武以時日，恐怕漢武帝不會輕易說出“悉罷之”三個字出來。這份詔書是在公元前89年頒布的。不過后世之人，對這份詔書表現出來的“罪己”的意義挖掘熱情要遠遠大于其要表達的內容深究。畢竟在這份詔書面前，漢武帝的“雄武之姿”生就了一些徘徊之色。
這份詔書中提到的“輪臺”是漢代時西域都護府的所在地，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緣。這樣來描述一個古時的地名仍然顯得非常模糊。用現代的地理數據來講就是輪臺縣，距庫爾勒187公里，直線距烏魯木齊360公里。不過這里仍需要說明的是在漢武帝詔書中提到的“輪臺”在彼時的視野中，不過是漢帝國力所能及的最遠處。“西域都護府”的正式確立是在漢宣帝時，即公元前60年前后。此時距離漢武帝以舉國之力的開拓疆土的行為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了。到了漢宣帝手中，西域都護府的設立已經將帝國的邊疆政策從“開拓”轉移為“經營”了。
如果對照漢代的歷史，就可以得知西域的經營都是漢武帝之后的事。縱觀西、東兩漢，邊疆一直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到了漢宣帝時，漢帝國在西域已經建立了三個勢力支撐點，一個是塔里木北緣的西域都護府（駐地為輪臺縣），一個是柳中城（駐地為新疆吐魯番地區鄯善縣魯克沁鎮），一個是金蒲城，又稱金滿城，在現今吉木薩爾縣。這三個支撐點構成了漢帝國在西域互為犄角的防衛，也同時是漢帝國在遙遠的西部疆域中的一個“突出部地帶”。
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尤其是針對漢武帝開拓西域的歷史敘述，無一不是充滿著驕傲的，正如衛青、霍去病這樣的名字至今仍樂為人所道。但如果仔細查看漢武帝的事功，大抵就可以明白漢武帝在《輪臺罪己詔》中所言的“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這句話包含的無奈。以及多年的戰爭，對于帝國默默的傷害。而且這種傷害還不是頃刻間就可以明白的。
正如衛青、霍去病向西而去的軍隊兵強馬壯，旌旗招展。但是我們可能非常容易忽略在這支大軍的背后，還有一個更為龐大的隨軍而行的隊伍。這支隊伍承載著這支軍隊的糧食、草料和軍械裝備。而這支隊伍全部也是由漢帝國的臣民來組成的。從長安到玉門關的距離正常的行軍大概得需要一個月的時間，而尾隨軍隊之后的隨軍隊伍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跟得上。而軍隊一路征伐造成的戰斗減員或非戰斗減員，則需要從隨行隊伍中隨時征調補充。當我們在閱讀我們的歷史時，如果補充了這部分“邊角余料”的歷史后，可能對我們的歷史就沒有那么多不切實際的吹捧了。
在看到一篇《十三鐵騎歸玉關》的歷史故事時，我想到的就是這些！歷史的現場絕對不是意氣飛揚的，相反唐代的邊塞詩中所講述的那種愁苦、艱難、孤獨可能恰恰就是邊塞最真實的寫照。縱觀漢帝國在西域的開拓與經營，按照史書中所記載的內容，其中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漢軍數量的減少，從漢武帝征伐時經常出現在“十萬”大軍，到了東漢時，組織一支數萬人的軍隊已經讓漢帝國非常吃力了。這一細節的變化在閱讀歷史時相信許多人會把“十萬”和“數萬”這樣模糊的數據簡單地等同化，可是對于西域這樣廣袤的而言，它有足夠的疆域可以稀釋稠密的人口。數萬人不過是零零散散地分布著。從長安到西域都護府，一路的據點城池、交通路線和驛站都需要人手。帝國前進的雄心往往被禁錮于現實的地理中而顯得遲緩和稀疏。
《十三鐵騎歸玉關》的故事發生在公元75年。掐指一算，距離漢武帝罪己已經過去了將近一百年了。而此時漢帝國在歷史定義中也變成了東漢。不過東漢帝國對于西域的經營仍然繼續努力中。公元75年即永平十八年，這一年漢明帝駕崩，漢章帝即位。從后世給予的謚號來看，這兩位漢帝國的皇帝還算得上屬于“明君”一類的。而漢帝國在西域經營設立的三個支撐點（西域都護府、柳中城、金蒲城）的確護佑了一方平安。但是北匈奴人不這樣認為。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匈奴破車師后王。而此時戊己校尉關寵據守柳中城，戊己校尉耿恭屯戍金蒲城。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關寵及耿恭所屯守各置數百人。
在《后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記載是這樣的：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殺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 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資治通鑒·卷四十五》：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在這這一段《后漢書》的記載中，耿恭的神勇躍然紙上，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耿恭所能派遣的兵力只有三百人。而且這三百人的援兵有去無回。在救援失敗之后，匈奴直指耿恭所屯守的金蒲城。而耿恭在金蒲城的防守中，借助弩機（漢家神箭）勉強可以固守。但是時局的變化太快。匈奴沒有那么輕易的放棄。
《后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于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歷士眾擊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資治通鑒·卷四十五》：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于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眾御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馀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在這一段《后漢書》與《資治通鑒》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得知在當時漢帝國的防守要點西域都護府、柳中城和金蒲城中，西域都護陳睦已經戰死，而在柳中城的關寵已被圍困，距離最遠的金蒲城成為匈奴嚴重至關重要的據點。而此時漢明帝駕崩，漢章帝即位，遠在千里之外的帝國中心---長安也處于多事之秋中。“救兵不至”這一說明中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救兵久不至”。而耿恭的部署“余數十人”。城外的匈奴兵則為萬眾之多。對于匈奴而言，圍困就意味著勝利。因為耿恭的救兵還遠在長安。
有關車師的戰報應該遲滯了一些時日才抵擋皇帝的案頭的。對于已成殘局的西域，對于這樣數百人的困守孤軍，漢帝國是有些猶豫的。新皇帝初即位，需要動用帝國的力量去救援遠在千里之外的數百人嗎？
《后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后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余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從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出，漢帝國權力核心的態度是曖昧的。而最終救援的援兵至多也只有七千人，在建初元年正月匯合柳中城再出擊匈奴。如果計算這其中的時間的話，已經過去了一年時間了。耿恭的孤軍能支撐多久呢？而有關這一段是《后漢書耿弇列傳》中最精彩的一段：
《資治通鑒·卷四十六》：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馀，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馀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逾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后殺傷丑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
在于匈奴的對陣中，耿恭沒有困守金蒲城，面的二萬余人的匈奴軍隊，耿恭選擇了距離金蒲城較近的蔬勒城。疏勒城易守難攻可以彌補人手不足的問題。而在耿恭沒有想到的是在此竟然堅持了進一年有余。對于有沒有援兵，耿恭也是沒有預期的。
到了公元76年正月，這是正是冬季。柳中城的關寵已經陣亡。在偌大的西域中，漢軍力量可能僅剩疏勒城中的耿恭一支，而這支軍隊也僅僅只有數百人而已。朝廷派出的援兵王蒙已經對此心知肚明了。不過如果還需要在深入西域腹地，將被圍困的耿恭救出。這一點在軍事行動上是屬于不理智的行為。耿恭之前的部將范羌固求之，得到兩千人士兵。范羌率領兩千人再次孤軍深入疏勒城，掩著風雪救援耿恭。在后撤的路上他們是且戰且退。而他們救援的耿恭一部只剩下二十六人。從疏勒城一路撤退到玉門關時，耿恭的部署還剩余一十三人。這一十三人中，史書中留有姓名的有四人：耿恭、范羌、石修、張封。從疏勒城到玉門關的距離應該在一千里以上。
從上述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得知，在公元75年和公元76年之間，發生在西域的這些故事中，天山以南的西域都護陳睦在政變中被擊殺，友軍關寵也困在柳中城，不久后就全軍覆沒。實際上，除了耿恭與二十幾個部下死守的疏勒，整個西域巨大的空間，已經沒有漢帝國的立足之地。漢帝國的邊疆再一次的被壓縮在玉門關前逡巡不進。
歷史的編撰者常常是在帝國的中土記錄著帝國發生著的一切。帝國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上的故事不會只是單純的發生。而且對于歷史的閱讀者而言，如果要想清晰的了解帝國的陳年往事，往往還不能將歷史記述中的豪言壯語當作是信史一般看待。但是就耿恭的這個故事中“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馀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這寥寥數語的記錄，已經非常接近真實了。從正月到三月，這支后撤的軍隊一邊戰斗一邊后撤，足足行進了一個月有余。而歷史書中比較少筆墨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是怎么吃飯的，他們是怎樣逃跑的，他們是怎么且戰且退的。只有他們才知道在這條路上他們經歷了什么！
有關中土世界的記錄往往是溫潤的，不似邊疆記錄這般來得嚴酷和冰冷。但是中土世界的溫潤，就是依賴在綿延的邊疆線上那些拼盡全力抵抗的人。
這樣的故事如果要講述起來，不應該是“揚我大漢天威”的口氣！它只是一個有關于求生、活著歸來的故事！我們在歷史閱讀時那些細小的描述中，反而可能是最真實的現場實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