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宏村那夜，雖睡得有些晚，但起得還是很早的，我拎著那個柯尼卡相機輕輕下樓，蒙蒙微弱的晨曦，爬過高高的白墻，艱難地灑下黯然的光線，將院中的景致定格。那是這個小院久遠時光中的一部分，狹窄逼仄，又安靜從容，我每踩下去的一步，都在它的時光中留下漣漪，打破了它的寂，驚擾了它的夢。
店主住的正房還關著門拉著窗簾，我似都能聽到屋內均勻的鼾聲。我輕輕地走過院落，輕輕地開門、關門，輕輕地溜到院子外邊的巷子里，才逃離般如釋重負地深吸一口氣，冰涼清潤的空氣，從鼻息爬入溫熱混沌的軀體時，我竟不自主地打了個冷戰。
我舉起我的柯尼卡相機，不對，或許是尼康D30，再或佳能6DⅡ，聚焦眼前微弱晨光中的深深巷子，畫面漸次清晰，染著苔綠的烏瓦、洇著墨色的白墻與濕漉漉的石板路一道，交匯在深邃的遠方。我輕輕按下快門，咔噠一聲，時光中就此留下了徽州的印記。
我去過三次黃山，也去過三次黃山腳下的徽州鄉村，如算上婺源的古徽州，那就還要加上一次，因而感覺有些錯雜。但似乎每一個在宏村的清晨，我都是這樣早早地偷偷摸摸地溜出那個小院子，而后走進深深的小巷，走進深深的宏村。
宏村晨景最好的地方，應在南湖，那湖守在村口，出村的一條石板路，直直地切開南湖，伸向遠方。一代一代村中子弟，就在這樣清晨，從這里，離開故土，走向遠方，走向未知的人生。
我隨那條石板路，走過南湖，適時回首，像每一個離家的徽州子弟一樣，駐足那里，最后一次凝望著他們的家鄉。參差的白墻，層疊的烏瓦，連綿的遠山，映入沉靜的湖面，那或是鄉土中國最富山水意境的田園畫面了，然而那樣的畫面真的是中國鄉村的代表嗎？
古徽州地處長江以南，就地貌來講屬皖南丘陵，安徽省在全國能排得上號的幾座山，黃山、九華山、齊云山都在這片區域里。既處于山地，就少有農田，在婺源旅行，還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海，而在西遞、宏村所在的黟縣，就很難看到成片的農田了。
在以農業為經濟主體的中國古代社會里，徽州這片區域，與附近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兩湖平原和鄱陽湖平原相較，真的是應屬于不適合大量人口居住的地區。
然而我們的歷史上，有太多的戰亂了，從八王之亂到安史之亂，從五代十國的亂世到兩宋之交的靖康之恥，就像拉碾子般一遍又一遍地從中原大地上碾過，亂世的人們也不得不逃進這樣不適于農業的區域。
至少在亂世里，這里便成了不知魏晉的桃花源。
02
盡管出來得還早，但南湖北岸的書院，已經開了門。宏村人重視教育，將臨湖的風景留給了那座書院。然而一進到那書院，這風景也就被徽派建筑所特有的陡高白墻給阻斷了。
那陡高的白墻，將書院區隔出幾座院落，也區隔出幾座學堂。它們都有著上溯明清的悠久歷史，如今也都已廢棄，因而空落落的。只余下一根根原色樸素的木柱上，不虛席地挑著的一幅幅抱柱楹聯，還在喋喋不休又意喻深遠地囑托著。
會文閣中的一副寫著：
古今來許多世家無非積德；
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
志道堂一副寫著
讀圣賢書行仁義事；
立修齊志存忠孝心。
中原的世家大族避亂于徽州的山岳之地，也將中原深厚的儒家思想帶到了這里，因而古徽州雖土地貧瘠，卻也是“十室之家尤有誦讀”的文昌之地。自古以來的文化昌盛，也為它催生出了許多文化大家，北宋理學的兩根柱石——二程與朱熹，他們的祖籍便都在徽州。
而徽州人也以“程朱闕里”為傲，他們“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他們秉承著“仁者愛人”的理想，堅守著“克己復禮”的準則，鄉里有濃濃好儒之風，對中國思想史有著深遠影響的新安理學就發端于此。
然而生活的現實遠要比書本更殘酷，徽州山岳耕地有限，農耕所出只能養育極少的人口。當年，胡適先生在回憶其在老家績溪上莊生活的《口述自傳》中，就曾描述過類似的生活窘境，他說，“（徽州）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農產品只能供給當地居民大致三個月的食糧。不足的糧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
而面對這樣的生活窘境，古徽州還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也就是說，這個學堂里的少年，大多學習到十三四歲，就要聽從媒妁之言，結婚生子，然后拜別故里，出外謀生了。
如此站在書院外，看著那條筆直的切湖而出的石板路，我倒覺得，書院建在這里，教書識禮自是其一，放眼世界，也是需要的。終歸他們中的多數人，小小年紀就要為生計所迫，走出村外，走出大山，走向外部的世界的。
03
要離開宏村時，我在宏村郵局買了張宏村的明信片，不過是寄給自己的，我寫了寄語，然后將它投進郵筒。其實在西遞，我也買了一張明信片，也寫了寄語，也寄到北京。
然而過后，我只收到了西遞的明信片，那時平價郵遞，丟信似乎正常，我雖覺遺憾，也并未在意。幾年后，再上黃山，我專門跑去王府井書店，找了孤獨星球的《安徽旅行手冊》來查找旅行攻略，你說巧不巧，那本書里，竟夾著一張宏村的明信片。
這是緣分嗎？我想是的，因而買下了那本書，并帶它去了安徽，去了皖南。
那次我離開宏村，原本想坐公交車去西遞，這時來了幾個摩的，他們輪番告訴我，宏村沒車子去西遞，要坐車到黟縣，再從黟縣倒車。當然他們給我講這些，不是為了給我增長見識，而是希望我能打他們的車子直接去西遞。
炎炎烈日下，我苦等了半個小時也沒盼來到黟縣的正經公交車，于是在狠殺了一通價格后我上了那輛，與我一道苦等了半個小時的摩的，轟天震地又風塵仆仆地趕往了西遞。
去黟縣的路上，司機師傅問我要不要去賽金花的故里，我才知道那位奇女子也是徽州人。當然這位奇女子的奇人奇事，到北京去了解才是正宗，但北京值得記憶的人太多了，因而，在這里有人提到她，我竟有些恍惚。然而時間尤其門票成本的不自由，讓我婉拒了他。
路途漫長，自要閑聊打發，我們聊著聊著就聊到了生計。道路兩側是青山秀水，我說他生在了好地方，司機師傅卻一臉無奈，進而訴苦，說看著黃山風景好，山下的生活卻很艱難，那似乎像是抱怨車費太少的前奏。我給他點上一根煙后，他繼續無奈，“年輕人都出外打工了，田地、茶地也沒多少，只能抽時間跑跑旅游，貼補家用”。
這話中的無奈我聽得幾分熟悉，胡適先生在自述家鄉生活窘境時，也曾說到黃山風景的秀麗和山下山地的貧瘠。而對于如何解決這生存環境所面臨的困境，胡先生還說，“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里去經商。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注定地成為生意人了”。
那群生意人有個共同的名字，就叫做徽商。
胡先生這話，其實深刻地闡述了徽商形成的內在原因。巧合的是，我國明清以來的兩大重要商幫，徽商和晉商，都產生于山岳地區。胡先生所言的生活窘境，或許就是驅動當地人們為了生計走出大山的原始動力。
商品經濟的本質就是交換。晉商的發家，得益于明代洪武年間就開始實施的開中法，商人向邊塞運送糧換取販鹽專賣。那么徽商呢？我在徽州旅行，考察當地風物時，確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
胡先生說，徽州本地生產的糧食僅供給當地三個月食用，那其它九個月的口糧只能從外地補充購買。而商品交際就是以物易物，徽州人又拿什么來換糧食呢？木材、茶葉、山貨、藥材和徽墨這些都是徽州本地的特產，而徽商確也是以做這些物產而行賣四方的。
徽商起始于唐代，但成規模的勃興卻得益南宋，那時的古徽州出現了許多富商大賈，我想這跟南宋偏安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有一定關系的。
胡適先生在他的自述中還說，“（徽州）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后注入錢塘江”。而臨安的城市建設需要大量的木材，徽州有，王公貴族享受生活，需要大量的茶葉和瓷器，茶葉是黃山特產，有祁紅屯綠，而新的瓷都景德鎮就緊鄰著古徽州的婺源。
商品有了，市場有了，徽商勃興，水到渠成。
04
西遞村在黟縣西南，八九公里的樣子。
這里四面環山，氣候清潤，風光秀麗，三條奔流的小溪相互交匯，環抱出一個楔形平坦地帶，西遞村便踞在其中。徽州村落選址，都要請地師來看風水，早先去過的宏村，被地師打造成牛形，而這座西遞村是船形的，寓意“借水西行，得神助，取真經，大吉大利”。
宏村有湖、有曲折的水圳來做牛的腸胃，而西遞立了十三個牌坊來做桅桿，這排場的氣勢足以做大型官船了。而進村第一個見到的，也是它的牌樓，那是西遞的標志，是建于明代萬歷年間的胡文光牌樓，這是萬歷皇帝為表彰胡刺史功績，而批準建立的功德牌樓，如今也要有四百余年的歷史了。
萬歷皇帝表彰的自然是胡刺史的功德，我不知鄉里看重的是什么？我瞧見了“刺史”倆字，這不覺讓我聯想起徽州人的“好儒”。我請教了度娘，檢索了古代徽州進士數量，結論嚇我一跳，古徽州一府六縣，宋代進士740人、明代446人、清代664人、狀元24人，在全國州府中排行11，這不像是貧困山區該有的地位。
這是硬數據，這讓我想起了宏村南湖畔，明清以來誦讀之聲不絕于耳的南湖書院，它似乎與這胡刺史牌樓雕篆的精美奢華存在著某種隱隱的關聯。徽州子弟離開故里，只會有兩個去處，要么科舉，要么經商。科舉扶植起強勢的徽州籍乃至江南的官僚集團，經商也使得徽商集團資財雄厚，而官商結合，是不是也會相互促進呢？而這或許也是徽商及徽州文化能源遠流長的原因所在。
宋元以后，徽商在明清兩朝締造了更是輝煌的商業成就，在全國行成了北晉南徽的商業格局。在清代，財富最為集中的兩淮鹽業，徽商甚至力壓晉商成為執牛耳者。而徽商壟斷兩淮鹽業的秘訣，就是官**商一體，我們從中是否也能品味到一些，徽商與徽州進士集團，江浙文人集團乃至江南官僚集團的相互勾連的滋味呢？
而在我國南方，徽商也漸次打造出“無徽不成鎮”的商業傳統，徽商的商業發展已經精深耕細作，深入到了南方鄉鎮的細支末端。如果我們依舊把明清的經濟面貌，簡單地理解為土地所束縛的地主與農民的關系，那么我們很有可能就忽略了業已存在且深入發達的商品經濟的關系，而犯了和張居正改革一樣的失誤。
現在的西遞，號稱是“徽州建筑博物館”，這座博物館中深藏著豐富的祠堂、牌樓、民居、戲臺、園林建筑，徽州細膩精湛的三雕藝術，在這里隨處可見，那都是不計工本，花錢如水的財富印記。
徽州商人少小離家，經過半世打拼，積攢雄厚家資，衣錦還鄉者還會反哺自己的家鄉，為家鄉的經濟建設和文化發展提供了雄厚的動力。
徽州山多地少，又人口稠密，因而民居擁擠，防火自然是重中之重。徽州人創造性地發明了封火墻，這種像馬頭一樣層層低落又高出屋脊的磚墻，能有效地阻擋一家火勢，防止其蔓延，這樣的家家戶戶高低錯落的馬頭墻，就成了徽派建筑的標志之一。
而這高出部分的磚墻，你是否也能嗅到資本力量的味道呢。
05
追慕堂在西遞村的正中心，它是西遞人的祭祀先祖的宗祠。西遞人大多胡姓，他們自稱是來源于朱溫滅唐后的，大唐皇族李姓。因而宗祠里供奉的先祖是唐太宗李世民，再有的便是乾隆年間的徽商巨賈胡貫三。
這不禁又讓我想起了宏村，宏村最中心的位置月沼畔，也有那么一座祠堂，它是宏村人供奉汪氏先祖的汪氏宗祠——樂旭堂。
巧的是，在明代中葉浙閩沿海一帶，曾有過如今看來，堪稱波瀾壯闊的胡汪之斗。
這個“胡”，是明代嘉靖年間的名臣胡宗憲。胡宗憲最高官至兵部尚書，他在浙江一帶的官職是統領南直隸及浙閩軍務的浙江總督，他在歷史上的主要功績是抗倭。如果針對明代抗倭歷史，你沒有聽說過胡宗憲的名字也無所謂，你只需知道那位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將戚繼光是他的手下大將就可以了。
而這位胡總督就是徽州人，當然他的老家不在徽州黟縣西遞，而在徽州績溪，他可以稱之為徽州進士集團中的杰出代表。
而那位“汪”，是一直被我們的《明史》以倭寇相待的大海賊——汪直。這位汪直先生號稱“五峰船主”，勢力最盛時“據薩摩洲之松津浦，僭曰宋，自稱曰徽王”。什么意思，就是汪直在薩摩洲建立了一個號稱“宋”的政權，他自己的稱號是“徽王”。
這個薩摩洲在今天的日本長崎，那么“徽王”呢？沒錯，他也是徽州人，當然他的老家不在徽州黟縣宏村，而在徽州歙縣。
明代抗倭這事，是在我們歷史書上大書特書過的。但我們的歷史書上似乎忽略了一點，由于海外貿易之巨大，白銀的大量流入，直接使得白銀在明代中期大部分替代了，我們自秦漢以來就一直在使用的方孔銅錢，成為了流通貨幣。
那么白銀哪里來的，一部分來自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對大明的稱臣納貢。而更大的一部分來自南美洲。那時的哥倫布已經發現了新大陸，并開始在南美大肆攫取銀礦。歐洲人需要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葉，大量的南美白銀便流入中國市場。
那個時期的大明朝，自鄭和下西洋后，便開始了海禁，而實操這些海外貿易的，其實就是我們史書中所說的“大海賊”。而翻開史書，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那些控制航線的，有名的大海商或大海賊，居然都是徽州人。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控制中日貿易，富可敵國的徽王——汪直，而他是否也可以被稱為，徽商在進行海外貿易的杰出代表呢？
而再深一步地想一想，白銀的大量流入，必然會向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強力注入，茶葉加工、瓷器制作、絲綢紡織，這些產業的蓬勃發展，是否又是促進明末江南民族資本主義萌芽的原因所在呢？
06
長篇累牘地寫了這些后，我突然間忘了自己在哪里？忘了自己看到了什么？聽到了什么？忘了自己思考著什么？在寫著什么？
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
我人坐在北京，我的思想在徽州的歷史汪洋里，我的筆落在了西遞的黃昏中。
我瀏覽著電腦中幾次徽州旅行留下的照片，欣賞著那些徽州建筑氣勢的恢宏，與構件的精美，突然間感到那些宏大歷史敘事的真實。
戚繼光抗倭是真實的，明代中葉倭寇和海盜的猖獗是真實，哥倫布發現美洲是真實的，西班牙人大肆掠奪美洲白銀是真實的，明代海外貿易的巨大是真實，白銀的強勢流通是真實的，江南手工業的發展是真實的，民族資本的萌芽是真實的……
這些真實，都源自于我們中國史和世界史的一鱗半爪中，和我們自古以來的寫史者所刻意追求的不同視角，以至于，我們的歷史書中都忽略了那么一個叫做“徽商”的商幫群體的存在，和他們對于明清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
這些商幫中的富有者，將部分資財運回了家鄉，改造了自己家鄉的面貌。而這個商幫自身由于在近現代與外國資本競爭中的落敗，卻泯滅于歷史之中。我們后來的旅行者來到黃山腳下的這里，發現了這里，以至于我們都不敢相信，這樣的山村，怎么會有這樣精美恢宏的建筑。
是因為我們健忘嗎？或許我們的歷史，在遺忘之前，都沒有想起過它來。
2000年，西遞、宏村做為皖南古村落代表，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我們真的應該把這些文化遺產，好好保護起來，因為，我們需要它們，來串聯歷史的真實，喚起我們曾經遺忘的記憶。
寫到這里，忽聽得窗外的夜色里，響起了浠瀝瀝的雨聲，那讓我想起了在西遞的那一夜，也下著雨，不大，浠瀝瀝地打在窗前的枝葉上。在西遞的那一夜，我做夢了沒有？或許做了，或許沒做，但我終是要記住湯顯祖的那句詩來的，他說：
“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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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行筆記，在此潛心打造屬于自己的《文化苦旅》，讓我們來一次，有文字感的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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