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困于關系之中：忽視與虐待的代價
“夜海之旅”，是在我們分裂的、否認的、未知的、不想要的、去除的、放逐到眾多潛意識的世界中自我碎片的旅行……這一旅行的目標是連接自我。這種回歸有可能非常痛苦甚至殘忍。為了進行這個旅程，我們必須首先接受一切。
——斯蒂芬·寇培，《你生命中的大事》
瑪麗琳是一個高個子、看起來十分健美的30歲女人，她在附近的一個手術室里當護士。她告訴我，幾個月之前，當她開始在她的運動俱樂部里打網球時，她認識了一個波士頓消防員邁克爾。她說，她通常都會避開男人，但她在和邁克爾的交往中，她逐漸建立起舒適的感覺，可以一起去跟他吃比薩。他們談論網球、電影、他們的侄子侄女，但并不是非常的個人化。邁克爾顯然享受她的陪伴，但她心想，他并沒有真正理解他。
8月的一個周六晚上，在打完網球、吃完晚飯之后，她邀請他來到她的公寓。她形容，當她單獨和他待在一起時，她感覺“拘謹不安，極不真實”。她想起自己叫他慢一點，但她幾乎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他們喝了幾杯紅酒，看了幾集《法律與秩序》電視劇，之后幾乎在床上睡著了。在大約深夜兩點，邁克爾睡著的時候翻了個身。當瑪麗琳感到他的身體碰到了自己，她爆發了——她拳打手抓牙咬，尖叫著：“你這個混蛋！你這個混蛋！”邁克爾驚醒了，立刻抓住他的東西逃走。她感到深深的羞愧感，憎恨自己的所作所為。現在她來向我求助，希望我能在她恐懼對于男人的恐懼以及無法理解的憤怒攻擊上有所幫助。
我以往與退伍士兵的工作經驗讓我能夠先聆聽瑪麗琳痛苦的故事、而不是直接著手解決問題。治療通常會以一些無法解釋的行為開始：在半夜攻擊男友，當被雙眼注視時感到驚嚇，用玻璃把自己割得血淋淋，或者在每餐之后刻意催吐。這些癥狀背后的真正問題，需要花時間和耐心才能逐漸浮現。
8.1恐怖和麻木
我們在談論中發現，邁克爾是瑪麗琳5年來第一個帶回家的男人，但這并不是她第一次在與男人過夜時失控。她在和男人單獨相處時，她總是感到拘謹不安和魂不守舍。有時候，她會在自己的公寓里醒過來，蜷縮在角落里，想不起發生了什么。
瑪麗琳也告訴我，她覺得自己的生命在“走過場”。除了在打網球或在手術室工作的時候，她都沒有任何感覺。幾年前，她發現用刀片割傷自己可以緩解她的麻木感。然而，她發現為了讓自己平復下來，她需要把自己割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頻繁。她嚇壞了。她也試過用酒精麻木自己，但這會讓她想起自己父親酒后的失態，讓她討厭自己。所以，她只要有時間，就瘋狂地打網球。這讓她感覺自己活著。
當我問她過去的經歷時，瑪麗琳說她“必然有過”幸福的童年，但她幾乎不記得12歲之前發生的事情。她告訴我，她曾經是一個靦腆的少女，直到她在16歲時，與酗酒的父親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沖突，之后她離家出走。她最后在沒有任何父母幫助的情況下，在社區大學獲得了一個護士學位。她對她當時濫交的經歷感到羞愧，她把自己描述為“在所有錯誤的地方尋找愛”。
就像我通常會讓新病人做的那樣，我讓她畫一幅家族肖像。當我看到這幅畫時（見圖8-1），我決定放慢治療的腳步。顯然，瑪麗琳曾經有一些可怕的記憶，但她沒有承認這幅畫呈現的內容。她畫了一個狂亂又受驚嚇的孩子，被關在一個籠子里，受到三個噩夢般的、沒有眼睛的人的威脅，而且她的空間還被一只巨大的陰莖突破。但這位女士說，她“必然有過”幸福的童年。
圖 8-1
正如奧頓寫道：
真實，正如愛和睡眠，討厭太強烈的接近。1
我把這叫作“奧頓原理”。因此，我特地沒有迫使瑪麗琳向我揭露她的回憶。事實上，我們沒有必要了解病人創傷的所有細節。重點是讓病人學會與他們的感受與經歷共存。這可能會花費數周甚至數年的時間。我決定在治療的開始邀請她參加一個小組，在那里她可以得到支持和接納，而無須面對懷疑、羞恥和憤怒。
正如我預想的那樣，瑪麗琳第一次參加小組治療時，她與家庭自畫像中的她很相似，看起來嚇壞了；她很畏縮，沒有與任何人主動交談。我選擇這個小組讓瑪麗琳參加，原因是這個小組總是接受，而且幫助那些不敢說話的新成員。他們都能從自己的經歷中明白，打開秘密需要一個緩慢的過程。但讓我驚訝的是，這次他們問了許多入侵性問題，特別是有關瑪麗琳情史的問題，讓我想起圖畫中那個被侵犯的小姑娘。讓瑪麗琳不知情地參加這個小組幾乎復制了她在圖畫中表現的創傷。我介入了，幫助她在一些問題中建立安全距離，她慢慢開始能適應小組治療。
3個月之后，瑪麗琳在小組治療中說道，她在從地鐵站到我辦公室的人行道上走得東倒西歪，摔倒了好幾次。她擔心她開始失明：她最近在打網球時也經常無法擊中球。我想起在她的畫中，那個雙眼圓睜、驚懼的小孩。這是通過身體機能問題而表達內在沖突，即所謂的“轉化反應”（conversion reaction）嗎？很多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士兵都承受著無明確原因的癱瘓，我在墨西哥和印度也見過很多“癔癥盲”的病例。
然而，作為一個醫生，我不會不經過檢測就斷定這“都是她腦子的問題”。我把她介紹給我在馬薩諸塞州眼科耳科醫院（Massachusetts Eye and Ear Infirmary）的同事們，讓他們給瑪麗琳做一個詳細的檢查。幾周之后，她帶著檢查結果回來了。瑪麗琳的視網膜出現紅斑狼瘡，這種自身免疫性疾病侵蝕了她的視力。她需要立即接受治療。我感到驚駭：瑪麗琳是我這一年里見到的第三個懷疑有亂倫問題，而且有自體免疫性疾病的人——這種疾病是身體對自身的攻擊。
當我確定瑪麗琳可以得到恰當的醫學治療后，我咨詢了我兩個在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兩名同事，精神科醫生斯科特·威爾遜（Scott Wilson）和理查德·卡拉丁（Richard Kradin），他們也負責那里的免疫學實驗室。我把瑪麗琳的故事告訴他們，給他們看了她畫的圖，還問他們是否參與合作研究。他們慷慨地獻出了時間和昂貴費用，進行了全面的免疫學檢查。我們招募了12名有過亂倫歷史但沒有服用任何藥物的女性，以及12名沒有任何創傷史而且也沒有服用任何藥物的女性（招募這個控制組驚人的困難）。瑪麗琳不在這個研究中：我們一般不讓任何正在被治療的病人成為我們實驗研究的一部分。
當我們的研究數據完整分析完成之后，理查德發現，比起沒有受過創傷的女性，有亂倫史的女性的CD45RA/RO比值異常。CD45是免疫系統的“記憶細胞”。這些細胞中的一些叫作RA細胞，會在遇到以往經歷過的毒性物質時激活；它們對于外界環境中的威脅十分敏感。相反，RO細胞負責記錄新的挑戰，它們負責對付來自身體內部從未見過的威脅。CD45RA/RO細胞比意味著識別舊有毒性物質和識別新的激活信息之間的平衡。在有亂倫史的患者中，準備激活的RA細胞的數量高于正常值。這讓免疫系統過分敏感，免疫系統會在沒有危險的時候開始進行抵抗，甚至攻擊身體自身的細胞。
我們的研究在更深的層次表明，亂倫受害者的身體不能很好地識別危險與安全。這意味著創傷性經歷的殘留不僅僅扭曲我們識別外界信息的方式；機體本身也很難識別安危。過去不僅僅殘留在思維上，殘留在對無害情景的錯誤解讀上（因為當邁克爾無意中碰到瑪麗琳的身體時，瑪麗琳攻擊了邁克爾），更殘留在他們的核心：他們的人身安全。
8.2破碎的世界地圖
人們是如何分辨安全與危險、內在與外在、何時應抵抗而何時可以接納？了解兒童虐待和忽視造成的影響，最好的方式是聆聽類似瑪麗琳這樣的人告訴我們的事情。我越了解瑪麗琳，我就越發現，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兒童時期，我們都認為我們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從自我中心的角度理解世界的一切。如果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都不斷告訴我們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事物，我們完全不會懷疑——我們必然是最可愛的。在我們的內心深處，無論我們如何更多地了解到自我，我們都有一種最基本的感覺：我們是可愛的。結果，如果我們在后來碰到那些對我們很糟糕的人，我們會很生氣。我們會感到不對：這不是我們熟悉的、被對待的方式，這不是我們該待的地方。然而，如果我們在童年時被長期虐待，或成長在一個厭惡性的家庭，我們的內在地圖可能就包含了截然不同的信息。我們的自我就被打上了輕視和羞辱的烙印，更容易感到“他在知道我打什么主意”而且讓我們更難在被虐待時保護自己。
瑪麗琳的過去改變了她對所有人際關系的看法。她確信，男人只會掠奪自己想要的東西，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感覺。女人也無法相信，因為女人太軟弱，無法為自己挺身而出，所以她們向男人出賣自己的身體來換取保護。如果你陷入困境，沒有人愿意盡舉手之勞出力幫忙。這種世界觀在瑪麗琳與同事的交往中顯得特別突出：她懷疑一切對她懷有善意的人的目的，她會因為他們輕微地違反了護理規則就告發他們。對于她自己，她覺得她是一顆壞種子，一個從里到外都是有毒的人，對周圍所有的人都有害。
當我第一次見到類似瑪麗琳那樣的病人時，我會質疑他們的思維方式，試圖讓他們形成一個更積極、更靈活的觀點。直到有一天，一位叫凱瑟的病人糾正了我。那天，一個小組成員來晚了，因為她的車在半路壞了，凱瑟立刻開始責備自己：“我上周就見到你的車有多破了。我就知道我該載你過來。”她的自我責備一直升級——僅僅過了幾分鐘，她開始為她以往的性侵犯承擔責任：“我是自作自受：我7歲，我愛我的爸爸。我也希望他愛我，所以我做一切他希望我做的事情。這都是我自己的錯。”我試著干涉并使她安靜下來：“拜托，你只是一個小女孩——你父親才應該承擔責任而且維持關系的界線。”凱瑟轉向我。“你知道，巴塞爾，”她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好的治療師，所以當你像這樣愚蠢地進行評論時，我依然衷心感謝你。然而，我是一個亂倫幸存者——我從小就被訓練得很好，去照顧那些成年的、不安的男子。但現在，已經兩年了，我相信你，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你這些評論讓我感到惡心。是的，只要我周圍的人發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都會本能地責備我自己。我知道這完全是沒有道理的，而且我覺得這種感覺非常愚蠢，但我就是有這樣的感覺。當你試著說服我，讓我更理性，我只能感到更孤獨、更無助，這確認了我的一種感覺：這個世界沒有誰能理解我的感受。”我由衷地感謝她給我的這些反饋。從此之后，我盡力和病人說“你不該感覺到這樣”。凱瑟讓我明白，我的責任在更深處：我應該幫助他們重新建立內心的世界地圖。
我在前一章討論了，依戀研究者表明，我們最早的養育者不僅僅喂養我們、幫我們穿衣服、當我們不安時安慰我們，他們還塑造了我們快速發展的大腦接受世界的方式。我們與養育者的交流表明了安全和危險：誰是我們可以依靠的，誰是會讓我們失望的，我們需要做什么才能夠滿足我們的基本需求。這些信息保存在我們的大腦回路中，構成了我們對自我的認知和對周圍世界的認知。這些內在地圖可能歷經多年都保持穩定。
但這不意味著我們的內在地圖不能通過我們的經歷發生改變。一個充滿愛的人際關系、特別是在青少年之間的人際關系，當大腦再一次經歷指數級的改變，會極大地改變我們。一個小孩的出生，正如我們的孩子教會我們如何去愛。在童年時被虐待或忽視的成年人仍然可以明白親密以及互相信任的美好，或者擁有幫他們打開更寬廣的世界的靈性體驗；相反，在兒童時期未受污染的世界地圖，仍然可以因為成年時遭受強暴或攻擊，或其他導致恐怖或絕望的體驗而扭曲。這些反應并非是合理的，因此不能僅僅靠改變他們的不合理信念來改變他們。我們的世界地圖深深地刻在我們的情緒腦中，因此改變他們，意味著重組這部分的神經系統，這也是本書治療部分的重心。
總之，學會了解非理性思緒和行為可以是有效的第一步。像瑪麗琳這樣的人常常發現他們與朋友之間的假設并不總是一樣的。他們的不信任和自我厭惡讓他們很難與他人合作——如果他們幸運的話，他們的朋友和同事會用語言、而不是行動告訴他們這一點；但這基本不可能。瑪麗琳的經歷非常典型：她攻擊了邁克爾之后，他絕對不會再有興趣解決這個問題，她也就失去了他的友誼。這時，瑪麗琳，這個聰明又有勇氣的女人，她開始尋求幫助，在反復面對挫折時仍然保持著好奇心和決心。
只要我們的恐懼不再綁架我們，理性腦就可以慢慢地控制情緒腦（例如，你本來因為被警察攔下來充滿恐懼，但警察告訴你，他攔你下來是因為你前面出現了事故，之后，你的恐懼就立刻平靜下來）。但當我們感到走投無路、憤怒，或被拒絕時，我們就很容易激活我們以往的大腦地圖并做出和以往相同的決定。改變始于我們學會“擁有”我們的情緒腦。這意味著學會觀察和忍受那些與悲慘或羞恥有關的心碎以及揪心的感覺。只有學會聆聽我們身體內部的狀態，我們才能開始與那些使我們心靈地圖僵化的情緒做朋友，而不是抹殺它們。
8.3學會記住
在大約一年以前，瑪麗琳的小組中的另一個成員瑪麗，在小組治療時詢問小組是否能聽她說她13歲時發生的事情。瑪麗是一名監獄看守，她和另一個女性保持著虐戀關系。她希望小組明白她的背景，這樣就更能容忍和理解她的反應，例如她會因為一些很小的事情關閉情感或者發怒。
瑪麗吞吞吐吐地告訴我們，在她13歲的一個夜晚，她被她的哥哥和他的一幫朋友輪暴。而且這次強暴導致了懷孕，她母親在家里廚房的桌子上幫她墮了胎。小組敏感地覺察到瑪麗在向大家傾訴什么，而且在她抽泣的時候安慰她。我深深地被他們的同情所打動了——她們安慰瑪麗的方式一定是通過他們自己第一次面對創傷時其他人對他們的安慰中學到的。
時間快結束時，瑪麗琳問她是否可以用一點時間來談她的經歷。小組同意了，她告訴我：“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我想知道我是否曾經被性侵犯過。”我的下顎一定都快要掉到地上了。從她的家庭畫像來看，我一直都覺得她應該知道，至少在一定程度感覺到這個問題。她對邁克爾的反應就像一個亂倫受害者，她長期的行為就好像她生活在一個可怕的世界中。
盡管她畫了一個被性侵犯的小孩，她——或者她的認知里、語言上的她——對于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無所知。她的免疫系統、她的肌肉、她的恐懼系統都記錄了這件事，但她意識上的思維缺乏對這個經歷的表達。她通過繪畫重演了她的創傷，但她的敘述完全沒有提及這件事。我們會在第12章看到，創傷性記憶與日常的記憶非常不同，這些差異存在于各個層面的思維和大腦中。
受到瑪麗故事以及接踵而至的噩夢的刺激，瑪麗琳很快開始與我進行個人治療，來處理過去的問題。一開始，她體驗到一波波強烈的、無法逃離的恐懼。她停止治療了幾周，但當她失眠到必須請假時，她繼續前來治療。正如她后來告訴我：“我唯一判斷情景安全與否的方式就是感覺，如果我不逃出來的話，我會被殺。”
我開始教瑪麗琳冷靜下來的技巧，例如注意呼吸——吸氣，呼氣，每分鐘循環6次——在呼吸的同時注意身體的感覺。同時配合指壓，幫助她不至于太難以忍受。我們也試了正念治療：在專注于身體感覺的同時保持心靈活躍，這逐漸讓瑪麗琳可以在觀察自己的經歷時保持一定距離，不至于立刻被自己的感覺攫取。她過去嘗試用酒精和運動來減弱或去除這些感覺，如今她能夠在感到安全的情況下，體會她在小女孩時發生過什么。她在重新掌控自己的身體感覺時，她也開始能夠區分過去與現在：現在，如果她感覺到她的腿在晚上碰到什么東西時，她能夠感覺到那是邁克爾的腿，是她邀請這個帥氣的球友到她的公寓來的。這條腿不屬于其他什么別的人，而與它的接觸并不意味著有人要試圖侵犯她。她依然能感受到——徹底地、真切地——她是一個34歲的女人，而不是一個小女孩。
瑪麗琳最終開始觸及她的記憶，它們以她童年時的臥室墻紙的片段出現。她意識到，這是當父親在她8歲時強暴她時，她的視線聚焦的地方。被父親性侵犯遠遠超出了她的承受極限，她必須把這件事從自己的記憶里擠出去。因為無論如何，她必須要繼續和這個侵犯她的男人，即她的父親一起繼續生活。瑪麗琳記得她曾經向她的母親尋求幫助，但當她跑向她、試圖把臉埋在她母親的裙子里躲起來時，她只得到一個虛假的擁抱。有時候，母親會保持沉默；有時候，母親會哭叫著，或者憤怒地責罵瑪麗琳“讓父親生氣”。瑪麗琳，這個受驚的孩子發現沒有人可以保護她、給予她力量或庇護。
正如羅蘭·薩米特（Roland Summit）在他的經典研究“兒童性侵害順應癥候群”（The 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CSAAS）中提出：“兒童性侵犯，這個秘密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恐嚇、侮辱、隔絕、無助和自責——它的存在取決于一個可怕的事實：任何試圖向成年人透露這個秘密的兒童，都會遇到成年人不約而同的沉默和不信任。‘別擔心這種事，這永遠不會發生在我們家。’‘你怎么會想到這么可怕的事情？’‘別再讓我聽見你說這種事！’然而，正常的孩子從不問，也從不說。”
在我從事我現在這份工作40年之后，我仍然時常在聽到病人描述他們的童年時表示“這簡直難以置信”。他們跟我一樣懷疑——父母怎么可能用這么殘酷又恐怖地對待自己的孩子呢？他們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強調，他們有可能夸大了事實，或者這些經歷不是真的。他們對于過去發生的事情全都非常羞愧，他們責備自己——某種程度上，他們堅信，這些可怕的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們自己是糟糕透頂的人。
瑪麗琳現在開始探索一個無助的孩子是如何封閉自己的情緒，同時服從一切對她的要求的。她讓自己消失：她一聽到父親在她房間外的腳步聲，她就會“把腦子埋在云上”。我的另一個類似的病人用圖畫來表現這個過程。當她的父親開始摸她時，她讓自己消失：她飄浮在天花板上，看著承受著創傷的小女孩4。她很高興，因為這不是真正的她，而是另一個小女孩在被性侵犯。
看著這些思維被一道堅不可摧的迷霧從身體里區隔開來，讓我真正體會到解離狀態——這種癥狀常常在亂倫受害者身上的發生。瑪麗琳后來明白，作為一個成年人，她仍然會在和性有關的情景中漂浮在天花板上。當她更積極地進行性行為時，她的伴侶有時會告訴她在床上是如何棒——他幾乎不能認出她來，而且她說話的方式也完全改變了。她常常不能想起到底發生了什么，但有時候她會變得很生氣，很有攻擊性。在性這方面，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她逐漸不再與任何人約會——直到遇見了邁克爾。
8.4憎恨你的家庭
兒童無法選擇他們的父母，也無法理解他們父母的情緒變化（例如憂郁、憤怒、心不在焉等）和行為與他們無關。兒童只能讓自己適應他們所在的家庭，這樣他們才能活下去。不像成年人，他們不可能尋求其他權力部門的幫助，他們的父母就是“權力部門”。他們不能出去租一個房子自己住，也不能搬去和別人一起住：他們只能依賴他們的養育者。
盡管他們不曾直接地受到過威脅，但兒童能感覺到，如果他們向老師們談起他們被打、被性侵犯，他們會受到懲罰。所以，他們反而努力不去想發生過的事情、不去感覺恐慌在他們身體上留下的痕跡。他們無法忍受思考這些經歷的細節，他們因此也無法理解他們的憤怒、恐懼，或崩潰其實與他們的經歷有關。他們不說話；他們通過發怒、冷漠、抱怨和挑釁去表達和抵抗他們的感覺。
孩子們也會全心全意忠誠于他們的養育者，即使養育者會虐待他們。恐懼增加依戀的需要，即使依戀的對象也是恐懼的來源。我從未見過一個不到10歲、全身骨折和燙傷、飽受家人虐待的孩子會選擇離開他的原生家庭；如果讓他自己選擇，他一定不會選擇被安置到寄養家庭。當然，對施虐者的依戀不僅限于兒童時期。被綁架的人會愿意付錢給綁架者，表明想要嫁給他們，或表明想要與他們產生性關系的意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通常掩護他們的虐待者。法官們常常告訴我：他們好多次為了保護家暴受害者簽署了禁制令，但他們總是發現受害者讓他們的伴侶偷偷回來。這讓他們覺得臉上無光。
瑪麗琳過了很久才準備好跟我提及她受過創傷的經歷。她還沒準備好違背她家庭的忠誠——在她內心深處，她仍然需要家人來保護她免于恐懼。但她這份忠誠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孤獨和絕望，以及無法避免的因無助而憤怒。這份無處可去的憤怒最終指向了她自己，在她的絕望、自責、自我傷害的行為中。我的一個病人告訴我：“這就好像憎恨你自己的家、你的廚房、你的鍋子、你的床、你的椅子、你的桌子、你的毯子。”沒有什么是安全的，尤其是你自己的身體。
學會信任是最大的挑戰。我的另一個病人是一個小學老師，她的祖父在她6歲之前反復強暴她，她發給我這樣一封郵件：“我在結束治療、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在考慮向你暴露我自己的危險；當我駛入124號公路時，我發現我破壞了一個我自己的原則：我不應該依戀你，或者是我的學生。”
在我們的下一次會面中，她告訴我，她也被她大學的實驗室老師強暴過。我問她是否尋求過幫助或控告過他。“我當時不敢讓自己到馬路另一邊的醫院，”她回答。“我渴望幫助，但我站在那里的時候，我強烈地感到我可能只會被傷害得更深。這很可能是真的。當然，我必須隱藏一切，不讓我父母，不讓任何人知道。”
當我告訴他，我很關心她發生過的事情，她寫給我另一封郵件：“我在試著提醒自己，我沒有做任何事情，我并不值得受到這種待遇。我甚至想不起來有任何人用同樣的眼光看著我，同樣地跟我說他們擔心我。我很珍視這種‘我是值得被我尊敬的人關心’的感覺，以及那些深深地理解我的掙扎的人。”
為了了解我們自己，擁有一個身份認同，我們必須能夠意識到（至少有一種“意識到”的感覺）現在的“真實”與過去的“真實”。我們必須仔細觀察周圍的事物并進行正確的分類；我們也必須相信我們的記憶，而且能夠將這些記憶與我們的想象加以區分。失去區分現實與想象的能力，正如精神分析師威廉·尼德蘭（William Niederland）所說的那樣，是“靈魂的謀殺”。抹除知覺、培育否認常常是生存必需的手段，但這樣做的代價，是不知道你自己是誰、不知道你的感受、也不知道你能相信誰。
8.5重演創傷
在瑪麗琳有關她童年創傷的噩夢里，有一部分和窒息有關：一條白色的茶巾繞著她的脖子，有人把她用這條茶巾提起來，讓她的雙腳無法沾地。她在驚恐中醒來，以為她剛剛肯定死了。她的夢境讓我想起那些退伍士兵的戰場噩夢：他們清晰無誤地看見那些在戰場中見過的臉和殘肢。這些夢如此可怕，以至于他們不敢睡著；只有在白天，這個與夜間埋伏無關的時刻，他們才感到片刻的安全，得以午睡休息。
在瑪麗琳接受治療的時候，她不斷地感覺到與窒息夢有關的圖像和感覺。她記得她4歲時，她坐在廚房里，眼睛腫著，喉嚨沙啞，鼻子流血，而她的父親和哥哥都嘲笑她，說她蠢，是個蠢女孩。有一天，瑪麗琳告訴我：“我昨晚在刷牙時，我被一陣窒息感襲來——我就像一條離了水的魚，痛苦地扭動著身體，試圖獲得一點氧氣。因為我在刷牙，我被嗆得眼淚直流。驚恐在我的胸中升起，我感到被毆打。我站在洗臉槽前，必須用盡全力才能抑制自己的尖叫：‘不不不不不！’”之后，她上床睡覺，就像要上發條一樣，她每隔兩小時就會自己醒來。
創傷并非以敘述的方式，依照開頭、中間、結尾這樣的順序儲存起來。我會在第11章和第12章詳細敘述記憶一開始恢復的狀態，就像瑪麗琳這樣：伴隨著經歷的碎片、互相孤立的圖像、聲音、以及身體感覺的閃回，伴隨著恐懼和驚恐。當瑪麗琳還是一個孩子時，她無法用語言來描述那些經歷，而且說與不說也沒有區別——沒人在聽。
像很多兒童虐待幸存者一樣，瑪麗琳的經歷展現了生命的力量和生存意志如何抵抗創傷毀滅性力量。我逐漸發現，唯一能讓治愈創傷成為可能的，是對病人求生意志的敬畏——正是他們的意志讓他們忍受虐待，進而承受著療愈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靈魂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