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強種的后代? ? ?

月亮并不象太陽，但它確實是太陽光芒的返照。

????????????????????及?時?雨?? ? ?

在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紅安代表李家宏向李先念主席報告了家鄉的喜訊：一九八二年，全縣糧食總產量突破了五億斤。

李主席問“莫光講糧，還有票子呢?”

李家宏翻開了本子匯報說:“去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四元。”

“可憐啊!有糧吃了，可還買不起收音機，看不上電視。李主席的目光向與會者掃了一周，緩緩地說:“一個人下田干了一天，晚上回屋，把肚皮填得鼓鼓的，然后喘一口氣，就側身子倒在床上。這種生活不變，哪個鬼才想去種田!我們不能無限制地提高糧食產量一一因為土地有限，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擴大了!”

當李家宏帶著國家主席的憂慮回到紅安時，縣委正提出了向五億五千萬斤糧食突進的目標。

李主席的告誡引起了人們的思索。縣農科所算了一筆帳:在現有的生產水平上，每增產一斤糧食，就要倒貼兩角壹分錢，五千萬斤就賠上一千零五十萬元！

農牧局、林業局、水利局、財政局紛紛算起了帳，這些數字綜合在一起，使縣委震驚了。

當全縣農業產值每年以百分之五點八的幅度遞增時，林牧業產值卻以百分之五點五的幅度遞減，一加一減，得出了一千二百萬元的負數。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濫伐濫墾，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每年有近百萬方沃土被沖走，河床增高，幾條主要河流已經淤塞，被迫封航……

這是怎么回事?三十年來，辛辛苦苦地搞糧，卻搞了個山窮水盡！紅安不是老蘇區嗎?紅安人不是有覺悟嗎?老蘇區的優勢到哪里去了?這一切該么解釋?

縣委的疑問也是將軍們的疑問。北京軍區羅應懷副政委在對家鄉作了調查分析后，和縣委的同志交換了認識，他認為:紅安地處窮鄉僻壤，交通閉塞，這在革命戰爭中是個優勢，但在經濟建設時期則是個劣勢；而毀林開荒，破壞了生態平衡，使劣勢人為地擴大了。老蘇區人民覺悟高。執行上級指示堅決，本來是個優勢，但是，那些“左”的東西在這里也得到了徹底的貫徹，這就使紅安成為“左”的重災區，優勢又變成了劣勢。

羅應懷將軍認為，這是紅安的悲劇，縣委應該下決心結束這個悲劇。

然而，結束這個悲劇首先要否定自已，承認落后，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要知道紅安三十年來一直是先進縣，這其中也有縣委領導的一份榮譽和驕傲。縣委領導也是要臉面的。在爭論中，縣委同志們的認識統一到了一份批件上，這是中央軍委顧問王建安將軍的一份批件，他在批件中寫道:一九七五年，紅安盲目引進阿爾巴尼亞油橄欖，是我提議搞的，我應對此錯誤負主要責任，并向家鄉人民檢討錯誤。

王建安將軍向自己的鄉親認了錯，他失去的是錯誤，得到的是更深的敬重。

這位一九二九年的紅安縣蘇維埃主席，以其坦蕩的胸懷，使他的后輩們懂得了一個道理，人人都有自己的高傲，但是一個人該知道什么時候拿出他的高傲，什么時放下他的高傲來!

縣委認真總結了教訓，找到了缺陷，挖出了潛力。他們打破了単一的種植業生產結構，大力發展多種經營。一年后，全縣人均收人上升了近一倍，達到二百二十元。

紅安的經濟起飛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前途決不是平坦的。在縣委的座談會上，蔡縣長用一支廉價的圓球筆抵著本子，邊計算，邊向我們訴說他們面臨的困難：他們缺乏足夠的資金和工副業基礎，缺乏發達的交通網和運輸工具，缺乏人才和信息，缺乏管理商品經濟的經驗。

“你們看過《血疑》吧?”這個有大專文憑的縣長繼續說道，“輸血不僅在醫學上有效，在經濟上也有效呢。紅安象那個‘幸子’，需要‘光夫’的血液來加快強壯……”

?蔡縣長開了個頭，各位領導接著就發開了牢騷。

“哪個給你支援?山高皇帝遠。有油水的事從來沒我們的份兒。”

?“都到窮山溝里刮油水，外貿收我們的鹽脆花生，成本價都不給，硬是拿我們當華僑干啊!”

?在采訪中，我們已經聽慣了干部們的訴苦，但是在他們發泄后，他們的情緒又高昂起來，又要熱切地描述紅安的前景了，他們都相信，再過十年，紅安將是一個滿山花開，蜜一般甜美富足的地方!

這是紅安人的性格。紅安人是喜好競爭的山民。他們曾參加過一場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競爭，他們一次次從失敗中奮起，以其山民特有的堅韌和頑強，折服了強大的對手。今天，他們要同全國各兄弟縣去競爭，去贏得新的勝利一一那就是富裕。在這場競爭中，他們處于落后的地位，落后了許多。他們正在陡峭的山路上追趕著，一寸一寸地縮短著差距。在這場進軍中，后勤補給是決定性的因素。紅安也只能做它的后勤支援所能保障它做的事。紅安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紅安就象它境內的倒水河，平時緩緩地流著，而一場大雨過后，它便會陡然改變了平靜，十分壯觀地奔騰起來。

紅安需要一場及時雨。

民聲就是天聲。在北京，李先念、韓先楚、陳再道、秦基偉、程子華、陳錫聯、羅應懷等同志，分別向中央匯報了家鄉紅安的情況，提出了建議。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里面的毎一條、每一款，都是紅安縣委的同志們所盼望的。有了這場及時雨，那里的山山木水將會注入多少勃勃的生氣啊!

無?銜?之?將

有人說，紅安是個出將帥之材的風水寶地，紅安人是山里的強種。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這里曾打出了一代能征善戰的名將。他們高屋建瓴，威風凜凜地俯視著戰局，變劣勢為優勢，轉敗局為勝局。

在今天，一個縣的決策人如同戰場上的將領一樣，是一個神秘的值，他包含著看不見摸不著的一些因素，他的思想作風、知識結構乃至他的性格愛好，都會產生內在的、巨大的價值。

我們走訪了紅安縣書記楊春生同志。

楊書記雖說是五十開外的人了，但卻象年青人一樣結實健壯，反應敏捷。窮縣的縣委書記也窮，家里一切都很簡單，書卻非常多，沿壁面立的幾個書架上了各種書籍。

楊春生從書架上取下了幾本線裝書，夸口說是珍本。他藏有明朝按察使的筆記，清代巡撫的家書，以及一些文集，在這些文集中，有上個世紀士大夫和當代經濟學家對經濟遠景的想法。老實講，這些書的實用價值應該在省級領導。當我們提到這些書時，楊書記笑道:“我是個縣委書記，不多也不少，五十歲的人了，干完這一任就要下臺帶孫子去了。看這些書嘛，無非是想曉得一點事，我們山里人，見得少，腦瓜子笨……”

?然而，這個“腦瓜子笨”的縣委書記立時就現了原形。鄰縣光山的王縣長找上門來了。

?楊春生興高采烈地歡迎王縣長。

“真他媽的活見鬼!一定是哪個在你屁上扎了一錐子，你才跑到我這兒來的!”

?王縣長下說:“我上你這兒來走走，沒得什么要緊事兒。”

“扯謊。你的板眼我曉得，又找我干什么?講吧!”

“我幾時扯過謊，我是到紅安有事，順便來拉你吃頓鈑的。”

“好，老婆回娘家了，咱們自己下廚房搞菜吃。”楊春生拉起王縣長的手。

“哎，今天我來請客。”王縣長把手掙開。

? 楊春生警惕地看了王縣長一眼說:“滑頭，你是來放我的血啰！”

“幫個忙吧，我們建花生食品廠，想從你們這兒搞一點木料。”王縣長說著，遞過一張購貨清單。

? ?楊春生接過清單，仔細聽完了來者的要求，搖了搖頭。

?“你要這么多木料是要我去坐牢啊!媽的，我坐了牢，你是不會給我送飯的。我借你一方吧……”

? ?“我拿一方能什么用場?”

“我不能再多給了。”

?“你能的。興許，以后我也有機會幫你的忙呢！”

楊春生又把清單拿起來看了看說:“那么……好吧，就算我幫你搞到了這些木料……你又能給我點什么呢?”

“我們花生制品廠年年收購你四百萬斤花生。王縣長說道。見楊書記沒插話，又補充了一句:“每斤比牌價高四分錢。”

?“六分。”楊春生變得冷若冰霜。

“好吧！”王縣長嘆了氣，拍了拍楊春生的肩膀，“你是個生意人，一點虧也不肯吃呵！“

“我只有五十貫的家當，不能窮大方呵!”

楊春生確實是個精明的當家人。他的精打細算，給這塊土地爭得了不少的實際收益。

?有的人可能認為，縣委書記的工作大多是干干巴巴的。聽匯報，寫總結，作報告；黨委會，常委會，辦公會一一這些字眼也確實是干巴巴的。

然而，正是在這些日常工作中，體現了他們的性格與才干。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個不大的日本觀光團來到了紅安。揚春生會見了這些客人。在隨便、活躍的交談中，有一個客人說，他在縣博物館看見一雙紅軍的草鞋，很漂亮。但他不知道哪里能買到這種工藝品。他跑到縣土產公司，土產公司卻說不經營這種產品。他說，穿草鞋在香港和東南亞已成為一種時髦，而紅安是草鞋的故鄉，他希塱能在這里長期訂貨。

“沒問題，沒問題。”楊春生毫不掩飾地高興了起來。不過心里卻有疑慮。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紅安能不能找出一雙草鞋，至少，他本人已經有十年沒見過這種東西了。

?客人走后，楊春生來到了供銷社。供銷社的同志對這筆買賣表示懷疑：“他為啥單單要草鞋呢?怕是拿出去做宣傳品，來證明我們窮吧?”

?楊春生說:“人家是生意人，他的事業是買賣好東西。買賣上了門，我們還在疑神疑鬼，這是錢，是外匯哪。”

“這日本人的錢能賺嗎?”

“你這小廟里的鬼，就是日本國天皇老子的錢也照賺。”

?在楊春生的督促下，供銷社組織了草鞋生產。買賣進行得很順利，那個商人把所有的現貨購買一空，又續訂了一筆合同。

“這是上千年來紅安頭一次和外國人做生意。”楊春生自豪地對我們說，“東京、香港、新加坡的商店里也擺上紅安貨啦，我們還要把竹筍、蜂蜜、茶葉、藥材搞到美國、歐洲去。到時候，哪個還敢紅安是窮鄉僻壤，貧困地區！”

? 大胃口!大氣派!這就是當今紅安的大將之才。? ?

事實與雄辯

現在，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人物，他叫陳慕凱，是縣林業局的一個技術員。

?二十八年前，陳慕凱大學畢業回到家鄉，那時的陳幕凱是謹慎小心的。然而，在劫難逃，他到底還是被打成右派。原因可以追朔到那一年的秋天。一天，縣百貨公司門前排起了大隊，人們在購買當時尚屬緊俏商品的蘇聯手表。一位領導叫他去幫忙排隊。他拒絕了。當然，自有熱心人去為領導解憂，事后，這個熱心人問他道:“你為哈要跟領導過不去?”

“我的信條不允我這樣做。”

?“你的信條是怎么講的?”

“每個人都應該自己替自己排隊。”

“傻貨，”熱心人說道，“我跟你一樣，也是個大學生。但是領導過生日時，我去買過魚，甚至在他家的房里刮過魚鱗。”

?“我沒這個本事……我根本不會刮魚鱗。”

?兩個月后，這番話被解釋成抵制黨的領導，于是，罪有應得……

?經過這次波折后，陳慕凱才明白，他大大地失算了。因為他不肯安安靜靜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解解字謎，不去一份接一份地寫改造思想心得，不去一小塊接著一小塊地在縣城為自已的家庭爭得地盤，反而徒步或乘順道的拖拉機到各處林區東奔西走，勘察設計，畫出一個個造林的草圖，似乎那些已經荒了幾百年的山嶺，就不能再等上一兩年，等調研員陳慕凱安排好個人的生活再說。

?他始終沒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始終沒有學會“刮魚鱗”。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個夜晚，陳慕凱在臺燈下聚精會神地起草著一份報告。報告的開頭用了一個象對熟人那樣的簡單稱呼:“先念同志……”

?他在報告中寫到，一九七九年李先念主席回紅安時，曾提出，應該把山上的馬尾松換成杉樹，杉樹生長得快，經濟效益高。據此指示，縣委已訂出了計劃，要在五年內把馬尾松全部換種杉樹。這樣十年后，紅安的木材總積蓄量將翻六番，達到五百萬方，年采伐收入六千零三十五萬元。紅安就可一躍而成為富縣。陳慕凱認為:“這個計劃太簡單，太完美，因而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分析了全縣一百零八萬畝宜林區的土質和樹種分布狀況:“紅安的土地并不肥，盡是石頭疙瘩的山坡，坎坷不平的山洼和沙質土地。而杉樹的生長需要肥沃的土壤。馬尾松盡管成材率不如杉樹高，但它卻能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長得更興旺、更皮實。此外，馬尾松的枝杈發達，在紅安這個偏遠的缺煤縣里，幾乎全縣的燒柴都取之于它……”

?接下來，陳慕凱又列舉了許多論據。這是林業工作者在縱論林木。他在這里搞了三十年千辛萬苦的勘察工作，他有權確鑿有據談論這塊土地。

?他在結論中寫道:“全縣十二萬畝杉樹，由于土質關系，其中四萬六千畝長成了小老樹。而馬尾松普遍長勢很好，一棵馬尾松年平均積五角線的木材，一畝二百棵即有一百元，全縣六十四萬畝馬尾松，管理好了，一年的積材可創六千四百萬元的價值。年采伐收入也可達兩千七百萬元。實際上馬尾松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因為有了新樹種，就拋棄久經考驗的馬尾松，就象一個窮漢看見了一雙皮鞋，為了買皮鞋，把衣服、褲子都賣掉一樣愚蠢。”

?陳慕凱寫到最后兩句話的時候皺了一下眉頭。他想了一下，把“愚蠢”這個詞涂去，換成了“欠妥”。他又看了幾遍，直到他看不出再有別的欠妥的詞句了，才在落款處用繁體字工整地寫下自己的姓名。

信寫好了，信封卻沒有封起來。對于自己微弱的力量，陳慕凱是不抱希望的。第二天，他把信交給了縣委。

?縣委的同志們傳閱了這封信。

?“一個調研員講話這樣大膽，簡直是前所未聞！”有人議論道。

“國家主席有他的想法，我有我自個兒的。”陳慕凱平靜地說。

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出格。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他也有他自己的關心和優慮，盡管他似乎無關輕重。他在縣林業局調研員這個小小的崗位上，把自己的全部熱情，全部美好的感情，都獻給了這個事業。

縣委楊春生看了這封信后，激動地說:“一個基層干部敢于對國家主席的指示提出異議，修正國家主席的意見，這說明了許多問題!許多好的問題!這里面有勇氣，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有水平，文化水平、覺悟水平。”他把信還給陳慕凱說：“你得很對，你可以把信封粘起來了。”

?第二天，這封信被裝進一個大信封里，用膠水粘牢，貼上了雙掛號的郵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