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有“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之說。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公認的宋史泰斗，則屬于其中不多的幾人之一。
當年就讀輔仁大學時，遇周作人到校講新文學。周作人一邊在臺上信口開河地講，鄧廣銘就在臺下一邊記筆記，等周作人講完后，他的一本整理得略有次序的筆記草稿也完成了。
周作人講課，向來被認為是北調攙和南腔，當中又有不少的專業知識，能聽懂就屬不易，可鄧廣銘不止當場記錄整理，最終還將筆本印成了書。
而這本筆記在當時便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 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據說，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
1998年，鄧廣銘臨終前對女兒鄧小南說: “我死了以后，給我寫評語，不要寫那些套話，‘治學嚴謹、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沒有特點。”
20世紀30年代，朱自清從一刊本題字下押有“孫洙”的印章中，推測這可能是清代《唐詩三百首》編者的名字。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 見于此書序言中。孫洙的《唐詩三百首》本意僅是作為家塾課本之用，因而署名上也相當的隨意，僅留“蘅塘退士”編。
此版本雖是經歷代遴選再編輯而成，但甫一面世即“幾至家置一編”。明人“舉世宗唐”，明末清初的文學批評家金圣嘆便著有兩部唐詩批評著作，一部為《金圣嘆選批唐詩六百首》，另一部為《金圣嘆選批杜詩》。
金圣嘆幼年時便對“四書”、“五經” 等書冊持抗拒心理，然而對偶然接觸的《水滸傳》、《西廂記》、《妙法蓮華經》等書籍卻大感興趣。
據清代《丹午筆記》 記載，金圣嘆將科舉考試當成游戲，其所作文章任性怪誕、肆言無忌，秀才的資格亦因此被免去。
事后，他還專門雕刻了一枚“六等秀才” 的印鑒，四處張揚，導致部分的文人直斥其做法純粹是“詭道求名”。
順治十八年，金圣嘆因涉“哭廟案”被以謀叛逆的罪名處斬，籍沒其家產，妻子遣戍東北寧古塔。
臨刑前吟詠: “鼠膽蟲臂久蕭疏，只惜胸前幾本書。雖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何如?”
大意是，自己微末卑踐，學業荒疏，死因無足惜，只可惜評點中國古典文學的計劃尚未完成；
雖然對唐詩作完分解，可其余幾種著作將怎么辦啊？(現存《金圣嘆選批杜詩》 為未完稿)明末清初，流行“詩必盛唐”。金圣嘆在評唐詩時，所選唐詩則擴大至全唐。
不僅介紹詩人生平，還對七律詩在結構上以四句一解的方式進行劃分，分成前解和后解兩部分，并以此進行批點。
金圣嘆認為: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
詩無好壞之分，只有高下之別。即: “低手寫色，高手寫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