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非常仰慕師兄唐寅的畫風。唐寅由于一生坎坷，吃了許多苦頭，所以他胸中積聚的不滿和忿氣，往往會形諸筆墨，在畫面上體現出狂態。但唐寅的畫卻又跟當時浙派末流畫家的“徒呈狂態”不同，是完全跟他自己酸楚難言的內心世界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唐寅所畫的一枝一葉、一山一水，甚至花草鳥獸，都足以動人。
另外，一代巨匠沈周的畫，也是仇英經常臨摹的藍本。沈周作畫一度文秀工細，以技巧純熟示人，晚年卻大氣磅礴，特別是其花鳥畫尤多粗筆潑墨寫意之作。這些繪畫大家的經驗，給仇英以深刻的啟迪，那就是在作畫的過程中，時時要注意氣度與法度的配合，既不能因為感情的熾烈而亂了章法，也不能謹守藝術的行規而不思進取。
只有奔放處不離法度，精微處又照顧氣魄，放而據法，法不離論，才能展現藝術的高超境界。文人畫最講究情感的宣泄，但情感的合理控制又是藝術的先決條件。如果忽略了這一點，任憑自己的情感如脫韁的野馬任意馳騁，藝術也必然在這種漫無邊際的燃燒中化為灰燼。
仇英深諳此理，因此在繪制巨幅長卷時，從不無法無天，而是將情感和理性較為從容地結合起來，要求自己筆筆皆在法中，在法度之中體現出奔放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