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首先從宏觀上簡略扼要講述了中國古代歷史，為我們梳理了文明發展的脈絡。接著以明朝為主，為我們詳細梳理了歷史的脈絡，讓我們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不僅告訴我們歷史上發生了什么，而且告訴我們為什么會發生，以及產生了什么后果。
書中，作者李曉鵬告訴讀者，王朝崛起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而覆滅的原因則不盡相同。
秦朝獨尊法家思想，刑罰過于殘暴，人民不堪忍受，終于二世而亡。漢朝立國之初，吸取秦朝的教訓，與民休養生息。除了治安之外，基本不搞其他的事情，更加沒有勞民傷財，大興土木。“文景之治”成了事實上的“黃老之治”。
漢朝前期尊崇道家思想，無為而治，很多事情官府不管，不作為，就會有人占便宜鉆空子。結果豪強橫行，人民生活困苦。《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富者必用奇勝”，“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文景之治”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漢書·食貨志》中，記載了董仲舒的話，“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強勢力的壯大，為漢王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一、“察舉制”的建立與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察舉制”是漢武帝下詔開創的。
漢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詔各級官員“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他親自出題，考以天下治理之道，合格后任命官職，有一百多人參加策問。其中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武帝對董仲舒的對策非常贊賞，將他派到哥哥“江都易王”劉非那里擔任國相。
丞相衛綰上奏說：“目前所舉的賢良之士，或是法家信徒，師從申不害、商鞅、韓非等人，或是蘇秦、張儀的信徒，治縱橫家之學。這些人擾亂國政，應該罷免。”漢武帝采用了他的建議。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武帝紀》
后世普遍認為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開始，但這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漢武帝的領導班子里并沒有儒家學者，董仲舒也一直沒有在中央政府擔任過官職。漢武帝并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于西漢初期的幾位君主都主張道家的無為思想，奉行黃老之術，武帝更是“頗好方術”，更加由于武帝的祖母竇太皇太后推崇道家，導致在當時朝廷的儒道之爭中，儒家一直被壓制，處于下風。
五年之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儒家于是重新得勢。十一月，漢武帝下令，要各郡縣推薦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建議，二千石以上官員，每年推舉孝者、廉者兩人，被漢武帝采納。后來，這種制度通稱為“舉孝廉”，成為漢代察舉制最重要的科目。
孝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董仲舒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西漢會要·卷四十五選舉下》
由于在制度上確認了薦舉孝廉的人數，所以后世通常把“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作為“察舉制”正式建立的年份。
察舉制中，“孝”和“廉”的判斷非常主觀，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導致官員基本上被豪強階層壟斷，最終終于形成了“門閥政治”，這成了直到東晉以來最大的社會問題。
東漢末年，曹操就曾被舉孝廉。曹操的兒子當時還是文王的曹丕授意任尚書的陳群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察舉制的問題。直到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廣設進士科取士，中國才有了“科舉”制度。
從此之后，文官系統掌握了歷史的話語權，他們可以按照他們的利益來記錄和解釋歷史。
二、“巫蠱之禍”與“昭宣中興”
劉洵是西漢的第十位皇帝，漢武帝劉徹是西漢的第七位皇帝，劉洵是劉徹的曾孫。他剛出生僅數月的時候，就因“巫蠱之禍”被投入大牢，被關了將近四年，險些喪命。
漢武帝晚年身體不好，經常生病，便疑心周圍有人要害他。征和二年（前91年），酷吏江充與太子劉據不和，他怕劉據繼位后會殺他，便栽贓陷害，在太子府中“搜”到了桐木做的人偶。劉據一時倉皇，無奈之下，只好起兵，結果兵敗自縊而死。太子劉據一家三子一女都被漢武帝殺死。這個事件被稱為“巫蠱之禍”。受此案牽連，死亡數萬人。后來，武帝發現太子并無反意，后悔莫及。
太子劉據有一個孫子，叫劉病已，當時還是個嬰兒，只有幾個月大。因為年幼，得免一死，但還是被投入大牢。還在襁褓之中的病已在獄中遇到了他的貴人，這就是廷尉監丙吉。丙吉對病已悉心照料，直至出獄。
還在獄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大事，危及包括病已在內的所有犯人的生命。后元二年（前87年），漢武帝病重，有人向他報告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下令，不分輕重處死長安獄中所有的犯人。當使者郭穰晚上趕到丙吉所在的監獄時，丙吉關閉大門，拒不接納使者。次日早上，郭穰回去彈劾丙吉，武帝聽聞后，說此及天意，因而撤回旨意，并因此大赦天下。劉病已才得以保全性命。
巫蠱事連歲不絕。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系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漢書·宣帝紀》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駕崩，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為帝。劉賀荒唐無行，二十七天后即被廢。這時，丙吉已升任光祿大夫給事中，他向霍光推薦劉病已。元平元年秋七月庚申（前74年9月10日），劉病已登基，是為漢宣帝。十年后，改名劉詢。漢宣帝劉詢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即位前蹲過監獄的大一統皇帝。而多虧了丙吉，劉詢才得以度過牢獄之災，并成為有作為的一代君主。
上面是《漢書》的記載。對于這段歷史，國史大家呂思勉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的《中國通史》第29章“前漢的衰亡”中，他這樣寫道：
案太子死后，武帝不久即自悔。凡和殺太子有關的人，都遭誅戮。太子系閉門自縊，腳蹋開門和解去他自縊的繩索的人都封侯。上書訟太子冤的田千秋，無德無能，竟用為丞相。武帝的舉動如此，宣帝安得系獄五年不釋？把各監獄中的罪人，不問罪名輕重，盡行殺掉，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這回事的，這是和中國，至少是有史以來的中國的文化不相容的，武帝再老病昏亂些，也發不出這道命令。如其發出了，拒絕不肯執行的，又豈止一個丙吉？然則宣帝是否武帝的曾孫，又很有可疑了。今即舍此勿論，而昌邑王以有在國時的群臣，為其謀主，當斷不斷而敗，宣帝起自民間，這一層自然無足為慮，這怕總是霍光所以迎立他的真原因了罷。
這段話不但對漢武帝因為“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便要殺盡獄中所有人的說法提出質疑，而且從此引申開去，對宣帝劉詢是否真的是漢武帝劉徹的曾孫也表示懷疑，由此對昌邑王劉賀的被廢也可以有新的解釋，那么，劉賀的人品是否真的如史書上所寫的那般不堪，似乎也可以重新討論了。
蘇軾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對昌邑王劉賀的被廢提出了質疑。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余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蘇軾《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呂思勉對劉洵的評價也是有所保留的。在他的《白話中國史》第三章“前漢的政治”中，稱宣帝“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即位后，留心于刑獄及吏治，亦稱治安”，在《中國通史》中，評價宣帝“也算西漢一個賢君”，但是在他的著作《秦漢史》中，評價宣帝“雖有閱歷，而無學問，故能理當時之務，而不能創遠大之規”，“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鯁之士”，評價丙吉則說：“規模狹隘、謹飭自守之人”。
漢宣帝在位25年，漢昭帝在位14年，中間隔了一個僅在位27天的漢廢帝劉賀不算，宣帝和昭帝在位的時期被稱為“昭宣中興”，按作者的說法，這實際上是漢武帝的余蔭。
三、朱元璋的文字獄
朱元璋大興文字獄的說法久已有之。曾寫過《海瑞罷官》的近代史學家吳晗在他的著作《朱元璋傳》中盤點過被殺文人的名單：
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
著名歷史作家張宏杰在他的著作《洪武——朱元璋的成與敗》中的觀點與吳晗相同，不但講述了當時的讀書人因言獲罪，還提到文字獄越出國門，禍延朝鮮。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鮮李成桂推翻高麗自立為王，上表明廷，請賜國號，朱元璋定高麗國號為“朝鮮”，但認為其上表的內容對自己不尊重，大為震怒，懲罰使者。四年之后，再次認為朝鮮的上表有“侮慢之詞”，將使臣及表文的作者殺頭，并下旨教訓李成桂。
但這種說法被許多專家學者質疑，如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陳學霖在他的《史林漫識》中說：
自趙翼而后學者所論明太祖文字獄案，皆系依據弘治至萬歷間野史稗乘所傳故事，其間抵牾百出，亦有荒誕可笑，不可視為事實。
本書中，作者則堅持“文字獄”不可信的觀點：
凡是能夠考證的朱元璋“文字獄”故事，都被證實為假。有一些無法考證的野史故事，沒有時間和背景，被殺者的生平不見于歷史記載，因此也并不可信。
四、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宰相。洪武十三年正月六日（1380年2月12日），朱元璋以謀反罪，將其誅殺。“胡惟庸案”是明初大案之一，受此案牽連，超過三萬人死亡。
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馀人。乃為《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那么，胡惟庸到底有沒有謀反呢？1934年，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胡惟庸黨案考》一文，對胡惟庸的罪名，發案過程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辨析。
根據吳晗的分析結果，“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植黨”，其他的罪名如謀反、通倭、通虜、毒死劉基、阻隔占城貢使等等，盡屬牽強附會子虛烏有，都是有人替他制造出來的，胡惟庸案是不折不扣的冤案。
胡案的組織過程，根據當時的公私記載，很顯然地擺露在我們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時，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植黨，這條文拿來殺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牽蔓諸勛臣宿將卻未免小題大做。在事實上有替他制造罪狀的必要。——吳晗《胡惟庸黨案考》
在本書中，作者基本上采用《明史》中的觀點，與吳晗不同，作者認為胡惟庸的謀反不但是極有可能，而且是順理成章的。而就算胡惟庸沒有謀反，大權獨攬架空朱元璋是一定有的，換言之，朱元璋沒有濫殺功臣，胡惟庸之死罪有應得。
“胡惟庸案”對歷史的最大影響是廢除了宰相，由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的工作，直至清末。
五、殺人最多的貪污案——“郭桓案”
郭桓官任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舉告發郭桓利用職權，勾結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多人，私吞太平、鎮江等府的賦稅外，還巧立名目，盜賣官糧，中飽私囊。
案發后，朱元璋下令徹查，由審刑司吳庸拷訊，結果發現數目巨大，連朱元璋自己都被嚇到。
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無如郭桓甚焉。其所盜食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余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四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課程，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余萬精糧。嗚呼，古今貪有若是乎！其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幾何，罪及同謀，愚頑者生死紀必枚焉。空倉廩，乏府庫，皆郭桓為之。——《大誥·郭桓造罪第四十九》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制定的一部刑法，文字基本上為朱元璋口述。其中說，郭桓貪污數額巨大，說出來怕老百姓不信，只說是七百萬石，若嚴格算起來，足有二千四百余萬石。
朱元璋極為震怒，下令將六部中左右侍郎以下官員全部處死，同時追查各省官吏，有數萬人死于獄中。為了追贓糧，民間中富之家大都破產。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94》
郭桓案牽連太廣，引發民間極大的不安。一時民怨沸騰，形勢嚴竣。連嗜殺的朱元璋都覺得難以收拾，為了平息民怨，便把審刑司吳庸作為替罪羊殺了。
朱元璋如此大規模的整肅貪污，貪官污吏卻不見減少。第二年，在《御制大誥續編》中，朱元璋嘆道：
自開國以來，唯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于贓貪。——《御制大誥續編·松江逸民為害第二》
“郭桓案”對后世的另一個巨大的影響是促成了大寫數字的出現。為了杜絕通過修改數字貪污，他將漢字“一”到“千”改成了“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一直沒用至今。
朱元璋沒有大興文字獄，沒有濫殺功臣，相反，對各級官吏卻十分嚴酷，毫不留情，有錯即殺。
六、慈不將兵、仁不秉政，盛世之前，必有雄主
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的說法，不過，大多數時期的君主治國基本上都是遵循法家的路線，而把比較中庸的儒家當作統治的潤滑劑。儒家思想讓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變得更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制度公平，維持了社會穩定。
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國的典型是王莽，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吾同周”，王莽一方面極力恢復周朝的禮儀制度，另一方面按照儒家標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把整個社會當成了一張白紙，在上面恣意地畫著宏偉的藍圖，他的許多改革措施哪怕是放到現在來看都是超前的。王莽建立的“新”朝十四年后滅亡。這說明，沒有一套高效運作的官員體系，任何變法都是無效甚至是有害的。
盛世之前，必有雄主。漢武帝去世之后的“昭宣中興”，是西漢國力最鼎盛的時期；武則天去世之后八年，中國進入“開元盛世”，被后世譽為中華古代文明繁榮的頂峰；朱元璋死后四年，中國進入“永樂盛世”，這是中國海陸霸權一體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現。
慈不將兵、仁不秉政，中國幾千年來的興衰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如書中所說，也有一些皇帝，如宋仁宗和明孝宗，在深宮中長大，完全相信從小被文官集團灌輸的儒家的理論思想，深信仁義道德的感化能力，放棄對文官集團的監督，放棄嚴刑峻法的震懾力，把自己變成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冤大頭。
作者是一個讀透了史書的人，對歷史有一套相當成熟而完整的見解。許多看法讓人茅塞頓開。如評價明憲宗朱見深和宦官汪直，有理有據，十分讓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