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義，
你見證生前的呼吸化作死后的空氣。
新人尚不可知，故舊早已逝去：
軀體有盡時，靈魂無絕期。
讀者啊，趁生之歡愉，
快與時間同行，共赴永恒生命！
----福爾克.格萊維爾《卡伊利卡》
周末，我用了兩個早晨讀完了這本書《當呼吸化為空氣》 。我一直以來，很喜歡看一些討論生死的文字和書，希望通過閱讀，來探究生命的意義，想知道，人到底是為了什么而活著，人之為人的價值是什么，死亡的意義到底是什么。無意間瀏覽到一個公眾號上推薦了這本書，我立即就被這個名字所吸引了，進一步看到推薦的理由，又被書中的主人翁的勇敢所折服了。主人翁也就是本書的作者，一名醫生，才三十幾歲，正是人生事業、才華的頂峰，卻被查出來身患肺癌，而且已經全身擴散了。直面死亡的他，卻一直沒有忘記探尋生命的意義，沒有停止追尋人生的價值，以及作為一名醫生的責任。這本書是從一個醫生的視角來看待生死，當醫生變成病人后，價值觀和思想又有了一些的波折和變化。所以看起來和一般的癌癥患者最后寫的書視角還是很不一樣的。
保羅從查出癌癥到去世，總共只經歷了22個月的時間，這本書是他在生病期間寫的。那個時候，雖然病魔纏身，他還堅持做著神經外科的醫生，額每天給他的病人開刀治療，在工作之余還抽時間寫作。到了后期，他的癌癥擴散的非常迅速，而且一般的藥物治療都沒有效，死神沒有留給保羅多少時間。可以說這是一本未完成的書，但也可以說，這是一本非常完整的書，就像保羅的一生。我們身處在對死亡避而不談的文化中。而保羅的短暫的大半生都在反復思考，如何度過充滿意義的一生，這本書也對這個核心領域進行了探索。
第一部分 當我身強體健時
保羅在書中說:"我學習的最大動力，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種求知欲。"我深有感觸，我經常如饑似渴的學習，根本不是為了要證明或得到什么，就是純粹的想學習。如果懶散沉淪了一段時間，我就會充滿焦慮，這可能也是一種求知欲的表現吧。現在快節奏的生活，很多人鼓吹，需要及其功利的學習和閱讀，這樣雖然是最高效，但可能失去了很多意義。
保羅花了很大的篇幅寫了在醫學院實習時，對練習尸體解剖的一些感想，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先是認為練習解剖尸體是對神明的冒犯，時間長了，也就漸漸麻木了。最后，偶爾的反思，這些醫學院學生對捐贈尸體的道歉，并非是出于罪惡感，反而是出于沒有罪惡感而道歉。醫學院的經歷，讓作者加深了對意義，生命與死亡三者關系的理解，變得更加敏銳。
讀完醫學院之后，大多數學生都是傾向于選擇有利于“高品質生活方式”的專業，上班時間比較人性化，工資比較高，壓力比較小。這世上99%的人選工作都是這樣的，理所當然地將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而保羅卻接受使命的召喚，選擇了神經外科。所有的醫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經外科醫生則在為病人保命與保個性之間備受煎熬，這個科室最為直觀地面對意義、個性和死亡。每一次腦科手術，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對自身本質的一次操控，病人和家屬面臨的不僅僅是生存還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樣的人生才值得一活。拷問家屬和病人的是：你會愿意失去說話能力、或喪失行動能力、或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來交換多幾個月或幾年的生命嗎？這個科室的要求最高，醫生要求多面手：神經外科、重癥醫學、神經內科、放射學。神經外科的一臺手術的時間一般非常長，保羅在做住院醫生期間，一般是每周工作100多個小時，每天上班十二個小時，還外加4個小時的加班。
保羅說，他選擇醫療事業，部分原因是想追尋死神：抓住他，掀開他神秘的斗篷，與他堅定地四目相對。神經外科對于他的吸引力，不僅僅在于大腦與意識的交纏，更在于生與死的糾葛。他想在生與死的空間，能找到一個通道，直達生命的核心，直面生死的抉擇與掙扎。保羅認為，人人都有一死，作為一名醫生，他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導病人或家屬區理解死亡和疾病。如果是一大碗悲劇，最好是一勺一勺慢慢地喂。很少有病人要求一口氣吃完，大多數都需要時間去消化。保羅認為，開誠布公地與別人聯接，并不意味著要一下子打開天窗把亮話全說了，而是要注意病人的接受程度，站在他們的立場，盡量引導他們走得遠一點。
保羅認為，醫生的職責，包括去了解病人的生命因為什么而寶貴，而值得一活，并好好計劃，可能的話，要盡可能保留這些東西--如果不行的話，就讓病人去得安詳體面。保羅在生命的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來驗證了他的選擇，他臨終就是選擇了保留了生命最寶貴的東西--作為一個人的清醒意識，以及生命的質量，而不是僅僅為了維持一個生命體征而茍活著。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選擇了去掉笨重的呼吸機，注射嗎啡，抱著自己的小卡迪與家人平靜安詳的共度最后歡樂的時光，走的安詳體面勇敢。
第二部分 至死方休
保羅在得知自己患了惡性腫瘤后，也有一段時間迷茫和不安，一方面他必須要面對自己即將死亡的事實，另一方面他想努力弄清楚生命的意義是什么，什么值得或支撐他活下去。醫生和病人雙重的身份，讓他有種撕裂感。他一遍鉆研醫學，一邊又轉向文學作品尋找答案。面對自己的死亡，他在掙扎，是重建舊生活，還是去尋找新生活。慶幸的是，他的腫瘤醫生卻給了他非常大的鼓勵，讓他一定不要忘記尋找價值，要找到什么對他來說最有價值的事，并支持他重回神經外科醫生的崗位。保羅說：
“人一旦遭遇頑疾，最需要小心的，是價值觀的不斷變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會接踵而至。”
他的腫瘤醫生沒有讓他恢復原來的個人特性，而是保護了他創造新特性的能力。保羅自己的頓悟是：醫者的職責，不是延緩死亡或讓病人重回過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屬的生活分崩離析時，給他們庇護與看顧，直到他們可以重新站起來，面對挑戰，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從。但是我們現在的醫生，能有幾個有這樣保羅和保羅腫瘤主治醫生的品德，如果還有，我們又有多少機率能遇到呢。
如果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是人生意義的基石，那么生兒育女就為這個意義增添了新維度。在生命的最后，保羅選擇繼續的活著，不是等死。保羅與他妻子決定要一個孩子--卡迪。卡迪是保羅生命最后時光中一抹亮色，給整個家庭注入了無限的生機和活力。雖然卡迪出生后，保羅僅陪伴了她8個月就去世了。保羅是多么希望能活到孩子可以記事，這樣可以給小卡迪一點父親的記憶，可惜死神是那么的殘酷，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每次讀到關于他和他女兒的片段，我都忍不住淚流滿面。可能是身為一個母親，深知父親和母親對孩子的意義是多么的重大，父親的角色是無可替代的，一想到小卡迪在以后的日子沒有父親的陪伴，我就忍不住心痛。
露西也就是保羅的妻子在產房里的時候，虛弱的保羅躺著露西邊上的一個簡易的床上，微笑的看著露西，以及露西起伏的孕肚。但心里卻想，露西和女兒的生活中，將會有很多缺失。如果他只能陪伴到這個份上，那就盡量陪伴吧。
書的最后，保羅說他想給女兒卡迪傳達的信息非常簡單：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會有很多時刻，要去回顧自己的過去，羅列出你去過的地方，做過的事，對這個世界的意義。我衷心希冀，遇到這樣的時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經讓一個將死之人的余生充滿了歡樂。在你到來之前的歲月，我對這種歡樂一無所知。我不奢求這樣的歡樂永無止境，只覺得平和喜樂，心滿意足。此時此刻的當下，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保羅覺得，在那段難熬的時光中，關于未來的那種巨大的不確定感令他死氣沉沉，不管他走到哪里，死亡的陰影都會模糊任何行動的意義。而文學讓他重獲了新生。一天的早上，他腦海中冒出了一句：
“我無法前行。我仍將前行。”
那天早上，他做出了一個決定：他要逼迫自己，回歸手術室。“因為我必須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活著。我會把死神看作一個威風凜凜、不時造訪的貴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個將死之人，我仍然活著，直到正真死去的一刻。”
保羅在生命的后期，開始思考宗教的意義。保羅是在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家庭長大的。而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極力的建立科學的認知框架，而現在，在生命的終點，又回歸到了基督教，認為科學作為形而上的最終裁決標準，還是有很大缺陷的，這樣不僅否定了上帝在這個世界的存在，同時也否定了愛、恨與意義。科學無法用來解釋人類生命中最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懼、愛、恨、美、嫉妒、榮譽、軟弱、奮斗、痛苦和美德。基督教的最核心價值是：犧牲、救贖、寬恕。是不是人快到了生命的終點，都會思考宗教的意義，據說愛因斯坦老的時候，也開始轉向了宗教。
后記
這本書的后記是保羅的妻子露西寫的，她回憶了陪伴保羅的點點滴滴，以及保羅在生命最后的一些情況。保羅的后期治療沒有進展，化療的反應很劇烈，遇到了急性的呼吸衰竭。最后，保羅選擇了有尊嚴的離去，他要求不采取任何特別激進的手段去阻止他病情惡化，選擇了“舒適護理”，不上呼吸機。因為保羅認為即使他撐過這次，而擴散到腦部的腦癌，也會讓他的未來可能沒有任何意義。保羅不想喪失活著的意義，不想完全失去自我，變成一個廢人。最后他的家人尊重了他的選擇。保羅用輕柔而堅定的聲音，清楚明白地對露西說：“我準備好了”。他的意思是：準備好撤除呼吸輔助設備，準備好注射嗎啡，準備好去世了。保羅做了決定后，一家人抓緊珍貴的每分每秒，表達了他們的愛和尊重，彼此相互道別。露西以及保羅家人對保羅的愛和支持，也讓我非常感動。我們身邊經常會看到，有的家庭里有人長期患病，磨耗到最后只剩憎惡、疲憊和厭煩，完全看不到一點愛的影子。
露西在后記中寫到：
就算身體已然垮掉，他還是精力充沛，開朗大方，充滿希望，當然不能奢望能病愈，而是希望充實地度過目標明確、意義深遠的每一天。
我最想念的那個保羅，竟然不是與我初墜愛河、風度翩翩、身強體健的保羅，而是生命最后一年那個全神貫注、散發著人性光輝的男人，是那個寫下這本書的保羅--身體病弱，但精神不倒。
生與死，誰都逃不掉，看不透，但我們有適應和處理的能力；就算無法掌控，也能因為對生死的探尋，去尋找人生的意義。保羅的遭遇令人悲傷，但他自己，卻不是一個悲劇。
保羅決定正視死亡，不僅體現了他在生命最后時光的精神，更說明了他一直以來的為人。保羅的大半生都在對死亡進行探索和思考，并拷問自己能夠坦然誠實地面對死亡。最后，他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保羅的勇氣實在是讓人佩服，保羅的家人對保羅的愛和尊重，也讓我們動容。而我們現在，有多少人被疾病纏身的人敢說，我已經準備好立刻死去了？又有多少家屬能尊重病人的意志，讓他們帶著尊嚴死去，而不是迫于道德和社會輿論的壓力選擇過渡治療，只保留了病人的生命體征，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生命的意義，渾身插滿了管子，一動也不能動，痛苦的活到了最后一刻。經濟學人智庫針對80個國家和地區的死亡質量做過調查，結果顯示：英國排第一；臺灣排第6；中國大陸排名第71。（《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英國和臺灣之所以排名很高，因為他們在“尊嚴死”和“安寧療護”方面做得很好。
歐文亞隆在《直視驕陽》中打過一個比方：
“死亡就像刺眼的陽光，直視驕陽不免帶來痛楚，但躲避并不能讓它自動消失；相反，即使不看它，它也籠罩著你的時時刻刻，甚至或明或暗地驅使著你的行為、選擇。”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直視驕陽。存在主義的哲學創始人海德格爾說：向死而生指的不是活著的人與等候在生命盡頭的死亡之間的一種外在關系，人們不是一步步走向還在遠處尚未到場的死亡，而是在我們的“走向”中，死亡已經在場。我們只有了解了死的意義，才能更好地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