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的一天傍晚，小瓦爾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經濟學家，一般均衡體系的創立者）與父親老瓦爾拉斯(Antoine Auguste Walras，1801--1866)一起散步，老瓦爾拉斯教導兒子說：”使社會科學近似于自然科學是19世紀有待完成的重大工作之一“。對老瓦爾拉斯我們所知不多，據說他生不逢時，言談不合時宜，既沒能實現做一個經濟學教授的夢想，官場也很不得意。但他對兒子說的這句話，在我看來確實是真正的遠見卓識。
自牛頓的古典力學體系創立以來，自然科學突飛猛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18世紀，牛頓運動定律已經作為科學真理的基礎被普遍使用，幾乎所有科學家都在古典力學體系的框架內工作。到19世紀，牛頓物理學更是發展到看似無所不包的程度。著名物理學家威廉.湯姆遜（William Thomson，1824--1907，熱力學之父）1893年甚至發表演說，宣布科學大廈已經建成，物理學的所有偉大發現都已齊備，以后物理學家們除了重復過去的實驗，就再也無事可做了。
21世紀的今天我們當然可以嘲笑極度樂觀的湯姆遜的盲目與頑固。但毫無疑問，他的判斷是建立在自然科學取得極大成功這一事實背景之上。它的模型如此完美，它的預言如此精確，這不能不令人產生類似湯姆遜的樂觀信念，事實上，這種對自然科學的樂觀信念在18世紀是普遍的社會風氣。而相比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卻在混亂與爭執中，找不到出路，跌跌撞撞，步履蹣跚。面對自然科學的輝煌戰績，社會科學家們怎能無動于衷呢？顯然，老瓦爾拉斯為之心動了。
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比中，老瓦爾拉斯像同時代的許多有遠見的社會科學家一樣看到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盡管他們的遠見在其所在的19世紀，還是一個看似遙遠的夢想。但從我們今天的立場來看，這條試圖使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的研究進路確實是選對了。從19世紀后半葉最先扛起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大旗的科學心理學，再到后來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這些社會科學學科也漸漸擺脫混亂與無謂的爭執，開始蓬勃發展，碩果累累。
社會科學之所以被貶稱為“軟科學”，本質上并不是因為它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不同，而是因為其研究方法的固有缺陷。以心理學為例，早在古希臘時代就有學者開始思考人類心靈的奧秘，但在19世紀之前的心理學一直屬于哲學的范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傳統的哲理思考和內省法。科學的客觀性觀念使我們認識到，要想使得出的心理與行為規律在普遍上有效，就必須排除研究者的個人特點和偏好的影響。就必須排除諸多干擾變量包括研究者的個人特點和偏好對結論的影響。而內省法對此根本無能為力，它本身就是個人偏好的孿生姐妹。這樣的心理學是沒有資格稱之為“科學”的。
社會科學的諸多學科都有類似哲學心理學的缺陷，它們難以達到“科學”所要求的標準，諸如結論的普遍性，過程的可重復性，可檢驗性，定義的可操作性，理論假說的可證偽性等等。所以，與自然科學相對照，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化就是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學化。具體來說，就是在社會科學里廣泛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是指實驗法和數理方法，自然科學正是建立在這兩種方法論的堅實基礎之上才擁有了不可撼動的權威地位。社會科學要想稱得上“科學”的名號，徹底改造其研究方法乃“科學化”的必經之路。
物理學是自然科學的典范，當然更是社會科學模仿的最佳模板了。19世紀的物理學達到了古典力學的巔峰，在它的無限光芒照耀下，社會科學的“科學化”也開始踏上征程。今天看來，在諸學科中，“科學化”最成功的莫過于心理學與經濟學。其中，經濟學是運用數理方法最普遍最成功的學科。20世紀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樣論述道：“經濟是唯一一門發展得相對成熟的社會科學，它擁有一套廣泛的、可操作和可檢驗的理論體系”。縱觀經濟學史，它之所以擁有斯蒂格勒所說的符合科學標準的理論體系，正是大量運用數理方法的結果。
不過斯蒂格勒的話顯然忽略了心理學。19世紀的科學化以來，心理學最終完全擺脫了哲學的隱蔽，到20世紀后半葉成為一門碩果累累的學科（有人甚至開始稱心理學為自然科學的分支）。與經濟學不同，科學心理學的成功主要是采用了實驗法（統計學和測量學等數學方法也是普遍使用的，而且往往與實驗法結合在一起使用）。下面是19世紀科學心理學的幾位偉大的先驅者：
1840年，科學心理學的先驅韋伯【E.H.Weber，1795--1878，德國生理學家】最先采用實驗法對“感覺”現象進行了研究，提出了關于差別閾限的韋伯定律。1860年，費希納【Gustav Theodora Fetcher， 1801～1887，德國物理學家】首創心理物理法（這是一種實驗方法），研究了物理刺激量與主觀感覺之間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費希納定律。1885年，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 1850～1909，德國心理學家】在對“記憶”現象的多年實驗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記憶》一書，提出了著名的艾賓浩斯遺忘曲線。這本書是實驗心理學史上最為卓越的研究成果之一，標志著實驗心理學突破了研究高級心理過程的障礙，開創了全新的研究領域。
科學心理學是以1879年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國心理學家】在萊比錫大學建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為標志。此后雖然實驗方法屢遭詬病，不時受到一些非科學方法的挑戰和攻擊，但這些挑戰和攻擊證明的只有一點：實驗法是最終的勝利者。包括極盛一時的內省法在內，原來一直盤踞心理學研究的那些非科學方法如今早已少有人問津。縱觀心理學史，我們也能發現，科學方法占優勢的時候，研究就突飛猛進，而非科學方法席卷而來的時候，心理學就陷入一片混亂，停滯不前。在Robert L. Solso與M. Kimberly MacLin合著的一本實驗心理學教材的中文版序言里，林崇德寫道：“心理學有無進展，完全受有無或多少科學研究方法所決定”。
老瓦爾拉斯自己對經濟學沒什么為人稱道的貢獻，讓后人記住他的名字的原因只是他培養了小瓦爾拉斯。不過也許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有遠見的教導最終成就了小瓦爾拉斯對數學的重視以及對一般均衡體系的創立。此后的經濟學家大多在此體系的框架內工作。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當時里昂.瓦爾拉斯的數學模型還很不完善，甚至是錯誤的。直到1954年，在數學家德布魯(Gerard Debreu，1921年-)和美國經濟學家阿羅(Kenneth Joseph Arrow，1921年-)的共同努力下（麥肯齊Lionel Mckenzie，獨立完成了對一般均衡的證明），才最終完成了對一般均衡理論的數學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