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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細雨微微，我坐在書桌前，看著雨水蕩在玻璃上，水珠前赴后繼，沿著早已分布好的水痕滑落，流淌得曲曲折折，像沿著被寒風吹動的枝丫所構出的路線，枯樹一眼看去歪歪扭扭，梢頭在陰郁的天空里搖搖晃晃。我剛剛到家，中午是和小韋一起吃的飯，一年不見，他留了長發，說過段日子準備剪掉，洗著太麻煩。
以前我總喜歡叫別人的外號，覺得朋友之間這樣才顯得有趣，后來我意識到，有的人不適合被起外號，以往適用于別人身上的模板換到他身上總有一種不倫不類的尷尬，有外號的人會因為外號而更加有趣，沒外號的人可能不是他無趣，而是因為取不了，這些人，好像總沒有一個恰如其分的外號放在他身上，到頭來只有取外號的人悻悻而走。我和小韋是小學同學，按理說他就是這么一個人。
可是，小韋小時候太狂妄了，我偏偏要給他起個外號，我根據他的滿臉黑痣，喊他“爛果子”，就像秋天掉落的一些果實，在地上長期無人撿拾，果皮上便生出許多黑點，直至腐爛。可這個外號也太不順口了，既不短促有力，也不豪氣干云。往往一個從周一誕生的外號到周五便能普及，而“爛果子”這個外號，自始至終只有我一個人自顧自地喊。
小韋從小便顯出一種機靈勁兒，不是孩子王，但總算得上愛出風頭的那種，古靈精怪，我們常常跟不上他的反應，更別提那群呆頭呆腦的老師了。小學六年我們換過三個英語老師，前兩個年輕老師一個被他氣得早產，一個被他氣出了胃病，最后來了個老太太，據說她送完我們這屆便退休了，不知和小韋是否有關系。英語老師大多是女的，著裝往往是學校里最時髦的，一邊襯托出我們學生的幼稚，一邊襯托出其他老師的土里土氣。
第一個教我們的英語老師很年輕，有些黑，個子很高，額頭很大，講課時脖子總朝前伸著，頭發不長，但總扎起高馬尾，我記不清冬天的她是什么樣子，只記得夏天時她最喜歡穿露著肚臍的短袖，偶爾配上一個米黃色的馬甲，下身穿著緊身的天藍牛仔褲，這樣的褲子她有不止一條，據我觀察，每條褲子破洞的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在大腿，有的在膝蓋。雖然她是個漂亮的大姐姐，可我不喜歡她，因為她總讓我們“one by one”，我發現她一旦說“one by one”，總有提問到我的那一刻。
她有一口袋用五顏六色賀卡裁成的小正方形，序號從一標到十五，當我們踩著上課鈴回到教室的時候，總能看到她正用吸鐵石把卡片按照順序吸在黑板上，上課前她會先給我們分組，四個人一組，每回答一個問題就可以上講臺給自己的小組加上一分，當然，可以派代表上來加。
大多數學生都只是規規矩矩地在卡片后寫上一個小小的“＋1”，接著一路小跑地回到座位上，神色害羞或者匆忙，可是小韋從站起身那刻就是與眾不同的，他先把屁股朝后一頂，沒有橡膠的椅子腿發出一聲銳利的“呲啦”聲，他挺著胸仰著頭，手臂刻意地大幅擺動，他不疾不徐地在粉筆盒里挑出一個粉筆頭，轉身與正在板書的老師并排，在自己的小組后面寫上一個大其他小組五六倍的“＋1”，像從這一張卡片上生出了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樹，把其他組的陽光都在不遠處截住了，班里發出窸窸窣窣笑聲，英語老師察覺出異常，轉身看去，手還停在黑板上，只見小韋并沒有把粉筆頭放回盒里，而是淡淡地走下來，背向黑板走到第三步時，將手里攥著的那個粉筆頭朝腦后一拋，一個完美的拋物線伴隨著粉筆輕微的落地聲，小韋走到了座位上，像是將軍得勝歸來，隨著轉身，甩起斗篷，穩穩落座，老師看著他的背影，活生生地皺起眉頭，然而看到他那以手撫膺坐長嘆的神態，又想到自己這樣做是否有違師德，便沒有多說什么。
后來，英語老師明白利害，便很少提問他了，可難免不提問他所在小組的其他同學，小韋總作為代表上去揮斥方遒。說他天真爛漫吧，也不全是，說他老氣橫秋吧，也不盡然，畢竟紅領巾在衣領下纏著，其他愛出風頭的男生也模仿過他這一番操作，可總沒有他那一番氣魄，他的囂張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落座時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嫖客在警察面前走出酒店時那樣泰然自若。
當時他小小年紀，可做事總有一種兇中帶穩的分寸感。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搬到了新樓，六樓是空的，學校便把上面的空房劃給各個班級作為活動室，可沒過一周，便有個男生在打鬧時候摔成了骨折。學校從此規定，各個班級不許再上樓。第二天我們偷偷上去，發現整層樓難得的空蕩，機會總是給不聽話的學生準備的，我們歡欣雀躍，趁著大課間，十余個男生便去樓上打穿越火線，黑白配出誰是僵尸誰是人類，人類用嘴當槍，嘴巴發出“噠噠噠”的聲音來模擬飆飛的子彈，當然這是步槍的聲音，誰要說自己拿的是加特林，他的嘴巴會發出俄羅斯彈舌的聲音，當時我們那些人里，只有小韋會用加特林。扮演僵尸的人，需要在挨槍子的時候朝后退，被他們碰到人也會被感染成僵尸，于是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僵尸抓到一個人類，人類說，我打你你得后退啊！僵尸辯駁道，你早該沒子彈了！
禁令頒布后，整個樓層只有我們班的人，去的次數多了，班里難免會有人給老師打小報告，我們被一鍋端了幾次，罰了兩次檢查，有幾個男生便從此老實下去，我們的小團體保持在了七八個人。班主任是個中年女性，我們都叫她黃媽，教語文，也順便教思想品德，她喜歡用品德課的時間講語文，就像她喜歡穿高跟鞋一樣。頂層依舊是我們的樂園，我們學會了聽黃媽上樓時高跟鞋的聲音，噔噠、噔噠、噔噠，像緩慢的馬蹄聲。有一次，同學率先察覺到不對，我們趕緊四下而逃，兩個同學躲進樓層中間的墻角，我和另外四個同學躲在樓層最深處的教室，沿墻并排蹲下，我在最外面，伸出一只眼睛打探情況，只見那兩個同學已經站在了黃媽身邊，我讓兄弟們別說話，時間過得沉重且緩慢，過了十秒鐘像是過了整個黃昏，其中一個男生站起身，像是想清楚了什么，徑直出了門去，朝著黃媽走去，不一會，這個男生回來了，義正詞嚴地對著剛剛還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我們說，黃老師叫你們出去，我們一時間不知何去何從，這時，只聽墻外傳來黃媽不疾不徐的聲音，恁幾個，還不出來？我們隨著黃媽下了樓去，搬著凳子在教室后面蹲成一排，寫了一節課檢查。那次小韋也在，他是那把游戲里僅存的“人類”，只有他沒被抓住現行。
那回以后，我們的小團體又少了幾個人。我們找了一種新游戲，騎馬打仗，一個人騎在另一個人的背上，誰先把對面背上的人踹下來誰贏。我們找到隔壁班的幾個朋友，在活動室掀起了一場班級大戰。可是，黃媽又來了，我們各自奔逃，小韋拉起我便朝外躲去，他有著明晰的線路意識，這是一處樓梯背角，墻下部開了一米寬高的口，用來放置滅火器的，我們縮著身子鉆了進去，午時敞亮的白天驀地變成一副黎明前的光景，昏昏暗暗，陰陰涼涼，我們面對面蹲著，頂部太低，不敢抬頭，危險仿佛被隔離在了這個角落之外，一股笑意無可抑制地升騰起來，我像是被戳了癢穴，繃著嘴笑著，小韋不停地做出噤聲的手勢，壓低聲音說，別說話，噓，噓！可我實在痛笑難忍，好像黃媽下一秒就會發現我們，又好像她永遠不會發現我們，是得意，也是竊喜，像處在一處脫離校園的青青草原，擁有了一處無人知曉，但我們可以自得其樂的一處空間。小韋朝我這邊擠了擠，拿手捂住我的嘴，可我笑得更厲害了，這地方像是有些寒氣，與我的身體產生了一些化學反應，一個響屁從下面蹦出，小韋像被閃電劈了似的停滯了一秒，他本已忍不住的笑意如今再難遏制，似乎沒意識到這個驚喜來得那么理直氣壯，我理解小韋的心情，想跑出去可又不敢跑出去，想捂住口鼻可又發覺這個動作的無濟于事，只好讓自己努力得不發出聲音，門牙呲著，笑聲不大但不間斷，小韋的臉憋成了豬肝色，滿臉的黑痣像是要抖下來，接著我地震似的抖落幾個余屁，像吹破的泡泡糖，我們像永動機一樣笑個不停。等上課鈴聲響起，我們爬了出去，重見了天日。
小學畢業后，我和小韋就分開了，他去了市里規模最大的中學，一個年級就有上千人，我去了一個私立中學，三個年級加總起來不過九百人。在我的初中，能考進年級前五十就是學習好的，之所以這樣劃分，源于學校多年以來，能進重點高中的只有這幾十個人。我就這樣按部就班地在這個小家碧玉般的學校生活，因為學校半封閉的管理模式，我與外界的聯系便少了。
小學的那些朋友，一半人分布在城市里各個大型中學里，還有一部分去了省會，大多數的人際關系似乎還保持著，而我與他們的聯系似乎變得可有可無。小韋放學回家時，會路過我家的飯店，不時會去蹭上一碗面，問起我時，往往我還在學校，即便難得一見，我們通過某種方式仍然保持著聯系。
中考那天，我見到了小韋，我們考場不同，他依舊是那副老氣橫秋的模樣，昂首挺胸，絲毫看不出中考的緊張，我抱著單詞本一目十行地瀏覽，像是在吃速效救心丸，在為這場考試添上最后一道保險。我很幸運，比重點高中的分數線高了一分，進入了一個我眼中的頂級學府，本以為考上重點高中，算是證明了自己好學生的身份，可來到這里之后，我才知道，原來人數多的學校是有普通班和重點班之分的，重點班在樓上，下課也是安安靜靜，像一些被束之高閣的珍寶，普通班在樓下，一到下課就熱鬧無比，像襯托明月的花壇，又像平平無奇的草芥。
第一次月考，我是普通班里的后三名，學校貼出了紅榜，是排在年級前一百的明月，我沒數幾個，便看到了小韋的名字。我忽然意識到，原來，在我們分開的這三年，一些不可名狀的東西正悄無聲息地局限我們，把我們往同一個賽道上拉扯，用同一個標準衡量每一棵剛剛長成的幼苗，我們有了明確的標準來界定自己的好和壞、優和差，似乎學校大了，而我卻變小了，除了身體外全方位地縮小。
小韋和我在學校時常能見面，晚上一起回寢室，有一天他說，我們班的語文老師很厲害，叫老崔，他上語文課的時候，班里都沒人睡覺，你要不要來聽聽他的課？他說起老崔上課提到的幾本書，有《黃金時代》和《陸犯焉識》，有《鄉土中國》和《送你一顆子彈》。小韋說，明天老崔會講《赤壁賦》，我沒多講，只說讓我想想。第二天一早，臨上課時我躲進了廁所，等上課鈴打響時偷偷溜上了樓去，重點班的樓層一片安靜，只有從各個班里傳出老師講課的聲音，有男有女，音色各不相同，聲調有高有低，我躡手躡腳地走到近門處，側著耳朵聽這個叫老崔的語文老師那并不大的聲音，我把所有的注意力凝聚在左邊的耳朵上，方能透過雜亂的翻書聲尋到老師講課的節奏。老崔的聲音悅耳，普通話甚好，給同學們唱了赤壁賦，我聽不太懂，只覺音韻整齊，似潺潺的流水，又像收放自如的山間泉眼，后來我才知道，老崔是用粵語讀的《赤壁賦》，我誤以為他在歌唱。
我就這樣在門外站了一節課，不時地大喘一口氣，像在干一件讓我膽戰心驚的同時又令我心曠神怡的事情。
夜里，我去到小韋的班級，班里還有零星幾個人在埋頭苦學，我看了看明月似的他們，在小本上記下了小韋班上的課表。第二天一早，我瞅準機會，又溜上樓去，這節課老崔在講小說，講到了一些我沒有聽說過的外國作家，卡爾維諾，博爾赫斯，還說到中國的老舍和汪曾祺，他讓同學們私下分好，每個人買不同的書，各自讀完交換著讀。原來語文課可以是這樣的，語文不只是教科書的課文，它也可以指向一個更為龐大的東西。他們班級的斜后方是一個廁所，每隔十五分鐘會溢滿一次水箱，接著“轟隆”一聲沖一次水，每當我聽到第二次沖水的聲音，我便知道一節課要結束了。
在第三次偷聽的時候，我被執勤的教導主任發現了，胖主任的聲音在樓道里響起，我聽到教室里老崔的聲音戛然而止，胖主任聲如洪鐘，問，你干什么呢，我怕極了，硬著頭皮跑到下一層的廁所，躲到了下課才敢出來，即便日后相安無事，我也擔驚受怕地度過那一個星期。
我再也不敢去偷聽了。
老崔只教了他們兩個月，因為三次聯考后，高中開始文理分科，也根據成績重新劃定重點和普通，各個班級重新分配了老師。小韋沒有進到理科重點班，看完分班情況后，我們把各自的書箱搬到了新教室，一起漫步在校園，學校里的藝術社團正在湖邊組織路演，有個男生在唱薛之謙剛剛發布的新歌《像風一樣》，有彈著吉他的胖男生在唱《董小姐》，有扎著頭巾的女生在唱rap，聽了一會，見人越聚越多，我們便出了去，去了小湖對面的連廊，坐在木凳上，碧綠的藤蔓將此處氤氳成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我想他一定很難過，我說，我們班有同學找關系去了重點班，學習也一般，你有沒感覺著可惜。小韋雙手微掩在一起，兩肘撐在腿上，兩眼走神一樣看著前方，面無表情，看不出悲喜，說，沒事，不進就不進，在哪都一樣，在哪都考清華。
高考后我才意識到，小韋當初說的沒錯，其實沒有重點和普通一說，干嗎要按照別人的規矩來界定自己，在這個學校里，抬頭我們能看到一樣的藍天白云，低頭能看到同樣清澈的湖水，大自然不會因為一個人多呼出一口二氧化碳而生態失衡，人不會因為一張白紙黑字而滿盤皆輸，當年的我們不也沒有因為一個虛構的禁令而一無是處嗎？
我去新班級找小韋的時候，他的一摞練習冊中有兩本書，一本是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選，一本是汪曾祺的散文集。不久以后，他模仿汪曾祺，寫了一篇名叫《梅》的散文，讀起來無色無味，清澈見底。小韋身上逐漸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像是他正一點點地把小時候的氣質收斂起來，兒時用四肢展現方能傳達的東西如今一個眼神便可以做到。
我逐漸發現，小韋身上發生了一些變化，除了身高已竄到了一米八五外，他分外地喜歡王小波，喜歡銳利且幽默的思想，注冊了豆瓣，開始聽搖滾，中意一些地下樂隊，諸如腰樂隊、低苦艾和萬能青年旅店。據我所知，小韋依舊保持著小時候某些出風頭的靈性，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給一個年輕的老師取了“小帥哥兒”的外號，給一個物理老師取了個“小混蛋”的外號，理科班的年級主任姓仇，二次三番地找他們的茬，小韋率先喊他“信球”，當年小韋說過最狠的話便是如何對“信球”的所作所為進行反擊，他說等畢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沿著街邊的報亭，挨邊給“信球”打電話，在這罵完他再換下一處報亭的電話。
高中畢業多年后，我再與當初的朋友談起高中的日子，他們會恍然大悟地說起小帥哥兒、小混蛋和信球當時如何如何，可我問起，那個小帥哥兒叫啥來著？他們都說，這還真想不起來了，只知道他叫小帥哥了，這外號還都是小韋起的。
畢業后，小韋也沒有給“信球”打過一個騷擾電話，因為在我們高中畢業那年，根據市容市貌的新規定，全市的報亭被統一拆除，無論新舊，無論人流多少，似乎是在一夜之間，我們連買棒棒糖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小韋對“信球”的討厭也隨著報亭的隕落而一一散去。
小韋沒有考上清華，進了一所211院校。在大學的日子里，他活得熱烈又肆意，這是我所不具備的能量。我像一個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倉鼠，只是不時從偏安一隅的小洞里探出頭來，看看如今的世界是什么樣的，而他愿意振臂吶喊，像一只能夠站在城樓上吹響號角的雄雞，想以一己之力讓霧霾散退，令天空變成期待的顏色。
我們在不可避免地成為大人，對小韋來說，成為大人的代價就是變得痛苦。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喊過小韋的外號，我想，小韋不需要外號來對他進行調侃的補充，他只需擁有自己的名字，他就是他存在的證據，一個居于有趣本身中的人，自然是無法通過一個外號總結，對我來說，只需要等他從小韋變成老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