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喜歡在朋友圈曬他讀的書，同時發表感言。昨天發表的是：你所看到的，恰好證明了你的人生境界。
我留言附和道：知道得越多，越覺得無知，只好努力看。然而我明白，這把子年紀，再怎么努力，眼里的世界也大不到哪兒去了。
實話實說，這些年為了完成每天一千字的“任務”，寫得多，讀得少，加上有人夸著，便忘了自己的無知，越發敢寫起來。哪怕知道一點皮毛，也敢敷衍成文，拿到平臺上發表。王勇一提醒，臉紅了，為這“境界”。
充分說明，還是書讀得太少了。
非常喜歡汪曾祺先生。如果昨天有人要我說喜歡汪先生什么，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歡他的隨便。“隨便”二字，其實是最近從范大山那兒聽來的。完整的說法是“苦心經營的隨便”。依我說，就是簡單，口語化，跟拉家常似的，卻看不出任何“經營”的痕跡。讀書少，從沒聽說汪先生還有另一面。
偶然看到《揚子江文學評論》，眼前一亮，好家伙——《汪曾祺失去了什么》！作者王彬彬，南京大學教授。
學者丁東曾這么介紹王彬彬：“他是一個學界的獨行俠，做事獨來獨往，拒絕拉幫結派；說話快人快語，不愿吞吞吐吐；下筆行云流水，討厭佶屈聱牙。他本來想以一己之力，為端正學風吶喊一聲，收到激濁揚清之效，結果招來無數咒罵。”
那么，王教授這篇文章莫非是指出汪老先生存在的問題。
是。也不是。
王教授應該是研究了汪曾祺的全部著作，條分縷析，讓我看到了汪先生的另一面，而且是同樣美好的一面。
那一面，充滿了奇崛美、繁復美，以及想象奇特的精彩比喻，遺憾的是，后期的汪曾祺在走向成熟和圓滿的過程中，把它們放棄了。
先說奇崛美。例子之一是汪先生1947年發表的小說《驢》。舉小說開頭的一段：
驢淺淺的青灰色，（我要稱那種顏色為“驢色”！）背脊一抹黑，漸細成一條線，拖到尾根，眼皮鼻子白粉粉的。非常的像個驢，一點都不非驢非馬。一個多么可笑而淘氣的畜生！仿佛它娘生它一個就不再生似的，一付自以為是的獨兒子脾氣。
王教授認為，說驢子的顏色是“驢色”，已經有些險奇。而說這頭驢“非常的像個驢”，就讓人在莞爾一笑的同時，想起“白馬非馬”的說法。這是對“名與實”、“個別”與“一般”的關系有敏銳而深刻的洞察。汪曾祺說一頭驢“非常的像個驢”，雖然是一個肯定句式，但體現的邏輯與“白馬非馬”是一致的。事物既有普遍性又有個別性。說一頭驢“非常的像個驢”，讓我們知道這頭驢把驢作為物種的種類共性和區別于其他物種的種類特性，表現得很典型。
我在想，幽默，會不會也是一種奇崛。此外，所謂讓人意外的表達，所謂異質化、陌生化，似乎也可以歸于奇崛。
1947年，汪曾祺發表了小說《異秉》，1980年改寫后重發，前后《異秉》都敘述了王二在攤子上勞作的情形，王彬彬把不同的版本作了對比。
1947年的《異秉》是這樣敘述的：
晚飯前后是王二生意最盛時候。冬天，喝酒的人多，王二就更忙了。王二忙得喜歡。隨便抄一抄，一張紙包了；（試數一數看，兩包相差不作興在五粒以上，）抓起刀來（新刀，才用趁手），刷刷刷切了一堆；（薄可透亮，）當的一聲拍碎了兩根骨頭：花椒鹽，辣椒醬，來點兒蔥花。好，蔥花！王二的兩只手簡直像做著一種熟練的游戲，流轉輕利，可又筆筆送到，不我茍且，不油滑，像一個名角兒。五寸盤子七寸盤子，壽字碗，青花碗，沒帶東西的用荷葉一包，路遠的扎一根麻線。王二的錢龍里一陣陣響，像下雹子。錢龍滿了時，王二面前的東西也稀疎了：搪磁盆子這才現出他的白，王二這才看見那兩盞高罩子美孚燈，燈上加了一截紙套子。于是王二才想起剛才原就一陣一陣的西北風，到他脖子里是一個冷。一說冷，王二可就覺得他的腳有點麻木了，他掇過一張凳子坐下來，膝碰膝搖他的兩條腿。手一不用，就想往袖子里籠，可是不行，一手油！倒也是油才不皴。王二回頭，看見兒子扣子。扣子伏在板上記賬，彎腰曲背，窩成一團。這孩子！一定又是“姜陳韓楊”的韓字弄不對了，多一劃少一劃在那里一個人商量呢。
王彬彬評論道：
這一番敘述，可謂刻畫入微，可謂繪聲繪色。一個又一個真切的畫面，一個又一個生動的細節，從作者的筆下流出，讓人應接不暇，真是精彩極了。
非常贊同王教授的評論。我還想加上文字活蹦亂跳、節奏明快，錯落有致。而且，怎么說呢，似乎還有點《庖丁解牛》的韻味。以上文字王教授不說，根本看不出是汪先生寫的。
1980年的版本就簡單多了。同樣的場景是這樣敘述的：
……到了上燈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見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還忙著收錢，包油炸的、鹽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時候。一直忙到九點多鐘，在他的兩盞高罩的煤油燈里煤油已經點去了一多半，裝熏燒的盤子和裝豌豆的匣子都已經見了底的時候，他媳婦給他送飯來了，他才用熱水擦一把臉，吃晚飯……
王教授認為，1980年的《異秉》對王二每天上燈后忙碌的敘述，較之1947年的《異秉》，當然簡略多了，但也遜色多了，寡味多了。沒有了此前的那份瑣屑、繁復，但也沒有了此前的那份靈動，沒有了此前的那種精雕細刻的美，那種曲盡其妙的美，那種淋漓盡致的美。
果然是快人快語。這一段在我看來，失去了繁復就失去了現場感。
至于比喻，王教授說，在讀到汪曾祺早期作品之前，他認為汪先生這方面比較弱，誰知道汪先生年輕那會兒不是一般的強。
1940年6月，汪曾祺發表了《釣》，這是目前能確認的汪曾祺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小說結尾處，日已暮，垂釣者欲歸去，便有這樣的敘述：
遠林漏出落照的紅，像藏在卷發里的被吻后的櫻唇，絲絲炊煙在招手喚我回去了。
把透過遠處林木看到的落日，比喻成藏在卷發里的櫻唇，而且是剛剛被吻過的，果然新奇大膽。加上炊煙招手，比喻和擬人連用，無疑非常形象。
類似的例子很多：
夜，像是踡藏在墻角的青苔深處，這時偷偷的溜了出來，占據了空空的庭院。
既是比喻，又是比擬，好生動。
下課鐘一敲，大家噪得那么野，像一簇花突然一齊開放了。
下課時校園嘩一聲熱鬧起來，居然像瞬間開放的一簇花，出人意料。
校園里的鳥聲像一缸蜜，越來越濃。
這個有點不搭呀。且看王教授解釋。他這樣說：鳥聲是一種有音無形的東西，與“蜜”在外形上的差距真是大極了，但鳥聲是悅耳的，這與“蜜”就有了內存的一致性。越來越稠密的鳥鳴，像是越來越濃的一缸蜜，就是令人拍案叫絕的比喻了。
我讀到的汪曾祺是后期的汪曾祺，是以簡潔為最高美學原則，又以白描為基本表達方式汪曾祺。原來，汪先生把從前的“技藝”有意無意地放棄了。
汪先生成了“隨隨便便”的汪曾祺。
王彬彬多少有點惋惜。
我只是羨慕。倘若我能達到汪老先生年輕時一半的境界，該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