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界在民族學與人類學到底是一個還是不同的兩個學科的爭論也持續了多年，與日本的情況類似，其實主要也不是學理的爭論。有國外學者認為，這其實是“爭位子”的辯論，是已“走人死胡同”的辯論，從學理上看是沒有意義的。
老一代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有明確的態度。如費孝通先生說：“在我身上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一直分不清，而這種身份不明并沒有影響我的工作。這一點很重要，我并沒有因為學科名稱的改變，而改變我研究的對象方法和理論。我的研究工作也明顯地具有它的一貫性。也許這個具體例子可以說明學科名稱是次要的，對一個人的學術成就的關鍵是在認清對象，改進方法，發展理論。別人稱我為什么學家是沒有多大關系的。”
實際上，這幾個學科在西方國家經過一百多年的獨立發展，現在已逐漸走向互相的滲透與聯合。如在西方有的大學，將社會學和人類學合建為一個系，稱為人類學與社會學系。而人類學與民族學的關系，國際學術界早已將其基本歸為一類。費孝通先生說，這三個學科構成了一條江水，“我們都是同飲這條江水的人”。“這三個學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類的社會行為的，三科是一個集團，可以各有重點，又互相交叉。”
一百多年來，這三個學科的理論、方法和研究領域都在不斷發展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趨勢是更多地轉向對現代社會、主流社會的研究。而當代社會的復雜性又推動這種研究不斷擴大地去借用其他學科的知識，不斷互相交叉與聯合來研究共同的問題。這都提醒我們，三個學科將日益走向聯合而不是更清楚的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