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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呂思勉《國學知識大全》至83%。
閱讀8月12日《經濟學人》文章
In Hong Kong, a row over land rights reflects a bitter divide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sides with the landlords
文章講的是香港的農村居民可以享有“丁權”，就是每個男丁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蓋三層樓房，也可以向政府買打折的土地，引起了香港立法會中“民主派”的攻擊（一般丁權房屋都有150平米左右，這在香港絕對是豪宅），而那些村民本來就是支持大陸的，港獨分子這么一鬧，人家更支持了。
Rich Chinese try camping as the authorities settle nomads It helps if the tent has running water and electricity
文章質疑中國的游牧民定居政策和發展鄉村游政策，說侵犯了牧民的權利。
古代之用人，大抵大夫以上，多屬世官，征服之族中執政權者為之。士則出于選舉（選舉與世官為對待之名詞）， [ 遽古之世，公產之群，群之公事，必有人焉治之，則必舉其賢者能者，此即孔子所謂“選賢與能”也（《禮記 · 禮運》）。后為黷武之群所征服，百戰所得，視同私產，遂行世官。然舊有之事，征服者初不甚干涉之，故選舉之法仍存。 ] 其法有二：（ 1 ）如《周禮》所說，鄉大夫以下治民之官，平時考察其民之德行道藝，三年大比（查軋人口及軍用品）之時，與其賢者能者。（ 2 ）如《禮記 · 王制》所說，鄉論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之于學，學升之于司馬，然后用之。大約兩法都有些事實做根據。至于學校，在國中者謂之學，為宗教哲學之府，初與明堂合一，后乃分出，欲知其說，須看惠棟《明堂大道錄》、阮元《明堂說》。（在《揅經室集》中）在鄉間者為校、（見《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 [ 《注》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孟子》所謂；“校者，教也。”]）庠（行鄉飲酒禮。 [ 《孟子》：“庠者，養也。”]）、序（行鄉射禮。 [ 《孟子》：“序者，射也。”]），乃興教化之處，非講學問之處。漢人言興鄉學者猶如此。
1. 民主政治之廢墜。此由（ 1 ）民意無表見之方法，如古之大詢于眾庶等。（ 2 ）民意之表見為習慣，習慣愈不適于時勢，則拘束之力愈弱。又列國問罪大夫叛變等事皆無之。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謂其權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兩漢、新莽之言符瑞是也。 [ 此節與西方頗相似。 ]2. 地方自治之廢墜。古之國，等于后世之縣。 [ 古國方百里，而漢縣亦方百里；漢縣名多仍古國名，皆可見也。 ] 國君等于縣令，大夫等于鄉鎮長，士則保甲長矣。漢世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 體制最尊 ]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威權尤大。 [ 至人只知嗇夫，不知復有縣令者，觀《兩漢書》可知 ] ）游徼（主徼循，禁盜賊），猶存此意。然左雄謂鄉亭祿薄，多取于民，（《后漢書》本傳）則其弊必有為吾人所不知者。 [ 且人心必日趨于民主之心理，對嗇夫等服從之傳統觀念，必日趨淡薄。人心對嗇夫等既漸變，則嗇夫等之威權必漸不行，以至于廢墜。 ] 又喪亂之際，官吏及割據者，每向此曹壓迫，人莫利為之，而其職遂廢。 [ 兩漢時存此制，魏、晉時而廢墜。東晉元帝嘗問臣下削掠者之眾，即有對以亭、郵（兩亭間有一郵）之廢之所致，可見也。 ] 縣令實不能躬親辦事，而地方公務悉廢矣。
3. 放任政治之形成。貴族既倒，處于治者之地位者，為官僚階級， [ 幕友、吏胥、衙役、紳士、讀書人（官僚之后備軍）亦屬之。 ] 同時亦即成為榨取階級， [ 階級無不自利者。世有不自利之個人，無不自利之階級。此階級中，僅有少數之不自利者，亦救于其階級之自利。只有鏟除階級，無法改良階級——欲實行良好教育已造成整個階級之各不自利，為不可能之事。——而此時于官僚階級，非鏟除之時也，于是取監督之方式矣。 ] 政治上之首領，理宜加以監督。但監督者少，被監督者太多，勢不能給，則惟有將所辦之事，減至最小限度，使其無所借以虐民。中國之良吏，每勸人民早完國課（或“自有組織”義圖等），少打官司，免得與吏役接觸，此正與政府之取放任主義同。顧亭林譏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時之政治上，只重監督官僚階級，不使虐民，興利治國，固在其次也。 [ 自漢以來，中國之政治向如此。 ]
（ 1 ）自王莽變法失敗后，經世致用一派，漸以消沉。經學流為瑣碎之考據。南北朝、隋、唐義疏之學，皆承其流。（ 2 ）其有思想者，至魏、晉之際，競務研求《老》、《易》（后加以《莊子》），遂開玄學一派，與佛家銜接。（ 1 ）瑣碎。（ 2 ）玄妙。（ 3 ）文字漸趨于駢儷。書法則隸書變為八分。 [ 求美故。前此之由篆至隸，則由篆書圓筆，不適于實用，代之以隸也。 ] 其仍供應用之章程書（正書，亦曰真書。正書真書之名，乃對行、草而立），亦漸趨美化。甚至專于求速之草書亦然，草書既趨美化，則必去真日遠而不畫一，不能供實用。而實用又不能皆作正書，于是有行書以代草。然行書之近真者為“真行”，與真書相去無幾；近草者為“行草”，與草書相去無幾，仍不適于實用。講實用者，遂只得求之減筆矣。要之瑣碎、玄妙、求美，皆學術為有閑階級專有之現象也。
西諺云：“羅馬非思想之人，乃作事之人。”在此點，先秦極似希臘，漢人極似羅馬。兩晉、南北朝，則為中國與西洋走向兩路分歧之點。羅馬經蠻族侵入后，歐洲非復羅馬人之世界；中國則經過五胡之亂，仍然是中國人之世界也。此其故似有四：（ 1 ）中國有廣大之長江流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 2 ）中國人與五胡人口之比例，似較羅馬人與蠻族之比例為大。（ 3 ）五胡亦已漸染中國之文化，程度非歐洲蠻族所及（淫暴之主，如劉曜、石虎等，其行政立法，仍依據中國習慣）。（ 4 ）歐洲此時，處處有小政治中心，持久不敝，加以組織，遂成封建政體，中國雖亦有此端倪，而地勢平坦，風俗相同，中央力量較強，割據之局，不能持久（觀南朝陳之事，最可見也）。
思想的進步，是因乎時代的。第一階段，只覺得史料散佚得可惜，所以其所注意的在搜輯、編纂。第二階段，漸漸感覺到搜輯、編纂如何才算適當的問題，所以其所注重的在史法。第三階段，則因知識的進步，感覺到史學范圍的太狹，而要求擴充，這可說是反映著學術思想的進步。第四階段，因史籍堆積甚多，再圖擴充，不免要使本身膨脹破裂，而割棄則又不可而起，雖未說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情和精力、時間，既不能兼容并包；而各個門類，以及每一門類中的各種材料，又都不容割愛，則勢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學若從章學誠的據點上，再行發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種專門史亦必漸次興起。不過現在既和外國的學術思想接觸，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罷了。所以學問的進化，自有一個必然的趨勢，而現在所謂新史學，即作為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個階段，亦無不可。史學和文學，系屬兩事。文學系空想的，主于感情；史學系事實的，主于理智。所以在人類思想未甚進步，主客觀的分別不甚嚴密的時代，史學和文學的關系，總是很密切的，到客觀觀念漸次明了時，情形就不同了。天下的人，有文學趣味的多，而懂得科學方法的少，所以雖然滿口客觀客觀，其實讀起記事一類的書來，是歡迎主觀的敘述的。喜歡讀稗史而不喜歡讀正史；在正史中，則喜歡四史等而不喜歡宋以后的歷史，和其看現在的報紙，喜歡小報而不喜歡大報，正是同一理由。殊不知四史等的敘述，全以主觀為主，時代愈后，則客觀的成分愈多，作者只敘述事實的外形，而其內容如何，則一任讀者的推測，不再把自己的意思夾雜進去了，這亦是史學的一個進步。
還有，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用之太過亦有弊。不錯，愛國家、愛民族，是確有其理的；而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亦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適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矯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這在歐洲， 19 世紀后半期各國的歷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國為尤甚。亞洲新興的日本，此弊亦頗甚。中國人褊狹之見，較之德、日等國，可謂相差甚遠，然亦不能絕無。中國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義，原因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以后，受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固是題中應有之義。然感情與理性，須相輔而行，偏重感情，抹殺理性，就糟了。如中國宋以后盲目的排外之論，是很足以僨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頗受其弊。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幾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論，一轉而為變法維新，否則日本在此時，可以激成很大的慘禍的，雖然不至于亡國。朝鮮國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學末流的影響卻深，就竟爾暫時釀成亡國的慘禍了。大抵民族主義誤用的弊病有兩種：（一）是把本族看得過高，如德、日兩國，即犯此弊。（二）則把異族看得太低，如中國人總說蠻夷不知禮義，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這兩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實的真相而起。昧于事實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實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矯揉造作的歷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歷史，可以做它對癥的藥。
還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頗深，中國卻無其弊，那便是借歷史以維護宗教。在西洋，所謂中世時代，歷史幾乎做了宗教的工具。是宗教事件則詳，非宗教事件則略，而其所評論，亦多數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這不但舊教，即新教亦未嘗不如此，而且兩教都利用歷史，以為攻擊的武器。中國亦未嘗沒有教，中國人所作的歷史，如佛家所記的釋迦本行、高僧事跡之類，然大家都只當它宗教中的書籍看，不把它當作歷史，所以不受其害。還有一種，竟無好好的歷史，而歷史事跡，都依附宗教書籍以傳之國，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不論什么事情，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環境之內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環境，這件事就全無意義了。現在試舉一個例。從前漢朝時候，有一個名將，喚作韓信。他有一次和敵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邊上，背對著水，這就是所謂背水陣，是犯兵家之忌的，因為沒有退路了。后來竟打了勝仗。人家問他，他說：這亦在兵法上，不過你們不留意罷了。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么？我所用的兵，不是訓練慣統帶慣的，乃是臨時聚集來的烏合之眾，這和走到市集上，把許多趕集的人聚攏來，使之作戰一樣，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誰肯出力死戰呢？這是一件事。明朝時候，又有一個名將，喚作戚繼光。他練兵最認真。著有一部書，喚作《練兵實紀》，對于練兵的法子，說得很詳盡。清朝的曾國藩，本來的人出去，秦時曾有此事），發出去都可充兵。韓信所用的兵，雖說沒有經他訓練過，然戰爭的教育，是本來受過的，對于戰斗的技藝，人人嫻習，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夠人自為戰。戚繼光時代，則中國統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對于戰斗的技藝，一無所知，若不加以訓練，置之活地，尚不能與敵人作戰，何況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為陣，非斃于敵人鋒鏑之下，就要被驅入水了。所以韓信和戚繼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實則相成，若非知其環境，就無從了解其真相了。況且事實原因環境而生，若不知其環境，對于事實的性質，必也茫無所知，更何論了解其經過。然則對于史事，安可不知其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