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9年，一個不尋常的年代。我成了一名久享盛名的學校的新生。我興高采烈地來到了這所學校，并到我的班主任處簽名報到。這所學校承諾設立小型班級和真正的圖書館，它看來是一個裝修布置得體，適合學習的地方，而我也一心一意盼望著開學的日子早點到來。
到了中午，我自認一切還都稱心如意。但是下課時間，當我坐在廁所內的一個小單間里方便時，我聽見幾個女生走了進來———我估計她們有三個人。使我心灰意冷的是，我很快意識到，她們明顯正在議論我，并且用最肆無忌憚的詞語。她們爭先恐后地對我品頭論足，嘲笑我的頭發，我的體重，我的鞋襪，我的穿著，我的嗓音，以及我的儀態舉止。不知是誰發現了從同一廁所另一單間露出的我的鞋，“噢，上帝！她就在這里。”我聽到一個女孩在低語，接著傳來她們匆匆離去的聲音。
我當時必須要面對的最為難的事是，在三雙眼睛全神貫注的審視下，如何回到那間教室去。那時我不懂得那些女孩也許會有些后悔，我只是懷疑她們是否擔心我會辨別出她們的聲音，可我在學校的時間太短，還不能聽得出。對我來說，在那間教室的每一個女生都是值得懷疑的，并且在廁所的幾分鐘已經告誡我那分明是“她們的”學校，我只是一個不受歡迎的闖入者。
在這個世界上，眾多11歲的孩子碰到的事都是非常惡劣的，是難以用語言來表述的，所以，我的故事看起來似乎不值一提。凡是踏入一所新學校的孩子，都可能有一種格格不入、落落寡歡的感覺，再加上孩提時代的那種童稚的惶恐不安，這些不盡人意的事都是不足為奇的。而僅有我遇到的這件事異乎尋常，因為它對我的感情上造成的影響成為一樁我負載多年的精神包袱。
我不得不在內心與自己展開激烈的斗爭，拼命努力，不使自己的情緒失控，出于倔強和清高的秉性，我不想讓我的敵人知道（她們已經成為我的敵人）她們對我的傷害有多深，她們激起了我萬丈的怒火，當我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已為時太晚。試想如果當時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大吼一聲，沖出廁所，與那些女孩子正面交鋒，這件事也許早就通過對罵的較量，眼淚的盡情拋灑而得到平息。
但我還不具備那種洞察力，也缺乏應付這種對抗局面的情感儲備。相反，為了維護自己的心理防線，使之免受傷害，我雖然惱羞成怒，卻也沒有發作，我又回到了那間教室。在接下來的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里，我用我的怒氣來構筑一道堅硬無比、刀槍不入的心理防護層，用它嚴嚴實實地包裹著我的內心，守護著我的心靈。
我在大量的閱讀材料中尋求慰藉，它使我過早地由天真趨向成熟，比起我的同班同學，這會使我產生一種優越感，他們鐘情于啤酒的狂飲和沖浪的瀟灑，我開始寫詩歌與小說，自愿為學校的文學刊物寫稿，同時致力于鉆研音樂，參加學校的合唱團，在大大小小的管弦樂隊中做演奏員。漸漸地，我被另外一些與我志同道合的人所接納，如果說我們是社會的棄兒，至少我們大家能夠共同成為棄兒。我不斷找機會施展我的才華，尤其是寫作方面的才華，我開始借助個人奮斗為自己闖出一些名氣，而從不奢望依靠同伴的賞識贊許，而且長年累月的寫作的積累已經賦予我一種對人的本性思考的準確的穿透力。
那些女孩對我的所作所為應該說是非常惡劣的，但更加惡劣的是，我把她們對我的敵意與歧視，深深地植根于心靈，并且背負如此沉重的精神負擔走過我的整個青春期。
只有當我的憤怒找到一個創造性的宣泄口時，我才開始認識到：從長遠來看，那些給我人生帶來如此震撼的女孩，實際上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她們看起來不再像是敵人，而只是個別11歲的孩子在那個該詛咒的年齡段受一些勢利思想的支配，不經意間的沖撞冒犯。我能夠透過她們窺視到我自己，我也能通過我的遭遇認清她們。從而促使我的性格轉向內向，轉向從事文學寫作，從這個角度看，正是她們鼎力相助，為我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