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史之亂

從太宗時期開始，大唐就重用番將。陳寅恪先生注意到，太宗所用番將皆是部落酋長，番將統領的是其本部落；玄宗所用的番將則是寒族胡人，番將統領的是諸不同部落。這里面蘊含著巨大的區別。 太宗時代之所以起用番將，是因為太宗兼具漢人皇帝及草原英雄的特質于一身，草原尊太宗為“天可汗”。 太宗的這種草原視野，是以其與鮮卑游牧軍人常年打交道的戰爭經驗為前提的。從唐高宗開始的皇帝，都不具有這樣一種戰爭經驗，也不具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并且大唐定都長安，雖然有著遙制關東的考慮，但是畢竟遠離農耕-游牧過渡地區，從而無法再獲得治理草原所需的知識。 所以，到了高宗朝后期，突厥脫離大唐帝國的統治，再次形成獨立帝國。這就是玄宗朝任用番將的時代背景。他為了抗衡關隴軍事貴族，又為了防止他們勢力過于強大，故而重用在中原了無根基、在草原也身份不高的人，東北軍鎮的安祿山、西北軍鎮的哥舒翰等人皆是因此而獲得飛升的機會。 關隴集團本融合胡漢文武為一體，多有出將入相的本事，時任宰相李林甫為了阻止這種人對自己的位置構成威脅，嘗上奏玄宗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 這剛好與玄宗的意圖一拍即合。但是玄宗并不知道，即便安祿山是寒族胡人，也不意味著會有與中原寒族同樣的政治邏輯，草原上的秩序另有一種邏輯。玄宗試圖用西北軍鎮制衡東北軍鎮，但對軍鎮內部的政治邏輯卻又沒有感覺，于是在事實上便只能將安危系于將領個人忠誠與否之上，這是很危險的。玄宗喪失了草原視野，終致大禍。

二、 人口變遷與新的技術應用

安史之亂后，天下藩鎮割據，帝國已近名存實亡。玄宗意圖壓制的豪族，居然通過安史之亂而衰敗下去，這從反面說明了，唐朝皇室與豪族實際上是共生關系。大唐依靠豪族而建立了世界帝國，但其歷史使命也就此終結。 帝國治下的和平，促使人口滋長繁茂，而可供分配的土地是有限的，曾構成帝國組織基礎并帶來帝國生命力的均田制勢難持續，土地逐漸轉為私有制，可以自由買賣，府兵制的基礎被侵蝕掉了；皇帝的野心，使其欲圖離棄豪族，卻并沒有相應的替代制度來完成帝國治理，于是皇帝會伴隨豪族共同為帝國殉葬，此后仍然在位的皇帝只是在等待那緩期執行的到來。 最先開始割據的河朔三鎮，所占據的華北地區正是此前帝國的財政來源中心，大唐帝國陷入財政困境。但是安史之亂意外地促成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帝國在這里獲得了新的財政基礎，并進而促成了中原的社會結構從豪族社會向平民社會過渡。 戰亂起后，大量人口逃至江南。這次南遷與西晉末年的南遷有很大區別。東漢末年開始天下大亂，到西晉末年已持續了近兩百年，中原早已形成塢堡經濟；從八王之亂到五胡亂華中間也還是有一定的時間過渡，這兩個因素使得豪族有時間組織起其部曲、附庸等一同南遷，所以豪族的社會結構并未遭到太大破壞，甚至東晉的豪族門閥較之在江北時還要有影響力。而安史之亂之前，正是中原的均田制、豪族經濟已近解體之際，并且安史之亂非常突然，南遷者來不及有組織地行動，只能零散地南奔；安史大軍是草原騎兵，淮河以南水網縱橫不利于騎兵南下，所以逃難者遷至江南也就安全了，之后在江南所建立起來的基本屬于平民社會。 從上古以來直到安史之亂，除極個別時期，中國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秦嶺淮河以南的人口始終少于以北。安史之亂前不久，黃河中下游的河南、河東、河北諸道的人口密度大致是淮南和江南兩道人口密度的兩倍還要多；但是安史之亂后，北方諸道人口損失極大，江南道人口也有減少，但其密度反是河南河北兩道的近兩倍，淮南道人口甚至還有相當比例的增加，密度達到河南河北道的四倍還要多；到了五代時候，南方人口與經濟的發展更是好過北方，中國的人口重心從此不可逆地轉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亂改變了淮南、江南地區的人口密度，從而改變了相應區域的生產要素價格。地廣人稀的情況下，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技術，諸如水稻插秧、土地復種制等，都不具經濟可行性，反倒是粗放的技術、土地輪耕制更為經濟； 直到安史之亂后，大規模人口南遷，江南開始地狹人稠，使得秧播技術及土地連作制在江南獲得使用，土地利用率從50％提高到100％。到了宋代，在將冬小麥的種植擴展到江南的同時，發展了稻麥輪作制，一年兩熟，從而將土地利用率從100％提高到200％。 江南的稻麥復種制出現在北宋后期，成熟于南宋時期。正是由于秧播技術縮短了水稻的占地時間，稻麥輪作成為可能。稻麥二熟制不僅使江南的土地利用率提高，并且土地水旱交替使用，使土壤得到進一步熟化和培肥。而人口密度的增高，使得在江南地區修建復雜的水利工程也成為可能，再加上諸如占城稻、雙季稻等新稻種的引入，這些都更進一步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這樣一種發展使得江南一下子成為帝國內部最重要的經濟區，成為全新的經濟要素，從而為帝國提供了必需的財政基礎。韓愈曾說：“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此語或略有夸張，但江南已成為帝國的核心經濟區是無疑義的。 就江南農業技術的進步而言，其中的關鍵實際上是人地關系導致的要素價格變動，只有在勞動力的相對成本下降的時候，既有的技術才能在這里規模化應用，并衍生出一系列此前不存在的應用方式。江南地區浮現的新經濟要素，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財政基礎，使得皇帝可以此努力去對付國內其他反抗力量。

?三、 豪族社會的終結

劫后余生的大唐帝國在這方面做出了雖然不夠成功但令人欽佩的努力，以安史之亂為契機努力解決“邊陲勢強而朝廷勢弱”的問題，也解決帝國內部大軍團所帶來的危機。這一系列努力中，開拓性的一步首先便是財政改革。780年，在楊炎主導下，廢除了因均田制崩潰而早已運轉不靈的租庸調制，改行兩稅法，規定將一切賦役皆折為貨幣，納入戶、地兩稅，每年夏秋分兩次征收。 兩稅法的稅基從人變成了土地，原則上規定必須繳納銅錢。這意味著帝國財政自東漢末年以來，歷經數百年，又從實物財政轉成了貨幣財政，兩稅法構成了此后中國歷代稅賦制度的主要基礎。相對于實物財政而言，貨幣財政使得皇權的意志轉化為政治行為的效率大幅提高 ，這為帝國內部的均衡點向集權秩序方向偏移提供了可能性。而安史之亂后的江南社會結構是個平民社會，這意味著， 一方面，社會當中有可能發展起更加發達的貨幣經濟，使得貨幣財政的效率更加提高；另一方面，皇權終于獲得了與平民結盟的機會，來進一步打擊豪族，這使得豪族社會結構的瓦解成為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此后就進入平民社會了，帝國的統治直接面向百姓，而不再依靠豪族提供秩序。 因此可以說，從隋煬帝開始的皇權對抗豪族的努力，到了這時終于因技術變遷而獲得了政治可能性。 楊炎的改革無法拯救茍延殘喘的大唐，卻開啟了“唐宋變革”的大門，但其更早的動力來源，還可以追溯到武后、玄宗那里。那個時代的帝國政治空間結構仍是東西關系，軍事貴族-豪族的“類封建自由”之自生秩序與君權的集權秩序之間的對抗關系，是此一空間關系的基本由來。 但是到皇帝與平民結盟打垮豪族，民間力量獲得發展之后，則自生秩序與集權秩序的對抗關系轉而呈現為民間的自由與皇權的專制之間的博弈關系。 最終，唐朝崩潰之后，五代與大宋都定都河南，這是民間力量崛起的一個根本標志，關中本位已經不再需要了，此后的帝國首都永久性地定在關東了。對朝廷來說，其最大的威脅不再是內部的豪族力量，而是北方的草原帝國了。所以，此后帝國的政治空間結構便從東西關系轉為南北關系 ，南方的經濟-財政重心與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之間的關系。從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便是這一轉換的關鍵階段。 3. 豪族社會的終結 但是光有新經濟要素的出現還不夠，倘無新的治理能力跟上的話，它僅僅會打破過往的均衡，卻并不會帶來新的秩序，還有可能帶來更大的動蕩與混亂，這是中唐以后的努力一直不夠成功的原因之一。 當時的一大矛盾在于，社會結構已經朝向平民化轉型，官僚體系當中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老貴族家世者在占據重要位置。這不是因為他們更為合適，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平民擔綱起新的秩序治理之重任，唐代后期的“牛李黨爭”便是此一矛盾的呈現之一。 這個矛盾的化解，需要有另一種技術進步，使得知識傳播成本大幅下降，足夠多的平民讀得起書，才有可能有足夠多的平民可供選擇進入官僚體系。 這個技術進步實際上也不是全新的技術發明，而是對既有技術的新的應用。在五代時，馮道主持了國子監對《九經》的印刷工程，前后堅持了二十二年未曾中斷，這是中國歷史上首度大規模以官方財力印刷經典，這一工作開啟了印刷術大規模使用的先河。 此前的印刷術，主要是用來印佛經的，在豪族社會，寺院是印刷品最有支付能力的主顧。五代十國時期逐漸浮現的平民化社會結構，以及此一期間政治上的分裂狀態，卻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的發展，民間社會商品經濟在很多地方的發展都好過以往，更多的平民開始對印刷品有了支付能力。 這提供了一個較大的市場，使得印制儒經逐漸變得有利可圖。馮道所開啟的印刷經典的工作，在此之后轉化為一種社會性的商業活動，知識傳播成本大幅下降，這才有了宋代科舉的大發展。平民社會的官僚體系，終于可以從平民當中拔擢人才來充實。至此，從豪族社會向平民社會轉型的過渡階段基本完成，中國的歷史發展從第二輪大循環進入到第三輪大循環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