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炳南? 蘇振宏

近讀一九九零年《山西地方志》第四期趙維勇、劉益令二同志合撰的《王通故里考》（以下簡稱《故里考》）一文初感驚異，繼而追溯回憶，則見怪不怪矣。累代高賢，群情仰慕，而世遠年湮，書冊記事，輒有分岐，遂啟，后來士子文筆興訟之端，漢張良、諸葛亮生前里籍，至今各抱己見，即其例證。雖然執論盡可不同，旁征博引，索根究據，佐以總合精研，不難澄清真偽，終歸于一。茲者欣逢盛世，學術研究之風遍及全國，關于王通故里問題，趙劉二位既考之于前，有異議者，不能不繼之于后。爰就管窺所知，就事論事，針對性的闡明個人認識，題外見聞，概不涉及，容當另文述之。先書撰《王通故里考辨析》一文，以與趙劉二位商榷。

一、“河津說沒有史料依據”析

《故里考》作者斷言：“河津在隋唐之際，曾以龍門稱，但在現存隋唐史料中，沒有王通是龍門的記載。”

這是對隋唐史書的直觀錯覺，或者是對隋唐史書的有欠嫻熟。

眾所周知，《隋書》無王通傳，當然不可能有文中子籍隸何地的記載。

在，《故里考》文中，作者清楚指出：“王通之子王福畤”、“王通之弟王績”，而號稱唐初四杰之首的王勃，恰是王福畤第三子、王通之孫。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第一百四十二，《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六、第一百二十一，所載《王勃傳》兄勮、勔，《王績傳》均絳州龍門人。孫與弟史有傳，傳皆注明籍隸，同時以作者合撰的《故里考》，通篇引證史料證明王通與王績生前的骨肉切情。承認王通王績兄弟關系，承認王通王福畤父子關系，事實上不得不承認王通王勃祖孫關系，千秋史事，書證無私，世系昭穆。

《故里考》引杜淹在《文中子傳》中記述：“……天子賜之地，始家于河汾，故其墳隴于茲，四世矣。”又唐人皮日休在《文中子碑》文中說：“以亂世不仕，退居汾晉……。”又王通之子王福畤在《錄關子明事》文中載：“……于是文中子退居汾陽，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作者認為王通故里有“河汾”、“汾陽”、“汾晉”三詞，只能證明王通故里在汾河流域，并不能證明在某一個具體的地方，更不能證明在河津。

這是對于河津縣地理方位及其鄰邑歷史稱謂不太了解的緣故。姑就作者之意，“河汾”、“汾陽”、“汾晉”三詞，不能證明人在某一個具體的地方，當然不能證明在太平。但三詞所指正是河津的代稱，則勿庸置疑。

“河”是黃河的專稱，這在我國歷史記載中，豎無古今，事例繁多，不勝枚舉。例如：《左傳：僖公四年》：“東至于海，西至于河”；隋唐時代的：“河中府”、“河東郡”，歷代沿遞“河西走廊”、“河套”等等，這里每個詞的“河”之所指，無一不是黃河的代稱。

河津地當秦晉兩省連界線，西溯黃河，且是山西第一大川——汾河注入黃河的要沖。王通以圣者之質，素喜滔滔不絕不舍晝夜水的習性，置河于前，排汾于后，把自己的家鄉，即當時的龍門縣，親切的以“河汾”代稱，其意至美。否則從汾河發源地之寧武、靜樂直到河津，流經二十余縣，逐縣對照，察核名實，除河津外，那一縣有條件可以“河汾”代稱。

明王朝大儒儒薛瑄著作有《河汾集》，薛文清公故里非出自河津，他的著作就不可以能以《河汾集》命名。

唐人皮日休，湖北襄陽人，平生對文中子備極崇拜，所謂“嗜先生道，業先生文，”意境明朗，洞見肺腑。他在自撰《文中子碑》文中，有“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句。這起碼說明他知道王通是山西人，也知道山西有條汾河。鄂晉兩省，中古時期要算相距較遠，皮日休終生是否來過山西，根據史書記載他的生活足跡，可能性不大，因此，皮日休把王通的故里說成“汾晉”，泛指山西，時勢所限，可以理解。但僅此一端，絕不能把文中子故里扭曲為不是龍門而是太平縣。

王通之子王福畤說：“于是文中子退于汾陽。”這里所謂的“汾陽”正是直指古龍門今河津。

水之南為陰，河津縣南鄰是今萬榮縣，而萬榮縣漢置汾陰縣，隋唐縣名未改。通化村雖在河津汾河之南，與汾陰縣境相距僅十里許，群眾間結親攀故，過從甚密。但作為一個完整行政區劃的縣，河津縣城卻在汾之北，即汾之陽，縣以縣城為中心，通化自不能再稱“汾陰”。兩縣對稱，汾陽巧對汾陰，合乎實際，且易領悟。王福畤之所以把“汾陽”作為當時龍門的代稱，旨在斯也。

隋文帝時宰執薛道衡，山西汾陽薛吉莊人，才學兼優，與王通故里通化村相距廿里譜。嘗與楊素論王通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薛王系同鄉，人非一縣，導地鄰近，薛系汾陰人，王通自是汾陽人——龍門人。

綜上所述，結合《河津縣志》記載，王通故里隋唐時是龍門縣，具體明確，斑斑有據，認識上似不應有出入。但根據《故里考》作者的闡述，顯然還存在不少不同意見。以為《太平縣志》中，也有著非常相似的“洞”、“溪”、“墓”的記載，只是地方不同。

《太平縣志·祠祀類》內有：“文中子祠凡二處，一在縣東南卅里王村，舊名萬王村，元至元四年，知縣郝信臣建，其旁有墓，有龍門溝，有讀書洞。”

《太平縣志·雜記類》載：“文中子土龕，在縣東南汾水之西，龍門溝北，昔文中子讀書于此，其深廣二丈余，號文中子洞。”又載“‘白牛溪’在縣東三十五里萬王村，唐史稱王文中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今其地有文中墓，墓旁有龍門溝，溝中雖溪流已絕，而流水古跡蜿蜒可尋，則所謂設教地，憶昔之名白牛溪即此。”

上述文載，說明太平縣萬王村，舊有文中子祠、洞、溪、墓，且有龍門溝。祠、洞、溪、墓河津有，太平亦有，二者不能并存，有真有假，須從實際出發，認真做到堪以使人信服的鑒別，還歷史本來面目，公諸于世。

萬王村文中子祠，據該村主要負責人談，抗戰期間，日寇盤據晉南，橫野肆虐，到處無止境地勒索木柴，無可奈何，拆祠應差。現祠基痕跡全無，早已成為莊禾田。

其溝與洞，位于汾河西側懸崖間，久經汾水洪峰沖擊，崖塌洞毀，溝亦形蹤湮沒，村中長者只能空指溝、洞原初所在地，總體審勢，規模局限狹小，令人悵惘。

萬王村原有文中子墳冢，墓園且有圍墻，可惜數年前已全部整平，作為農民碾麥場用，遺痕同樣一無所有。據悉墓園墳冢有二，中間墳冢大，西側墳冢小，兩個墳冢先后被盜墓賊挖劫三次，第三次盜墓距今有四、五年。中間大墳冢是假的，墓穴地窯盡藏書冊，紙已腐爛風化，觸手成灰，西側小墳冢是真的，地窯周圍均用磚砌，磚上有刀刻條紋，窯內砌土坑一，土坑上下各有頭骨二，余無他物，這是第三次墓被盜后，村中老人許述衡親自下穴看見的情景，應屬事實。然而，正是這一舛錯乖誤的事實，啟人以不能置信的疑竇，有必要詳為論證。

《中說·卷三事君篇》載：“子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二饌，食必去生，味不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地不食，曰：非地道也。”

又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涂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

《中說·卷二天地篇》載：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能逃乎。”又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大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傷禮。”

節錄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有：“寢疾七日而終……，”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而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書還于夫人……并未及行，遭時喪亂，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夫人返于故里，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節錄王福畤正觀廿三年正月撰《王氏家書雜錄》序曰：十九年，仲父被起為路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證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辨類分宗，編為十篇，勒成十卷……年序浸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閽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爾。

《中說》是王通學說集大成之專著，它反映了文中子所住時代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征，由他闡發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論旨，其基本立場，則是“繼周公”、“紹宣尼”、“崇尚王道”，拓辟“仁政”。

如前所載，王通生前，服儉以潔，食必適道，喪禮有制，力戒鋪張。堅持不以死害生，不以厚傷禮。

文中子寢疾七日而終，家人及門生謹遵遺訓，絲麻設位，哀而送之，依然以儉治喪，恪守家風。

王通圣哲耳，設教授徒，雖極一代之盛。但畢其生有道無位，早為歷史所公認。這就是說文中子的全部生活歷程，既非朝廷中的高爵顯貴，也不是尾大不掉的跋扈藩鎮，甚或不是社會上高層富有階級。他始終以庶人自居，不辭勞苦，躬耕盡職。

若然，依據《中說》記述，文中子的立身身遺范對時代遙影響，歷史價值和為后世所敬仰的巍巍形象，思想領域，自當有更清晰的亮度。這樣舉仁執義，勤儉齊家，循規束身進而道濟天下的一代巨人，誰能設想在他歿后的墓穴里能有什么珍貴的陪葬品。真的空無所有，為什么盜墓賊潛入墓穴內竟達三次之多，這不能不是個耐人尋味的奧秘，如果說有，珍品是什么？是否有風傳，為什么三盜竊墓，革里不報案，上級不察查，這明顯是后之作奸者，有意褻瀆圣人，假造墳冢，或以別人墳冢，冒充王通圣者的墳冢，行險僥幸，以假亂真。特別是西側的墓穴里，炕上下各頭骨二，炕上頭骨，意在賴作文中子與其夫人合葬遺骨，但夫人離世，起碼在唐武德四年后，史無記載，不敢妄自推斷。這里值得置疑的關鍵處，是炕下頭骨二，除直觀設想為殉葬者外，余則不可解釋。難道絲麻設位，哀而送之的人眾，誰能允許自己尊敬的受業夫子能和其他人合葬？殉葬是奴隸社會主貴族的兇殘暴行，與王通的學說精神——王道仁政，格格不入，勢成水炎。春秋末季，孔子對作俑者，尚鄙之為不仁。文中子竭畢生之力，修己以仁，而歿后竟一反仁政之旨，做出滅絕人性的殉葬虐制，生前死后，兩相對照，道理上講不通，實際情景也完全背悖公論。誣堯舜為桀紂，視管弦若刀鋸，如此光怪陸離的歷史奇聞，正直之士，誰也不能做，誰也不敢做。因而于此可斷然肯定，原太平縣萬王村文中子墓，是假的不是真的。

說文中子墓園正中大墳冢穴塞滿書冊，同樣事屬荒誕。唐武德四年，夫人始以書授其弟王凝，正觀十九年，凝又以書授之文中子次子福畤，福畤敬謹奉書，辨類分宗，于正觀廿三年，編《中說》為十篇，勒為十卷。年序寢遠，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爾。

夫“素業”者，即子孫世代奉為家訓之謂也。

大業十三年到正觀廿三年，共卅五年，《中說》始成書（十卷），書成后，也只眷抄藏之于家，或其家庭子孫人手一份，作為王氏家族言行準則，怎么能說大業十三年文中子逝世后，一個大的墓穴里竟是滿藏書冊？書多是好事，把好書放在墓穴里，有意使其霉爛，則是斫喪文化，負罪實深。書價無量，它凝聚著著作人的靈感與精力，書在門生手，猶視為珍品，還給夫人，再交王凝、王福畤，他們知道文中子的書，是經世致用的瑰寶，怎么能忍心埋在地底深處墓穴里？讓文中子全部心血結晶化為烏有。書憑眷抄，殊不容易，大量眷抄，困難不堪設想，而隋唐時代印刷術，尚未脫離原始版印階段。百倍辛苦，眷抄或印刷了大量的書。首先眷抄印刷是什么書？其次書已眷抄印刷，積成一定可觀的量，回頭又大量塞滿墓穴，凡此種種，直可說是東方型的天方夜譚；使人莫解所以，故弄玄虛，遺人笑柄。因此，在這里同樣有理由可以肯定，所謂在萬王村文中子大墳冢的墓穴里藏滿書冊，純屬偽造，縱然有書，也不是文中子的書，當然不是文中子的墓。

又據萬王村主要負責人談，文中子在該村所有遺跡，解放后，曾奉命作為省級保管文物，然則墓園、祠等人為的先后均修為平地，種了莊稼，作為碾麥場，是否報經上級領導批準？有無批文？墓穴所藏書冊，發現后是否上報縣轉省級收存鑒定？如省不知，縣也不問，一切不了了之。可見，原太平縣萬王村舊有的文中子祠、墓、洞早已不為人所注視，存之可，毀之也可，無關輕重。

至《河津縣志》中說：“按絳州、稷山、太平、河津土壤相錯，大率皆文中子桑梓也……而河津在河汾中，疏屬、黃頰，較有依據，故詳列之。”《故里考》作者于此多附一筆“便反映這一情況”。那么這里反映的情況，究竟是說絳州、稷山、太平、河津由于土壤相錯，都要算王通故里？還是說河津疏屬、黃頰，較有依據，配稱文中子故里？習慣上人在本縣，故里說村，在本省，故里說縣，而出省故里一般是省加縣。唐人皮日休指出，文中子故里是“汾晉”，正是本斯意義。疏屬、黃頰，河津較有依據，故詳列之，而其它三縣，無疏屬、黃頰，缺少依據，當然就不是文中子故里了。況“按說”是編者的話，屬編者個人認識，于分辨問題實質，不起實征作用，可有可無，嚴格推敲，疏屬、黃頰，較有依據的“較”字，用的極不妥貼，疏屬、黃頰就是依據，依據應當肯定。

大火爍真金，海闊游舢臚，由此言之，“河津說沒有史料根據”旗固偃矣！

二、兩個龍門的誤會

王績好友呂才在《東皋子集序》中說：“……隋季板蕩，客游河北，去還龍門。”

王績《答馮寶子華處士書》中說“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奄，獨處卅載，非其力不食。”

《故里考》作者說：“這條史料右以證明王通、王績長期居住在龍門。”情況來自史料，反映的當屬事實，誰也不能有所異議。

《故里考》載：“……由此可見，太平縣也有一龍門。此龍門在萬王村北，汾陽山之陰，只不過是太平的龍門沒有龍門縣的龍門馳名而已。”“河津之說，便是對這兩個龍門的誤會。呂才所指龍門，應是太平縣的龍門。”

兩個龍門的誤會，聽之發怔，頓覺迷茫不解，不可思議。

在我們祖國遼闊和大地上，直到今天，不少地方以龍門名之者頗多，大而計之，有洛陽龍門石窟（亦名伊闕石窟）；廣東省龍門縣，四川省龍門等；小而計之不可勝數，太平縣（襄汾縣）南郊新絳縣（古之絳州），古交鄉村王馬村，就有一塊地段叫龍門，這個龍門除本村人外，外界鮮有知者。遼寧省遼陽市有龍門區，如此等等。太平縣龍門，姑不論到現在早已形體全無，就是追溯至隋唐時代，也只是縣東南卅五里之萬王村北邊一地段，東臨汾水，與懸崖為伍的小溝壑。總觀當地形勢，這個小溝壑，北南向，充其量長不過三數百步。據《太平縣志》載：“溝中雖溪流已絕（指白牛溪），而流水古跡蜿蜒可尋。”但據村中長者說：“龍門溝是條自然溝，本無泉源，看不見有什么流水跡象。”對照縣志所載，顯然不合。

河津龍門，由于大禹治水，鑿而導之，利在神州，功著史乘，因而大震中外，鑄成中華民族世代驕傲，從民族生存繁衍的價值上講，任何異地龍門，均不能與之比。

河津縣在祖國古代，先后曾置龍門郡，龍門縣，而郡縣得名即取義于龍門山之峙立，郡縣為時代行政區劃專稱，稽之于史，永不磨滅。

太平縣萬王村的龍門溝，只能等到同于新絳縣北王馬村之龍門地段，它是龍門溝，而不是龍門。它既不能作為縣的代稱，也不是萬王村的代稱，而是一個小村的溝壑，名不見經傳，連舊《太平縣志·輿地·山川類》，內部不曾專項提及，原太平縣以及當今襄汾縣各色地圖，也未對龍門溝特標一筆，供人識別。《絳縣志》、《省通志》在對太平縣記載中，均無龍門溝字樣，如此渺不足論的一壑土溝，以之作為圣賢哲人故里的稱謂，其意不達，其情不暢，誠如《故里考》所云：萬王村人王績是太平縣，不說去還太平，也不說去還萬王，偏要把時人不知的小土壑——龍門溝說成龍門。且書寄于友人，不是有意讓人不知自己是何許人耶？文中子之道，濟世致用，以仁政拯救庶黎，襟懷無垠，萬眾風從，但對自己的家鄉，諱莫如深，不提太平，也不提萬王村，即使求教者絡繹于途，撮爾龍門溝，問訊無由，將何所至。更有甚者，王通曾以太平十二策入京覲見隋文帝，在當代皇帝面前，常情度之，他至少要說明個人的籍貫和家世，難道面對至尊，他還是不提太平縣，不提萬王村，依然提出那個小土溝，這不是有意開皇帝的玩笑，輕慢人主嗎？曹植詩言：“為君既不易，為臣良徒難。”累代帝王對臣下多存戒備警惕之心，王通對隋文帝不說書冊有載的故鄉之名，卻把龍門溝說出來，無異撲克招疑忌，致罹禍殃。文中子及其弟王績，皆當代社會出類拔萃名流，慧心遠慮，智能及此，他籍隸龍門，一定會說是龍門，不過這龍門是隋唐時代的龍門縣，而不是太平縣萬王村的龍門溝。

廿四史是龐大浩繁的歷史世巨帙，信手翻閱，無論那一代列傳志介紹的人物。關于籍貫都是直指到縣，根本沒有提到那一個所住村名，更不可能提出那個人出生的某一地段，作為列傳志中人物的故里名稱，這樣王績、王勃列傳注出的絳州龍門人，竟是指的太平縣萬王村那個龍門溝？其誰信歟？

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于月日后，直截了當說：“龍門百姓某謹再拜。”王勃以龍門百姓作為上書的開始，這龍門百姓難道能說是龍門溝在百姓？龍門溝有權力管轄百姓？《故里考》作者怕不可能有明確的回答。

唐以后，學者多稱韓愈為韓呂黎，蘇家父子稱湄山三蘇，稱曾鞏為曾南豐；民國以來，黎元洪俗稱黎黃陂，馮國璋稱河間，段其瑞稱段河肥，就連[竊國大盜袁世凱，也一度稱袁項城，這是因為昌黎、湄山、黃陂、河間、河肥、項城，都是他們各自故里縣的名稱。而《故里考》徒對王績、王勃列傳注出的絳州龍門人，不說是古龍門今河津，卻硬說成是古太平縣萬王村的龍門溝。

龍門縣就是龍門縣，龍門溝就上龍門溝，不能混為一談，呂才所言是龍門，不是龍門溝，因此我們說呂才所指的是絳州龍門，是古龍門，今河津，不是太平縣萬王村的龍門溝。涇是涇，渭是渭，龍門縣與龍門溝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誤會，要說誤會，只是《故里考》作者的有意魚目混珠，以假亂真。

《舊唐書·地理志·第十九·地理》載：隋絳郡，武德元年，置絳州總管府管絳、潞、蓋、建、澤、沁、韓、晉、呂、澮、泰、蒲、虞、芮十五州。絳州領正平、太平、曲沃、聞喜、稷山五縣。又武德元年，于龍門縣置泰州，而絳州總管府，管的十五州，恰有泰州，泰州管汾陰、萬泉、龍門、萬春四縣，這是層峰管理，絳州總管府管泰州，事實上就是管龍門，只是州管、府管不同而已，管的內容雖未類同，其管則一也。

我國歷史習慣，府郡可通稱也可借稱，陳叔達致王績的信稱“有隋之末，濫尸貴郡。”信是入唐后寫的，而此時泰州龍門正受管于絳州總管府，因而“濫尸貴郡”，正符合當時現實情況，《故里考》無難而非難，事載史冊，豈容抹殺。

三、“北山與黃頰山的混淆”的析

河津、稷山、新絳三縣東西并立于呂梁山南麓，包括萬榮、臨猗等縣在內，習慣的自來稱呂梁山為北山。遠古至今，群眾到呂梁山拉炭，誰也不說呂梁山或根本不知呂梁，而說到北山拉炭。因此，絕大多數群眾心目中只知有北山，而不知有呂梁。北山是俗稱，是以方位定名，在晉南大地上，相對的所謂南山，是指中條山，南北兩大山對峙，形成晉南盆地。

黃頰山是北山一部分的專稱，亦猶襄汾縣以方位定名，俗稱呂梁山為西山，而于西山中又有部分稱謂的狼尾山、崔家山一樣。河津北山，汾城西山是俗名的總稱，但不能因山的總稱而抹掉山的部分專稱，這不僅在晉南是如此，全國所有山脈莫不皆然，推而至于世界，山脈定名都不例外，因此王通、王績去黃頰山，說北山可，說黃頰山亦可，這是主支之分，絕不是什么混淆。

那么，北山在何處？

《故里考》指出兩個北山，根據《水經注》載：“華水出北山華谷。”華水華谷雖遠不可考，華谷華水所出自的北山，應該說迄今是存在的。不管北山的位置，在襄陵還是在更遠的地方。它的方位肯定是汾河以東，離太平縣遙迢的東北向，不然華水就不可能是“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汾”。這是要說明的第一座北山。《故里考》又載：“可見北山在襄陵之南，稷山之北。而河津卻在稷山之南。再從地圖上看，襄陵之南，稷山之北，確有一座山，現稱汾陽山。”這是繼第一座北山出現的第二座北山。

兩個北山，如墜五里霧中，難得捉摸。“北山和呂才筆下的北山并非偶而巧合。”請問巧合的北山，到底是華水出華谷的北山，還是襄陵之南，稷山之北的那個北山——汾陽山。抑是呂才筆下的北山，是雙關兩個北山？華水年湮日久不可考，華谷當可考，因為谷在山間，而此北山載自《水經注》，山可信谷亦可信。只是這座北山位置究竟在何處？尚難具體有證。況襄陵縣東部地區到浮山或臨汾兩縣毗連地帶向未聞有王通、王績的任何遺跡，那么這座北山縱謂存無疑，但于王績《游北山賦》的北山，則是風馬牛不相及。《故里考》作者憑空設想，“北山和呂才筆下的北山并非偶而巧合。”不知何所根據。難道呂才筆下真有北山字樣嗎？請重讀呂才《東皋子集序》，就知道“呂才筆下的北山”是虛構，“并非偶而巧合”，更是無中生有。

汾陰山是原太平縣境內較寬闊的丘陵地帶，古稱汾陽山，清光緒間改稱汾陰山。《太平縣志》字清句楚是這樣記載，太平縣地圖也標志的汾陰山，訪之附近村中群眾，則多稱為汾陰嶺。山也好，嶺也好，都有冠以滄陰二字，根本找不至也聽不到別有“北山”稱謂。為此，硬要把滄陽山稱之為北山，這個顯系《故里考》作者的杜撰，根據是“可見北山在襄陵之南，稷山之北”。只是“可見”這個詞來得太突兀。“可見”究竟承上啟下用詞，承上始能啟下，這里的“可見”究竟承的什么上，而使文理艱澀的轉為“可見北山在襄陵之南，稷山之北”。話無由來，極不適耳。退一步說，今天的汾陰山，在撰文者需要之際，右以隨心所欲稱之為北山。但在隋唐時代，汾陽山是沒有這種稱謂的，那么王績的《游北山賦》，題作《游汾陽山賦》名正言順，切合實際，為什么偏要題《游北山賦》？無北山之名，而以北山名賦，通道汾陰山稱之為北山，是始于王績名之乎？誰要不相信不妨提出史證。再說稷山（稷王山）是在稷山縣境內，位當西南，汾陰山是在太平縣境內，地處東北，中介新絳縣，遠隔百里，從《水經注》到近代地理學，兩山素無爪葛，為什么《故里考》卻偏要越過九原山，把稷山和汾陰山強作南北對稱的姊妹山。盡人皆知九原山的海拔雖低，畢竟是山，試翻閱襄汾地圖對照查看，九原山算有峰志，汾陰山則無，這一有一無，是山非山，真山假山，判然分明，九原山就是九原山，而汾陰山新近竟命名為北山，用意固良苦，徒貽大方笑。就實論之，汾陰山（汾陰嶺），在原太平縣城南十里，以縣城為中心，為全縣各個特殊地位定位，稱這為南山則可，稱之為北山則脫格，一般慣例，比縣皆然。于此我們應該對汾陰山的發展變化有個基本認識，明代以前特別是根據地《太平縣志·輿地類·山川門》詳細的介紹，中古隨唐時期，這里還停留在洪荒階段，人跡罕至，險性環生，即或偶一涉足，人身受威脅，安全無保障，高賢隱逸慕山坳之清幽，意在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而當時汾陽山恰恰沒這個條件，差距遙遠，王通、王績怎么能萌生濃趣，來這里游賞散心。以此情況對照王績《游北山賦》的豪興快致。“暮春三月，登于北山……。”爽籟發而清風生，煙光凝而暮山紫，神飛色舞，寵辱皆忘之景象，相去何啻以道里計，為此，可以斷言，王績的《游北山賦》的北山，不是太平縣的汾陰山，而是河津、稷山兩縣連界處的黃頰山，通稱北山，位呂梁山南麓，詳情見前述，不贅。

結末為進一步明確上述北山之所在，搞清河津縣位置是重要的，探討問題，必須以事實為依據，各取所需，抹滅歷史面目，有辱于學者的風度。虛構“北山和呂才筆下的北山并非偶而巧合”，自封汾陰山為北山，特別是“河津卻在稷山（稷王山）之南”句，分明是聰明裝糊涂，事出離奇，難安緘默。盡人皆知，新絳、稷山、河津三縣由東向西，并排而立，北界都有緊緊依著呂梁山，而稷王山位當稷山縣南端，與河津呈東南與西北之勢。稷王山之南，則是舊安邑今運城，按作者之意，把河津置于稷王山之南，王績《游北山賦》的北山，就不在河津了，連龍門山也不屬于河津，可嘆而復可笑。

四、“河水四繞的地理環境”析

《故里考》指出，萬王村“河水四繞，四面環水”。村北有兩條泉——彭村泉、綿泉；村西有一條泉——白波泉。

據《太平縣志·輿地類·水利門·建置類·村堡門》載：“彭村泉在縣東南五里，彭村溝邊，蘆葦叢生，村人利賴之。”泉的流量，僅村人能以利賴，足見其細微；“南固縣泉在城東十五里，其南、南賈新涌泉，舊有蘆葦，再先蓮池有防涉橋，臨汾橋（臨汾見乙巳志）又其南、坦泉、西南東毛泉，俱有橋，自固縣至此。流衍十數里，屢伏屢見，若斷若續，名曰綿泉。達于汾。”綿泉若斷若續，實際即若有若無，不足以言流量；“白波泉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永固村。”只字未提流量，其微細可和。

萬王杜在縣城南三十五里。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中有：“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身履其境，實地觀察，萬王村隔汾水東望曲沃縣南北封王村，全程僅三華里，汾東地勢高亢，汾西低平，汾東從河岸到封存王村約占全程的五分之三弱。汾西包括河槽到萬王村東懸崖下，占全程五分之二強。由此可知，亙古迄今，汾洪暴漲沖塌土方，汾西比汾東損失之大，不知要超若干倍蓰。當前萬王村東懸崖距汾河西岸，充其量四五百米，而隋唐后累代封建社會，一如既往對水土保持，向不重視，這樣萬王村東，峭壁直立，千余年來被汾洪刷去之土方，數字定相當驚人。這是說當隋唐之世，萬王村汾河西岸留存空地，條條綹綹，幾無能耕之田，村南汾灘，雖較寬闊，也缺少坦展的大塊土地，然則諸田何在，無異空談。

萬王村小耳，現有居民176戶，戶均以四口計，約700口人，而今全部耕地則是1480畝（也可能是1840畝），《故里考》作者認為“就現在實地考察，這種地理特點，仍然十分明顯。”未免崇尚虛玄，酷似編造神話小說。所謂“河水四繞，”河津通化（現屬萬榮縣）固然沒有這一地理特征。襄汾縣萬王村同樣不存在這種條件，就萬王村說：“河水四繞，”東瀕汾河，權當一面，其余彭村泉，遙隔卅里；西北部東毛村、中經續村、萬寧莊三四個村，相距二十里；最近的白波泉，越過姚村到達永固，其間也在十里外，無論諸泉水量細微，若有若無，既是流水潺潺，叮當不息，這與萬王村究有什么相干。數十里外小溪，中經若干村堡，這一情況的展現，要說萬王村是“河水四繞，四面環水”，儼然白晝囈語。

千年前，萬王村可能更小些，小則小矣，是萬王村，不是王通、王績家獨王村，獨王村土地屬獨家私有，萬王村土地則是多家所有，中古村封建社會的耕稼生產方式，原始簡陋，產量低微，祖居斯土之人眾，耕地過少，不足糊口，以萬王村現有全部土地，較之王績先人故田十五六頃，尚存逆差，其他村中多數居民所需之生產耕地，又當向何處企求。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中有“吾所居南渚”句，是其所居在水之南，而萬王村東瀕汾河，位水之西，部分在北，此一形勢，不管怎樣牽強，均無由稱之為南渚，然則“就現在實地考察，這種地理特點，仍然十分明顯”。正好說明書萬王村根本不存在“河水四繞，四面環水”之地理特征。同時萬王村也不可能有王績先人故田十五六頃，加以仲長先生結庵于此，“獨處卅載，非其力不食。”食其力必耕其田。田亦出自萬王村，這樣萬王村土地差數就更大了，這個實際問題，一經曝光，人多地少，不切實際，萬王村不是王績所居之南渚，不言而喻。

王績南渚居所，是否實有其地？回答是肯定的“有”。它不是龍門通化，也不是太平萬王村，而是龍門娥眉嶺東段一部之疏屬山。《山海經》載：“疏屬，山名，枕汾水，距縣城十里”。《河津縣志·古跡陵墓·表附》載：汾亭，在汾河南疏屬山。文中子鼓琴于此，王無功云：“吾家三兄于隋末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子之流也。”抗戰初期，汾亭猶存，亭下石琴臺一，面積長一米四五，寬七十，高六十，光潔潤滑，可鑒人影，疏屬山在現柴家鄉吳村境界內，正北隔汾河是吳家關、高家灣兩村，汾河由東向西，橫隔南北，灣曲而去，田野空曠，土地肥沃，可耕之地，何止百數十頃，在汾水折轉處，信步阡陌，河水縈繞，樂趣甚濃，而娥眉嶺恰是座南向北，名曰南渚，恰合實際。

在這里《故里考》作者又一次提出王通故里“汾陽”、“汾晉”、“河汾”等到代稱，說“萬王卻在汾水之北，可稱‘汾陽’”，實際太平縣汾陰山之南，至今還有東西“汾陽”兩個村，如萬王村可稱“汾陽”。當初縣定村名，就應把萬王村定為汾陽村，結果該定汾陽沒有定，不該定汾陽的定了。這是什么緣故？汾陽山改為汾陰山，是清《光緒版太平縣志》根據《省通志》改的，而當汾陽山位在汾水之北，《省通志》為什么偏要定汾陽山為汾陰山？是《省通志》不知汾陽山在太平縣的方位？還是《省通志》顧全大局，認為汾陽山改汾陰山切合實際？汾陽山在太平縣應屬特殊地貌之一，《省通志》尚毅然更改，萬王村有什么理由，可稱“汾陽”？至說萬王村又可稱“河汾”、“汾晉”、“汾陽”理由何在？再再，不敢茍同，且前所引《故里考》作者意見：但“河汾”、“汾晉”、“汾陽”只能證明王通故里在汾河流域，并不能證明在某一具體的地方，更不能證明在河津，為什么此處筆峰一轉，指出具體的地方是萬王村，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可謂策之下者也。

《太平縣志·藝文上類》載：陳維藩《重修書院碑記》中有：“昔文中子避居龍門洞，韜光匿采，不以仕進為榮，始則設教河津，繼則講學太平。”又儒學訓導閆士驤《重刊文中子中說序》中有：“太平龍門書院，文中子講學地也。邑東南萬王村，即古萬春鄉，其地有先生墳墓，或曰：先生本河津人，而設教于此。”這些記序，不僅載之于縣志，縣鏤石刻木，當時即公諸于眾。太平縣素稱書香勝地，不乏博通耆宿之士，何不挺身更正，以正視聽。實際其間奧秘，人人心照不宣，各逢默許。不欲言也不能言。

綜上所述種種事實與見解，王通故里在古龍門今河津，在通化，事證歷歷，彰彰明矣。草編這篇辨析，若鯁在喉，不吐不快，絕不存任何偏見或狹隘的地方意識，至謂附庸風雅，炫耀故里，耿耿愚誠，思想上根本無此設想。《故里考》作者開宗明義即指出：“王通故里在何處？許多學者及文獻，都說在山西河津縣。”這就說明了問題，王通故里說在山西河津的許多學者的近代文獻，執筆人究竟有幾人是河津籍的，又有幾人是通化村的。他們一無所為，只求以歷史的真實撰文餉世，確保歷史的真實。否則撰文者都不河津人，更不是通化人，卻都說王通故里在山西河津縣，竟無一人一文說在山西古太平今襄汾？厚于河津，薄于太平，原因頗費躊躇。再說王通、王績在他們遺文中，提到黃頰山、疏屬山，毫無疑義，實有其他，太平縣的黃頰山、疏屬山到底在何處？《故里考》作者自始自終避而不談，這就很值得人躬自深思。

王通故里訛傳數代，恕不同意，只是王通系有較大影響的歷史人物，當時經常在稷山、新絳、太平等縣講學、游歷，受有崇拜，爭而榮之，釀成后來不必要的誤解，倒是真情。

附：附一：拙著《王通故里考辨析》一文，在前言中，曾明白指出：“就管窺所知，針對性的闡發個人認識，題外見立，概不涉及，容當另文述之。”本文《王通故里正》之問世，即為履此若言，因而上述兩文，就整體意義上說，應視為前后照應的姊妹篇。

附二：光緒版《太平縣志·藝文類》載：該縣清道光年產儒學訓導閆士驤在重刊文中子《中說序》文內稱：“邑東南三十五里萬王村，即古之萬春鄉，其地有先生墳墓。”此處：“即古之萬春鄉”，是閆士驤引自《中說·事君篇》中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萬春鄉社，阮逸注：“所居鄉也……。”是知萬春鄉見于文字記載出處僅《中說》而已，征諸光緒版《太平縣志·建置·村堡》所載：“萬王村距縣三十五里，隋文中子祠、墓焉”并無“萬春鄉”字樣，據此，萬王村就是萬王村，閆士驤所謂“即古之萬春鄉”，純屬附會假托。

附三：因為通化村素無村史，隋唐前通化村名有說是霧林鎮，有說是北毋村，而薛收又說是萬春鄉甘澤里第，我們以為無論原村名是什么，無關重要，不必深究，關鍵是村名在唐代畢竟因為是王通故里而改為通化村的。

附四：王通書載有子三：王福郊（福獎）、王福祚、王福畤。通化村西二王墓，究竟埋的三兄弟強那二位則不詳。